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租车到底咋了？公司说亏损，司机、乘客都抱怨，

出租车公司抱怨亏损，司机抱怨每月赚不了多少钱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乘客抱怨特殊时段打车难……上海出租车行业陷入“困境”已成不争事实，诸多现实矛盾越来越明显。如何从根本上平衡企业、司机、乘客的利益，有媒体直言，上海的出租车行业该是时候痛下决心改革了。

出租车公司说亏损

据了解，自2010年强生控股收购巴士出租之后，上海市出租车业呈现寡头垄断的格局，竞争格局保持相对稳定，70%以上的市场份额由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大出租汽车公司占据，其中，上海强生出租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但是，就是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强生出租公司出现了亏损。

最近，强生出租公司公布了《2016年度成本规制单车利润情况表》，该表显示，2016年，强生出租公司经营净利润-6251万元、单车净利润-461元/月，首度出现了亏损。据透露，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用于驾驶员工资、奖励、补贴的费用由2015年775元/车/月上升到2016年1318元/车/月。

而在去年，强生就公布上半年出租汽车营收，仅为5.6亿元，同比下跌2.71%;毛利率更是同比大跌10.38%，仅为1.82%。按照当时预测，即便全年能实现盈利，距离亏损也已不远。事实上，早在2015年，强生控股年报中披露旗下6家经营“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子公司，也有3家已经出现了亏损。

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毛利率已经为负，那么其他几家公司的日子可想而知。据本媒体之前报道，针对强生亏损，上海几大出租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也都表示，自己企业如果晒“账本”，情况将与强生出租车公司差不多，即使没有亏损也是濒临亏损，经营压力较大。

司机抱怨钱很难赚

出租车公司说亏损，出租车司机也有一肚子的“苦水”，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拥堵的交通状况以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钱很难赚”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的口头禅。

王师傅开了4年多强生出租车，“现在开出租车根本赚不到钱，基本维持下生活。”王师傅抱怨自己从早上5点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工作十多个小时最多也就700元左右，再扣除每天上交的份子钱、油钱以及一些吃饭花销，净收入最多也在400元左右。

王师傅表示，这还是在运气好的时候，而目前，网约车以及共享单车的兴起，让出租车的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出租车一般赚钱的是在靠短距离和长距离，现在短距离大家基本都是骑摩拜，基本减少了1/4的生意，我们车型太老，长距离都是叫专车。现在，开出租车的司机没生意的多。”

今年30多岁的王师傅，算是上海比较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我们公司40岁以下的司机，一只手也数的过来，又累又不好赚钱，现在年轻人谁还来开出租车，再加上上海出租车公司不扩招外地人，恐怕到后面根本没人开出租车了。”

乘客抱怨打车难

出租车司机越来越少，造成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上海“打车难”的问题普遍显现。据之前媒体接连报道，出租车空车不停，高峰时段成倍加价，似乎已成常态。尤其是在城市偏远地区、拥堵路段以及早晚高峰时段等这几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说是“一车难求”。

日前，有上海媒体街头随机采访市民，“越是在医院门口，越是需要打车的老人，越是打不到车。”一位市民直言很多司机空车都不停。“高峰时，空车很少，有空车也不停。”有市民更是抱怨，“起步费已经是全国最高，为何依然那么困难?”

另外，此前报道过关于上海虹桥站、浦东机场等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打车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引起市民普遍抱怨。5月7日，记者晚上23点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出租车乘客大排长龙，等待时间基本不下于1个小时。

一位市民在微博上表示，乘坐高铁，抵达上海虹桥，一个小时都坐不上出租车，“因为出租不跑短途，或者给个满意的价才可以。僵持不下，只得认输，国际化大都市牛气冲天啊!”一位市民直接怒气爆粗口：“设计运行虹桥打车管理体系的人可能瓦塔了。”

如何根治出租车行业病症?

曾几何时，上海出租车被视为这个城市一张靓丽的“名片”，如今却众之矢的。之前，杭州某媒体也大篇幅刊发一篇名为《在上海乘出租车很“难”》的文章，直言指出随着上海城市规模和人口总量的不断扩大，“打车难”的问题日益严重。

日前，上海某媒体也持续多日刊发的《找回失落的“出租车名片”》系列报道，不少市民、出租车从业人员，都对现今的出租车行业现状忧心忡忡。尽管当下，上海出租车行业也在逐渐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更应该痛下决心。

如何根治出租车行业病症?一些行业人士认为，出租车行业应该在总量控制机制，建立行业统一调度平台，在市场和公益间找到合理运价，信息共享等方面进行努力。“要把出租车这张名片‘捡’回来，必须坚持四个一流：一流车辆，一流调度系统，一流收费系统，一流驾驶员队伍。”大众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国平曾表示。

在网信盾互联网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周健看来，说白了，主要是要协调好政府、出租车公司、司机师傅、乘客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于政策的开放，比如说，如果政策允许，适时有条件地试点开放非沪籍劳动力，也是最直接有效的缓解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依据政策，从根本上平衡企业、司机、乘客之间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