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社会出柜的教授：站在同志问题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第618位讲者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一刻讲者

目前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任社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聚焦当代中国城市“同志”社群，目前已出版 2 本专著、中英文同行评审期刊论文 20 余篇。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不断拓宽了同志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而包括微博和同志交友软件在内的互联网技术革命也加速了同志的自我身份认同。

我是一刻talks 讲者魏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从他们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

我想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 70 后的同志，或者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 60 后末期的甚至年轻一点的 80 后初期的同志朋友们，可能对《他们的世界》都不会陌生，这本书由李银河老师和她故去的丈夫王小波共同完成，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同志研究的一个开山之作。

这些年来，我认识很多同志朋友，包括我自己采访的一些受访者，他们都会跟我讲述，他们和这本书有趣的故事。这里我想分享一则故事，是来自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我亲爱的伴侣，他的故事。

他应该是先知先觉，高中的时候就是爱读书的好学生。有一次他在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书，他很想买，但是又不敢买。最后想来想去，干脆买了一大堆书，把这本书插在里面，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带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看完了以后，又碰见麻烦事，怎么处理这本书呢？藏哪呢？就东藏西藏到处藏，那些年一直在琢磨怎么藏这本书。直到他有一天工作了，他有次出差，就把这本书带到了酒店，然后就把它给遗弃在那个酒店里面了。所以他的藏书问题解决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以后，他有没有后悔。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可见这本书和中国同志有着不同意义的关联。

李银河《他们的世界》

李银河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她的研究帮助我很多。这些年来，我们在很多场合一起开会，一起交流。李银河老师的书是写作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那个年代和今天的生活很不一样。比如没有互联网，互联网是深刻地改变了今天的同志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个时候还没有同志的说法，作为一个称谓，作为一个身份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

李银河老师的书，对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其实是它的题目，叫《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在一方面是学者试图以一个客观的标准，去再现这个群体。但是这个「他们」在我读起来，也有一个他者意识，一个边缘的歧视的，受到排斥的他者意识。是否有意识地这个作者也希望能够去拉开和这个群体的距离？

同性恋研究的过去在这一百年的历史，其实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迁。从传统的阶段，现代的阶段，到后现代的阶段。传统的阶段，所有的关于同性恋的研究，都是一些所谓假定的异性恋者，他们带着客观的眼睛来看这个群体，那个时候肯定要找一个受访者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他们只能到哪里去找？精神病院，或者是在监狱里面，那个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什么导致了同性恋？同性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从研究的政治来说，是个非常传统而保守的研究政治，他的目标就是为控制这个人群。

到了二战以后，同性恋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现代阶段，而这个阶段，很多的研究者，甚至可以说李银河老师。在那个阶段，还没有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他们主要的研究的问题是，公开身份的同志的个人的故事和经历。这时候研究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作为民主的力量，是有赋权的特点，为这个群体赋权。

到 90 年代以后，同性恋研究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阶段，这时候所有的同志的研究者，都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基本上从这个领域中退出了。这时候他们的关注的话题也是更加广泛，更加关注本土的经验和差异，话题也是超出了同性恋议题本身，扩展到其它的领域，比如说文学、家庭、经济、教育等等。所以李银河老师，其实是那个时代，她的研究是打上那个时代的特点的。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说以后我要写一本书是不同的，我要写「我们的世界」，从一个同性恋者的立场，把我的经验、视角和立场带进来，那这就是现在这本书。

这本书和李银河老师的书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这本书里不试图去掩藏我自己的同志的身份。这个书出来了以后，我记得有我的学生和读者，给我写信说，「魏老师，这本书有三个地方，直接或者间接谈到了他就是同志。」我说「这就是我需要达到的效果。」这个书最后出版，虽然我以前就出柜了，但是它出版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出柜了。

第二个很大的差别，李银河老师的书中谈到，什么导致了同志，什么导致了同性恋。而在我的书中，这个问题根本不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合法的事实进行辩护，我讲的是发生了什么。第三个差别，是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我就觉得我和李银河老师书也有些差别，比如说李银河老师书也谈到很多同志的这种同性恋的亲密关系，但是在她谈的时候，她依然是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异性恋的框架下，同性恋的关系，只能叫做同性恋的外遇，在我们成都叫「搅人」，这个词很有意思。

但是在我的研究中，认为同志亲密关系，同性恋的这种家庭，他们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是独立的合法的、稳定的，这个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一点特别想讲的，当时这个研究是在成都做，从 2004 年 12 月份开始，在成都做了八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然后回到美国以后。我记得很清楚，从 2006 年 1 月 1 日到 4 月 30 日，整整四个月，一气呵成把十几万字的英文博士论文就写出来了。写出来后，马上提交去学校，也都没做任何修改，就是一个杰出的博士论文，所以我非常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牛的事情之一。

但我今天读起来，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可能还是不够严谨，可能还是有纰漏、瑕疵，但是有一点，到今天我读起来，它的那样种 spirit ，它那种精神，我依然觉得很振奋，很能够打动我。很多的读者在豆瓣上给我的留言中都谈到了这个 spirit ，最重要的就表现在这个书的书名叫《公开》。

一个出版社已经看中这本书，也愿意出版它，但当时这个编辑给我提出来，「魏老师你能不能考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公开》这个题目实在太过，咄咄逼人，这不符合社会主流对同性恋的想象。」当时我很坚持，我说「这个题目不能改，因为我的 spirit 就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很开心，在 2012 年上海三联书店把这本书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知道好像就是不到半年之内，这个书就销售一空，现在网上也买不到了，只有我们家还有二三十本。

所以这个《公开》，不光是个题目，在这个书中，我也试图去呈现一个逐步推进的三层的含义:

第一个是公开一个被边缘的，被污名化的性别身份。当然我是身先士卒，我首先就公开了，我的很多访谈对象，也在这个过程中，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第二个是寻求和拓展同性恋的同志的公共空间。以前我们对同性恋想象都是在阴暗的角落、小树林，比如说野山坡，上北京的牡丹园，或者是公园，东单公园，或者是公厕，大家都有想象。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书中，我要再现一个新的阳光下的同志空间，比如说酒吧，运动会，健身房，甚至最后同志组织。

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参与公众领域，和公民社会的构建。我们要参与一些话题的讨论，包括同性恋话题。以前我们只是被研究者、被代言、被阐释的对象，但今天不行，我们要主动发生，我们要做自己的专家，这就是我当时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

后来也很开心，我这个博士论文其实也 define ，就界定了我的学术生涯。回国十年后，先在上海大学，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也一直在推动这个同志的议题的教育和研究。学校也给我了很多空间，可以做很多讲座，我也开相关的课程，例如酷儿文化，基本上就是个讲同性恋的课程，也很受欢迎，每次都有 80 个学生选修，还有很多的同学旁听。

在这些年中，让我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是两个毕业论文的致谢。这是我今年毕业的两个本科生，他们的毕业论文中的致谢。

这两个学生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一年级才进学校的时候就来找我，就跟我出柜。我说「啊，我对新一代的同志真的是要刮目相看。」现在他们都成长得非常好。其中一位同学，他马上会到印第安大学去学习性别和性，那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 University 。另外一个学生也是在做积极的准备，参与了很多的同志研究，以后也是准备出国深造，我对他们非常骄傲。

我最开心的是他们在致谢的最后，都对自己的同性爱人表达了谢意。我觉得这个恩爱秀得真是太美，太棒太好了。后来我跟他们讲，这才是今天的同志青年，同志大学生应该享受的生活，活在阳光下，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玩，好好爱。所以我是非常的开心，我为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新的研究是希望以酷读的这个方式，来重新理解同志的经历。我特别所用的一个策略就叫酷化，什么叫酷化呢？就是面对异性恋假设的主导的思维观念，法律体系，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研究策略就是将性少数人群的视角和经验，引入主流研究问题，从而推动更具批判性和更具活力的学术生产。

我们以前讲同性恋者是边缘人群，他们的经验对主流人群有启发吗？第一个例子，同性恋和创意城市，今天城市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吸引人才，那什么样的城市容易吸引人才呢？特别是对今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创意人才，就是那种从事设计、建筑，包括IT这些领域的以想法，以 idea 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才。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城市中，如果这个城市对同性恋越加包容，同性恋在这个城市中生活得越开心，那么往往这个城市，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更大。她特地编制出一个指数，叫同性恋指数，用这个指数去衡量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和这城市的创意阶层，以及和城市的活力，成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旧金山、纽约，或者西雅图、洛杉矶这种城市都在这个榜单上名列前茅。

今天的中国上海，当然是一个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在过去一个礼拜，上海骄傲节刚刚落幕，其实这已经是第九届了。当然，上海同志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至少这一点表明了，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所以说这也难怪，这个骄傲周可以在上海举行这么多年。所以同性恋和城市，在这里面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连接，而这个连接不光是对同性恋有意义，这是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政府制定决策也有意义。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关于家庭事件。今天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关于养老的问题，老了谁来照料？这不光政府关心，老百姓也关心。但是同志人群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贡献呢？

很多同性恋亲友会的照片，都是一些为他们的同志子女进行摇旗呐喊的同志父母们。很多年前，有个母亲让我印象深刻，她有自己的一个同性恋儿子，在以前看来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不光是说没有面子，也意味着没有孙子。这个事怎么办呢？当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感谢她的同性恋儿子，因为他为她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为什么呢？她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会上网，而同性恋的信息全是在平面媒体上。如果我要了解相关的信息，我只有去上网。所以就是因为我儿子是同性恋，我学会了上网，后来我学会了写博客，再后来我学会了发微博，到最后，我成为参与同志公益，我来做一个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在我年华即将老去的时候，我忽然找到新的生命意义。」她现在活得很骄傲，很开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启发。中国的父母往往是他的后半生，他就围绕他的孩子转了。而对这个父母来说，可能抱孙子不可及了，她就要想方设法去找寻新的生命意义。我觉得这种对新的生命意义的找寻，对今天这个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不光对同性恋的父母来说，对同性恋本身也是这样。

从「他们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中国过去这三十年，在同性恋的议题上面，同志的生存环境上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波折还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在同志议题上面，我今天特别选的T恤衫来作为我演讲的道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说在同志问题上，一定要选择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正确的一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