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三千事: 明代人们如何通信? 书信来往长达60天?

人们的活动使彼此间保持联系成为必要。早在明代以前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写信互相问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书信发挥着今天和学术刊物的作用。当时人们书信来往极为频繁。

明代学者和地图专家罗洪先（1504-1564）这样描述他与王畿（1498-1583）间的长期通信往来：“九年书札往覆大段。”明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对此我们现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时是由仆人递送的，但是远距离的人工递送毕竟不是那么实际可行。通常远距离的书信都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捎送，当然最好是亲友，而不是专门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费用把信交给来往的商人、执行公务的衙役、驿卒或是官府信差帮着带送。按规定官府信差和驿卒是不允许携带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运河上的官役传功不可避免地在小规模的船货中夹带私人物品一样，官府的驿传服务制度也同样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递。

从下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是运用怎样的策略保证信件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两个例子来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庄臣元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个商业城镇——南浔镇上一个江南士绅家庭。1603年他经过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忧归乡。他的内容庞杂的作品，今有抄本传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季间在京期间写给儿子的信。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书信的往来并不是像庄氏希望的那样可以按时送到收信者手里。庄元臣从北京发出的第一封信写于1603年六月十五日，信上说他住在崇文门外的阿弥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的张管家转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说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儿子七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紧接着写于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他已托张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问是否已经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来速度突然慢下来了，好长时间庄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来一下子收到三封，这三封新分别写于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速度再次变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忧心忡忡地问，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后再也没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写信时，诉说他的四个同乡都收到了家书，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个进京的朋友捎来的，写于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时候才到达北京）。

这位张管家看起来像是吴忠赓家的商务经理人，他的工作包括替主人（及主人的同乡）收发信件。很可能信是张管家委托旅行的商人捎走的，尽管这一点在庄氏的心中并未明确说到。庄元臣表示，除了张管家之外，他还依赖过别的送信途径，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委托他的同窗的仆人捎回家去。与送信者的个人关系是使庄到北京，给三到五钱银子较为妥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他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把信交给不认识的人捎带。遗憾的是，庄氏没有接着说到第怎么样的人算是不认识的人：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人？旅行的商人？官府信差？还是商业性信使？更有名的徐光启（1562-1633）在庄元臣之后不久寓居北京。他给上海家中儿子写的信向我们揭示了有关明代通信业发展的更进一步时细节材料。

上面的庄元臣是根据每封信的日期来掌握信的收发情况的；与他不同，徐光启和儿子将每封信都按年编了号，以便随时了解哪封信收到了、哪封信没收到。他在1607年春天的一封家书中说：“二十三号也到了，去年只二十七号未到。”1615年（或者可能是1616年）夏他写道：“旧年书并今年四号以前书都到京矣，但三月以后更无得。”1616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信中说：“傅官人家人回，寄去十九号书必到矣。”关于受托送信的人，他只提到过朋友的仆人。由于不是像庄元臣那样有某人的管家热忱相助，而是要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正好要去南方代为携带，所以徐光启的信看起来不如庄元臣的有规律，也不够准时。关于此，徐光启在1616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告诉儿子，“时时觅便信寄书来，至嘱至嘱”。在信中，许氏还经常提到捎物品而不仅仅是寄信。他靠儿子从上海的农庄寄粮食和其他物品生活，曾在1606年秋嘱咐儿子“明春还要在布船上寄些米粮杂物来”。1617年春，他又追问“家中水路寄来是何物？寄与谁人？”他怀疑船运是否安全，接着写道：“如何全不写来？至可叹也。”尽管如此，通过船运从上海寄粮食到北京来维持一家人在京城的生活是足够可靠的；而且比在北京市场上买还便宜，虽然要花去几两银子做托运之旅。 徐氏多次提到通过商业渠道寄钱——这反映出他对银价波动的敏感。1611年他向儿子透露：“会票亦到，又恐王银比是京钿，故且未去取。”可以断定：到1616年，货币市场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今寄票回，索来可与石交伯家用。”明代远距离钱币汇兑的费用视距离远近而定，从数钱到数两（银子）不等。到明后期钱币汇总服务至少在北京和江南的县治城市间是存在的，或许还包括其他地方。

直到17世纪60年代，从北京发送私人邮件的第一家商业机构首次取得了专业性称谓，这就是“报坊”，一个新闻发行机构。伴之而生的肯定有商业性新闻出版和商业性书信投递，因为这个报坊不仅要编辑新闻报纸，而且还要把这些报纸运送到各省城售卖。将信件的投递和新闻的定期发送合二为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这以后不久的17世纪，专门处理邮件的“票号”出现了。在这以前商业性邮政服务或许早就有了，但都还是作为其他商业性服务的附庸出现的。

在繁忙的江南地区，商业性邮政服务的最早出现也是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的。1663年杭州出版的一本优秀书信集刊登了出版商的一则征稿启事：要求读者将写得好的书信寄给发起出版书信续集的某书坊。后来这本书信续集在1667-1668年间顺利出版了。在1668年的续集中，收入了一封一位女画家写给一位女性诗集编辑人的信，建议成立一个由有共同兴趣互相邮寄诗作就可以了。出版于1672年的一本诗歌集的序言中有一则类似的通过邮政征稿的其实。编者宣布计划出版第二本诗歌集，希望读者们将他们的诗稿邮递到台州他的家中或所列分布在扬州、北京、南京的四个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六年后，第二本诗歌出版了。在另一本出版于1689年的商业性女性诗歌集中，编辑们向来自六个遥远的不同省份的作者表示谢意，感谢她们从天涯海角赐寄诗稿至出版处。江南的商业邮政网络不仅寄信，而且还寄包裹。住在扬州的一个1588年（万历十六年）的进士在传记中记载，浙江（很可能是杭州）的一个朋友送给他满满一“敝书笥”的书要他代为保管。他将书箱搁置一旁，没有仔细查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当他浙江的朋友于十年后谢世时，住在扬州的他将书箱通过船运寄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打开了箱子一看，发现箱底藏着500两银子。传记作者并没有说书箱是由谁、又是怎样运寄到杭州去的。大概他和他的读者们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他们应该非常熟悉如何将一箱子书从扬州船运寄到杭州，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对当时的邮寄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