整个大清王朝, 四川只有这一名状元!

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在全国各地开科取士一百多次，共有一百多名状元。而四川仅有一名状元，那就是骆成骧。

骆成骧，字公骕，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资州舒家桥七里沟。他的父亲名叫骆文廷。少年家贫，但勤奋好学。年幼之时，受教于父亲。九岁时，随父亲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他在书院发愤攻读，立志成才。曾撰写了一副对联自勉：“再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充分表明他在年幼时就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搏精神。

十四岁那年，骆成骧应州试，以岁试第一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由于博学精思，深为该院主讲著名经学大家王壬秋先生所器重。但接连参加三次乡试都落榜。光绪十五年（1889年），骆成骧在四川以第三名经魁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骆成骧又会试得中，接着参加殿试，时年三十岁。

在那场殿试中，光绪皇帝亲自出了四道试题。文章一开始，骆成骧就写到“臣闻殷忧所以启圣，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灾，直言所以竭忠，故诤臣不避斧钺之罪......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死之日也，何敢拘牵常格，而不为我陛下陈之。”提出要打破常规，提出真知灼见。

第一题是“为何开国之初兵额少而愈强，承平之后兵额多而愈弱？”

骆成骧在殿试策中答道：“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而实行法之难也。”隐约点出了光绪帝这个“承平之君”无法亲政的隐痛，批评了机构臃肿和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诸多弊病。

第二题是“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

骆成骧答道：“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

第三题问的是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

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实则隐约沉痛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地败坏风气，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

第四题专门讨论水利与农业问题。

骆成骧总结了历代治水的成败得失，提出了在华北平原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以减少“转运之维艰”地战略思想。在最后他还强调“自强之计”是必作、可作、能作。只要光绪皇帝“怀必行之法，悬必行之赏”，定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

这篇《殿试策》全文不足两千字，却引经据典，十分贴切地引用了《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诸多名篇的先哲思想和言论，足见其涉猎之广泛、学识之渊博。在行文布局上，他层次分明，前后呼应，条分缕析，言词恳切，始终洋溢着为国分忧，变法图强的时代气息。

当时殿试的主考官要在各阅试卷中要推荐一本先定十名次序，然后进呈皇帝御览，才最终决定前十名特被是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名次。骆成骧有胆有识而且条理清晰的《殿试策》，征服了副考官李若农，他认为应该判为第一。主考官徐桐以骆成骧字写得不好为由，将其排在了第三名探花的位置。

第二天，光绪皇帝监朝，徐桐将前十名荐卷呈上。光绪看完第一、二本都默不作声，看第三本时立刻被骆成骧那长篇策对所打动。光绪认为骆成骧的策论不但符合“祖制”，又势在必行，当即“钦定第一”。如此骆成骧就成为清朝四川的首位状元，也是清朝四川的最后一位状元。

高中状元后，罗成骧把精力放在教育上，在许多地方都曾任过教。纵观其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可谓是一位为国家社稷尽心尽责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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