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看看15年前朱镕基与索罗斯的对话

2001年9月17日，国家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乔治·索罗斯。从如今形势的角度回顾当时两位大佬的对话，笔者认为应该引起国人的反思。

当时正值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索罗斯经蒙古飞抵中国后，朱镕基总理与索罗斯在短暂寒暄后，先讨论了一些关于恐怖袭击对美国的影响。看点是，随后两位大佬讨论了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朱镕基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 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问，“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镕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镕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我们每年4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从两位大佬的精彩对话中可以看出，2001年的中国就已经隐藏了造成如今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贫富差距巨大、城乡矛盾突出、国企制度腐旧、银行还账高企、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力、金融人才匮乏等问题。显然，2001年的中国政府是已经意识到问题并且真正想要改变当时的窘境。但是，时隔15年，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事到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形势倒逼改革的地步。

索罗斯对于朱镕基总理的提问，所给出的建议也是其倾囊所授。有些甚至就是如今国内改革的缩影。

作为金融界的大师，索罗斯对于中国的建议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笔者把索罗斯的建议归纳总结一下：

*建立信托基金分管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并且对社保基金和养老金进行分割，允许个人自由选择迫使基金之间互相竞争，优化基金质量（利用竞争施压基金经理提高产品质量）

*先加强国内金融实力后开放金融市场（战略步骤）

*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股市、债市（优化市场）

*养老金由机构自由运作，政府只监督其结果，不对过程干预（杜绝外行指挥内行的荒唐现象）

*发展内部银行体系解决坏账问题（加强监管）

*信息透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建立合资企业，利用高薪吸引人才（抢夺人才）

索罗斯的这些建议怎么看都没有一条是带有恶意的。而且，这些建议本身大部分都是真正对中国有益的建设性建议。正如笔者昨日发文“

中国官媒阵脚大乱 索罗斯仅仅说了几句话”中提到的，了解索罗斯的人应该都知道，索罗斯在投资时是非常客观、冷静，不夹杂个人感情的，他的副手曾对评价他是“客观到可怕”。索罗斯做投资一向对事不对人，以道德感情、民族情怀去评判投资行为本身就是外行的表现。

中国国内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十分稀缺，真正的高质量人才早就被高盛、摩根、瑞银、KKR等国际金融大鳄用高薪及绿卡笼络走。因此，在股灾救市、政策调控以及人民币保卫战中才会出现明显的人才荒。

以上问题，如果在2001年就开始着手改革的话，想必也不用沦落到要形势倒逼改革的地步。这15年间，难道不正是中国所失去的15年改革黄金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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