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义教继任之后，满济在政治权力的中枢越发发挥重要作用，堪称将军的最高政治顾问，因而也被叫做“黑衣宰相”。同年，满济成为“准后”（即“享受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待遇”，可以说是“正国级干部”）。
满济像（醍醐寺藏） 资料图
在日本京都府伏见区的山麓有一座古寺，寺藏国宝文物69419件，重要文物6522件，其他未指定文物十五万件。其中还有经典、圣教、典籍、记录、文书等文献资料八百箱共十万件。这个佛教文化的宝库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醍醐寺，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
5月11日起，上海博物馆将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日本醍醐寺展，在上海的展览结束后，相关展品还将飞赴西安设展。醍醐寺在日本国内开展都并不多，走出国门也仅仅是第二次而已。醍醐寺藏有丰富的佛像、佛画、文献资料，作为真言密教寺院，与中国的佛教文物有着诸多差异。醍醐寺为何能够传承如此多的寺宝？这些文物对于真言密教的传承而言有何意义？
“嫡流”由寺宝决定
日本密教自空海入唐修学归国以来，在大约我国北宋时，密教凭借其“护国佛教”的特征得以占据了佛教的主流地位。其中又以空海以下真言密教（东密）与圆仁、圆珍的天台密教（台密）为主流。密教传承不能通过多人授课的方式完成，往往需要师父与弟子之间一对一面对面的秘密传授。伴随着传法的过程，相应的典籍、抄物、法器、口诀也被同时传授。这样的一对一传法代代进行下去，就产生了封闭式的“法流”。
真言密教在平安中期产生了小野、广泽二流，二者又在此后进一步细分。醍醐寺就是小野流传承的中心。而伴随着传法而代代传承下去的，就是真言宗传承的载体：佛像、曼荼罗、法器、仪轨、抄物、问答记、作法、讲式、口诀等等——也就是本文开头的寺宝中最重要的部分。佛像、佛画、法器、经籍、文书以外的文献资料，被称为“圣教”。“圣教”在寺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其中众多的重宝，长期以来被禁止带出。它们既是上千年以来寺院修学成果的积累，也是打开醍醐寺历史的一把钥匙。
在醍醐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流，就是诞生于寺内三宝院（醍醐寺一个下属的“院”）的三宝院流。在镰仓时代中期以后，三宝院流发生分裂，其中的一支，叫做报恩院流（报恩院也是醍醐寺的一个“院”）。报恩院流原本并不是“嫡流”（也就是“嫡传”，或者说“正统”），但是它的创始人宪深在担任座主（相当于住持）期间将三宝院的重要佛像、曼荼罗、圣教悉数搬到了自己所在的报恩院，于是掌握这些珍贵“寺宝”的报恩院流后来居上，被视为“嫡流”。可见，这些寺宝在法流传承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是不是“嫡流”竟然是被这些寺宝所决定的。
室町时代最著名的醍醐寺座主、三宝院院主满济（1378-1435），原本并非报恩院流出身，却最终得以拜入报恩院流门下。满济在担任座主期间，大力搜集失散的圣教，并亲自抄写珍贵圣教。被他费尽心思抄写的，几乎全是报恩院流的圣教。不仅如此，满济还创立了一个名为“圣教披览”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满济专门挑出报恩院流祖师的著述阅览。满济对于“嫡流”报恩院流圣教的执著可见一斑。
学者藤井雅子指出，满济之所以如此热心，正是因为他并非“根正苗红”的报恩院流出身。即便他已经身居醍醐寺的权力顶点，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才是正统。而能证明他“嫡流”身份的，就是这些代代相传的寺宝和圣教。这就是醍醐寺的寺宝和圣教能够被珍视、被传承至今的最大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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