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贸易大棒高悬 中国有能力对抗贸易摩擦吗?

网易研究局NO.078

作者|张梅

导读：面对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中国不妨从以下方面找出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市场潜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切实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为企业投资生产营造良好环境。

近日，特朗普的贸易大棒在很多国家头顶上徘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将钢铁、铝、汽车、飞机、造船和半导体等六大行业列为其贸易政策议程的关键行业。若美国发起贸易保护战，中国有能力对抗贸易摩擦吗？

为何“中枪”的是这些行业？

中美作为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贸易摩擦可谓家常便饭。贸易保护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核等，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是双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行为分析》中，总结了2005-201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行业分布规律：

1、全球性产能过剩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比如钢铁、太阳能光伏等。对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产能时，出口成为解决过剩产能的重要渠道，而低价是判定倾销行为的要素之一；对美国企业来说，保护国内市场也是缓解自身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途径。

2、 美国本土失业严重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如钢铁、化工、纺织等。增加就业是美国对华进行反倾销诉讼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3、 集中程度高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从美方对华反倾销诉讼行业分布观察，寡头垄断行业容易成为重灾区。

循着这一逻辑进行梳理，钢铁、铝业、汽车、飞机、造船和半导体行业等在美国都属于高集中度的行业，也就容易滋生贸易保护。

中美之间是何种贸易关系？

在特朗普总统竞选过程中，屡次提到中美的贸易纠葛，甚至扬言要对中国的对美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请看具体分析:

*指标1：贸易结合度

这可借助于贸易结合度指数进行分析，该指数表征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可以印证一国消费市场对另一国供给市场的依赖程度。以1为临界值，如果该指数大于1，表明两国贸易联系紧密，反之亦然。

东北证券宏观分析师陈亚龙等测算了2011-2015年中美贸易结合度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均高于1的临界值，但逐步小幅下降，这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转移的长期趋势吻合。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均小于1，但指数趋势非常平稳。

可以说，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更旺盛，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明显较小，表明中国对美国商品需求相对较小，当然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了美国限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被动因素，但这并不改变两国货物交换的依赖关系比较结果 。

*指标2：贸易结构互补性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亿美元。

从上图可知，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运输设备（波音飞机等）、含油作物（大豆等）、车辆、机械设备和高端仪器等。美国从中国主要进口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服装和家具等中低端消费品和日常用品。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是金融、知识产权、信息和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大国。可以说，中美两国商品贸易存在着较强的互补关系。

贸易保护如何影响中美经济?

贸易谈判、反倾销等措施最终影响可能都会反映在进口价格上，与关税类似。中金公司分析师梁红在《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中， 以美国平均进口关税提高5个百分点作为基准评估了贸易保护的影响，具体如下：

短期内，将推高美国GDP增速0.12个百分点、通胀>0.24个点以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79个点；压低世界GDP增速>0.0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GDP增速或受直接影响>0.07个百分点。

因此， 贸易保护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要大于其增长意义。在对直接影响的简单量化分析之外，一些中长期影响也值得关注：

1、贸易保护的短期影响或大于其中长期影响。拉长时间视角看，世界其他经济体因美国提高关税导致的GDP增速下滑，反过来会降低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拖累美国的出口和GDP增速。同时，贸易伙伴很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报复措施，进一步打击美国出口。

2、贸易保护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应大于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贸易保护对通胀和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可能更快、更显著地通过预期效应反映在汇率、利率等资产价格上。

3、贸易保护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影响可能大于对中国的影响。美国严厉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对中国出口品产业链上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产生较大影响，尤其那些出口依赖度高、产业结构单一、内需不足的小型经济体更可能被“错杀”。

中国有能力对抗贸易摩擦吗？

无论特朗普最后是否对中国商品采取严苛的关税政策，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美国新政府的重要关注点。近年来，尽管中国实际汇率大幅升值，但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仍在不断攀升，潜在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

东北证券分析师陈亚龙在《贸易保护逆周期 中方有能力对抗可能的摩擦》中指出，假设未来反倾销的摩擦增加，中方筹码多于美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数据对比：发起数、败诉率、惩罚税率。案例数对比上美方是中方的三倍，不仅如此，反倾销措施持续时间上美方也长于中方。更为直观的比较是平均惩罚税率的比较：1999-2014年，美国对中国平均征收106.3%的反倾销税，同时平均征收98.2%的反补贴税。反之，中国对美国只征收43.5%的反倾销税，并且不同时征收反补贴税。此外，2001-2012年，中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败诉率22%，低于美国的45.9%。

此外，美国波音飞机、大豆、集成电路等商品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非常高。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增加关税、反倾销调查等），美国这些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同时，中国也可提高相关出口补贴以部分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

面对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中国不妨从以下方面找出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市场潜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切实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为企业投资生产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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