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之死：中国商人何时走出3800年的宿命

秦朔／文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一个商人的故事，他叫王亥。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之所以要写他，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

服牛乘马，以利天下

王亥是谁？要从中国最早的朝代说起。

中国的朝代可上溯到夏商周。商汤灭夏桀，是为商朝之始。但实际上，不是夏结束了才有商，商本就是夏的一个部落，商的始祖叫契，他和虞、舜、禹生活在同一时期。由契到汤，共十四世，这一段是“先商”时期。契的第六世孙叫亥，后人以“王”尊称他，所以叫王亥。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的关键人物。

王亥做过哪些大事呢？简略地说，是两件。

第一件是饲养家畜，驯养牛马。郭沫若《中国史稿》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相土是契的孙子，他发明了马车，给马戴上马笼头，加以训练，让马拉车驮物，原是游牧部落的商族也从西北迁徙到中原一带。到了王亥的时代，光是用马拉车、运货、作战远远不够，而且西北草原的马也不适应中原气候，死的很多，人们又要手提肩扛货物。王亥用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办法驯服了野牛这一庞然大物，并用牛代替马拉车，还发明了双辕牛车，不仅帮助商成为“车轮上的部落”，克服地域障碍，迁徙到宜居之地，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牧结合，使部落大为兴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逐步得到扩大。王亥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胡厚宣等，《殷商史》）

今天我们都明白蒸汽机、电、互联网的作用，在王亥那个时代，他对牛的驯养和牛车的发明，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牛马都被驯服，成为运输工具，这大大便利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商人来了，商人来了”

王亥做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商贸活动。

当商部落的粮食、家禽、造的工具多了以后，除本族人用之外，还有不少剩余。王亥就从剩余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放在其他氏族部落常去的旷野。隔几日再去看，发现物品已被取走，其他部落的物品则放在那里，这就是交换的成功。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进行物物交易，“肇牵车牛远服贾”。

“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外部落这样称呼商部落的贸易使者。他们交易的东西，当然就是商品。因为交易量越来越大，王亥成为当时各个部落的首富。

王亥在与各部落的交易中，坚持诚信与平等。有一次，一个小诸侯国葛国遭遇大旱，连月无雨，庄家颗粒无收，就向王亥求援，说愿意拿出比原来多一倍的物品来换粮食。王亥却没有乘人之危，而是继续以原定“汇率”交换粮食，还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

以王亥的贡献和地位，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马云吧，利用新的技术工具，推动贸易的发展，传播商业的文明。因此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给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那他也算“中国制造”最早的杰出代表了。

王亥之死

中国最早的商人、发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岁左右。他的死成为千古之谜，至今没有定见。

王亥是怎么死的？事情本身非常简单，他有一次和弟弟王恒驾着牛车，载着货物，赶着牛羊，到黄河以北的有易进行贸易。“风萧萧兮易水寒”，说的就是有易那个地方。王亥在那儿被有易的君主，一个叫绵臣的人，杀了。

王亥为何被杀？对这个历史悬案，大致有如下说法：

一是和女人有关。这里又有几种说法。有的说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杀。有的考证说，王亥在有易跳过流行的“万舞”，它既是一种武舞（军事舞），也是一种性舞（恋爱舞），王亥舞姿诱人，有易的女人丰腴性感，迷上他了，二人勾搭，被有易人捉奸。也有的说，王亥是在有易境内抢掠妇女，被绵臣带兵攻击杀死。还有的说，“所淫确为绵臣之女”，但目的是通过她谋取有易，结果暴露。

这里要说一下有易这个部落的背景。有易是商族祖先契的母族，是一个大部落。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这条线的。因为这一原因，有历史学家认为，王亥“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所谓“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后与有易女性世代通婚的传统，而不是乱交，可能是违背了氏族间的某些特殊规定，特别是婚性制度的约定。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比王亥更早时的颛顼帝时期，氏族制已解体，开始实行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王亥所处的时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过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王亥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和利益冲突有关。一说是，有易首领绵臣见王亥所带的牛个个膘肥体壮，很眼红，产生了霸占的念头，将其杀害。另一说，有易用乐舞盛宴招待王亥，但双方未能达成满意的协定，产生了利益冲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对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王亥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和政治有关。一说，绵臣杀王亥，是因为当时的商族日渐强大，对有易是不利的。另一说，王亥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图谋有易，但因为有易是其始祖契的母亲的家园，抢占有违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的属地，攻占有易会遭到夏帝的反击。因此王亥假装到有易做生意，假借仆牛（驯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谋设计，“干协时舞”，用王亥掌握的巫舞勾引有易的女祭司，以制造矛盾，乱中取胜。

最后一种说法，和兄弟有关。有记载说王亥与王恒是“眩弟并淫”，绵臣只杀了王亥，夺了他带来的仆牛，却又将仆牛交给王恒。王恒继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仆牛后并未为哥哥报仇。可见王亥被杀，即使不是绵臣与王恒合谋，也是得到了王恒默许的，因为他正好可以继位。

相传王亥被杀后，尸体被砍为八块，分属鸟的图腾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别对应其前世玄鸟的头、颈、肩、心、胸、腹、脐、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关于先商的传说。王亥死后，相传玄鸟又涅槃重生。

商的强大始于王亥的经济革命

王亥虽然被杀，但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并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杀了绵臣。按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当时已房屋成片、人口众多。“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

考古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商的强大是从王亥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终于在汤的时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为方便交易，商朝发明了货币，最早是海贝，后来为了补充“流动性”，又有了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等，商的晚期还有了铜质货币。当时君王住的地方叫“邑”，商人交易的地方叫“市”，原本是分离的，后来为了君王的方便，“市”搬到“邑”中，其各个店铺叫“肆”。《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那是中国商业都会最初的胜景。

因为王亥对商族产生的重要作用，他的后人甚至用祭天之礼祭祀他，所用的牲畜，从三四十头牛甚至到三百头牛，隆重无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辞综类》中，祭祀王亥的卜辞多达96条。

商人的宿命

中国有学者因为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尸横死，认为他不配做第一个商人、“华商始祖”，提出夏朝的舜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才是第一个商人。在他们看来，“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必须要有一个“德化”的、“言必称尧舜”那样的人，才配当“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照这种观点，王亥只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的第一人，只是舜帝的贩卖事业的扩大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商人、商业和王亥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商人的来源在于，周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后，殷商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无政治权利亦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这些买卖人后来被叫作商人。“士农工商”，社会末流也。

当我研读了关于王亥的诸多文章后，我完全支持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的论断。纵使舜帝时已经有零星的贩卖，但是，和技术发明与跨境贸易结合在一起的规模化商业活动，王亥才是中国第一人。

遥想3800多年前，我看到了一个敏感机智的发明家，一个跨境贸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开辟一个时代的气度和气象；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欲望的缠绕，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威胁，兄弟的图谋，这一切都可以杀死他，让他死的如此惨烈和卑微。这不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吗？！他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始祖开始，就埋下了永远要接受多元考验、挑战无止境、没有谁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他们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当他们充满活力、大显身手时，往往也是社会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们把东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来，他们就是连接一切的平台。

他们是骨子里的逐利者。他们愿意冒险，用管子的话，“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他们惟利是图，“有利身则行”，“求利无不营”，有时也会坑蒙拐骗，无情无义，“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他们享乐奢靡，但也充满风险和危险，时时遭受“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的艰辛，“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的不测。“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也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及时行乐，追求“耳目欲极声色之好”的逸乐，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编，除了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为了释放内心深处那种“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惧和“用钱财也可以过有权有势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们是不确定的政商环境的从属者和被动接受者。当权力需要他们活跃经济，或者权力的缝隙给了他们以纵横捭阖的商机，他们便会有“连车骑，游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美好时光，但从来难以持久，很快就会被管制而失去尊严。秦代的“谪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孙仅因其商人的身份就遭征发。汉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收重租税，规定商人不得购置田地，商人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示商人与他人不可混同。唐以后，《大唐六典·户部》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到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第三卷记载：“（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清雍正二年上谕：“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长期的抑商传统之下，虽然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和勤奋，商人却终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权之下，无论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时，还是随时会碰到盘剥，本质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参考文献：《古代商人的身份与地位略论》，郭志祥）

按照不少学者的看法，中国商人最自由的时光是在汉武帝时终结的。商人的舞台在于远程贸易，商人的机会在于利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差价。春秋战国之时，虽然中国没有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舞台，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列国资源物情之丰和互通有无的需要，商人还是大有用武之地，范蠡、白圭、吕不韦等人能呼风唤雨。又由于春秋战国时，盐、铁及其它矿产可以自由经营，也造就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写的猗顿、郭纵、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齐刁间等等由盐铁致富的商贾。可惜这一切在西汉中期“盐铁官营”等干预政策出台后终结。在谷专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等）、官天财（山财矿产渔业管制）的新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转变为“（人君）不求于万民而藉于号令”的指令性经济。如果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在君主国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当政的共和国中那样受到尊重”，以此来对照中国的商业史，恰恰是在汉武帝的那个时候，商业自由流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之前的秦朝还有“军市”，委托商人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与运输，诸国到秦贸易的“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记（“请簿传于吏”），即可在秦地做进出口生意。而汉武帝之后，可以“一仆多主”的商人不再有回旋空间，开始进入“一主一仆”的帝国通道。（参考文献：《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王家范）

这就是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命运。

当我的思绪，从几千年前指引着从商丘出发的牛车车队前行的王亥，回到正行进在伟大复兴途中的中国企业家那里，我觉得有一种“商”的基因，穿越无穷苦难和顿挫，承继在他们身上，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活泼地绽放。

我希望商人和企业家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保护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注定是难以长期富足的社会。但同时，历史深处的声音又告诉和启示今天的中国商人，无论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点夹缝意识，多一点忧患意识，多一点谦卑意识，多一点文明意识，深刻意识到自我的限定性，所处环境的限定性，从而少一点骄妄，多一些归潜。

总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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