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三才子”吴景超：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说到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安徽人，不得不提：

早在民国时期，他就主张通过城市中工商业的发展，来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繁荣城市经济，使农民减轻负担。“让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他似乎提前预见了当下“中国城镇化之路”。

此外，他在现代化、计划经济、土地、人口问题等方面的理论，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中国。

他和闻一多、罗隆基并称为“清华三才子”，他是胡适最为看重的年轻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大师。周恩来盛赞他的人口观点，蒋介石给他捎信让他去台湾，傅斯年、梅贻琦邀请他去美国……

他被称为“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他的著作，是中国都市社会学的发轫；他提出的“区域经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理论，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理解，对于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及人口问题的判断与解释，影响至今。

他曾经被誉为“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但最终政治没能放过他。他成了著名的“吴门三大右派”。

他就是安徽歙县人吴景超，一个渐被历史尘封、却不应该被所遗忘的徽州人。

他出生于116前的3月5日。

一、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

丁酉初春。托徽州友人万德兄寻访吴景超墓，颇经周折才打听到，其墓隐于皖南山林中。

其人其事，已为不少人忘记。歙县政府网上，不着一字。许多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很少提起这位“一百年前的00后”。

详阅万德兄翻拍的油印《歙县地方志》，依稀得以下记录：吴景超23岁毕业于清华学堂，赴美留学，获明尼苏达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懂英、法、德、俄等外语。在美国，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组织“大江学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1928年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抗战前夕，经同窗翁文灏游说，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翌年随翁参加英国英皇加冕典礼，后访问德国和苏联……景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妻龚业雅为大学教授，大弟燧人在上海工商联工作，二弟承禧任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均极有学问。

“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的士农工商学，无不在探寻救国图强之路。

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吴景超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现代化路径选择上，有两个方向，一是梁漱溟、章士钊等人提出的“以农立国”，一个就是吴景超提出的工业化路线。在中国著名的“工业、农业何者优先发展”的争论中，吴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业立国”。

吴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推行工业化。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4种，认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出路在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他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

在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里，吴景超的治学方法，特点鲜明。在国外广泛学习、游历，让他的视野极具前瞻性和现代性，新颖而务实。

吴景超所著《都市社会学》一书，曾受到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孙本文的高度评价：“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以吴景超氏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

二、没有吴景超，可能就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系列，是中国散文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梁实秋将身边琐事，提炼成精致随笔，立刻风靡。他的不少作品，都以“雅舍”命名，像《雅舍忆旧》《雅舍散文》《雅舍谈吃》等。

其中，《雅舍小品》再版300余次。有人评价道，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给梁实秋带来极大声誉，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地位。

而他的“雅舍”，就是于1940年和清华时的室友吴景超合伙在重庆买下的。雅舍共6间，梁实秋住一室一厅，吴景超和夫人龚业雅住两间。在为新房命名时，梁实秋说：“何不就用业雅的‘雅’字？房子名为‘雅舍’可也。”

由此可以看出，“雅舍”的命名，来自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芳名，而不是后人推测的梁实秋自命风雅。

如果没有吴景超，梁实秋的作品可能同样会在华人世界流传，但不一定是《雅舍小品》这个名字了。

三、蒋介石、胡适、梅贻琦、傅斯年，都想要吴景超跟自己走

1901年3月5日，吴景超出生歙县一贡生之家，13岁时赴南京读金陵中学。15岁时入清华，一直到22岁。在校期间，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梁实秋评价他：“好史迁，故大家称之为太史公。”民国1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懂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在美国，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组织“大江学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学成归国，吴景超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民国25 年初，经同窗翁文灏游说，转入政界，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任行政院秘书、参事。后随孔祥熙、翁文灏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并访问法国、德国和苏联。

此后，先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

吴景超经济部任职时，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

1947年底，重回清华大学任教，并与钱昌照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

1948年，胡适向蒋介石力荐吴景超，研究解决金元券等经济问题。同时被推荐的还有刘大中和蒋硕杰。后二位在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发挥巨大作用，蒋硕杰还曾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久，当局请他出任驻联合国官员，亦遭拒绝。

政权交替的前夕，蒋介石曾经捎信给吴景超，希望他能够随国民党撤到南方。胡适也派人送来了两张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吴景超却不为所动。傅斯年、梅贻琦等也动员他去美国执教，均被他拒绝。他要在北平迎接解放。

他对一位清华校友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他没有放过大时代，大时代也没有放过他。

四、去与留，是耶非耶？

“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开端。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首创者之一，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就敏锐地选择了一种虽然刚刚创立但却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学科。”这是著名学者谢泳对吴景超的评价之一。

1949年之后的吴景超，年届五旬。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店每出售新到的书，他就抢先买来阅读。他比我们年轻讲师、助教还读得快、读得多。”同事回忆说。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吴景超非常谨慎地说了几句话，但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

在反右运动中，他更是被作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成为众矢之的。

他的学术之路，渐失锐气。他的人生之路，逐渐崎岖。

他开始“反思”，在《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的一文中写道：“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也由于他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多年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涯，就是我的生命史中最为痛心的事。”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是不是也在痛心。

针对自己钟爱一生的社会学，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检讨。

1957年9月号、10月号《新建设》杂志，连续刊发孙定国的《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关锋的《“不通”和阴谋——斥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吴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对象。后一篇，直斥吴景超的文章是“章罗反动联盟的大将们，公开谈‘恢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

被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吴景超想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撤消社会学专业。

以社会学作为自己主业的吴景超，曾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称，“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虽行文谨慎，仍被人成为攻击的对象，这是吴景超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该期杂志“一得之见”栏目下共发表了3篇文章，另外两篇是张岱年的《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李长之的《文章长短论》，这三个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吴泽霖、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其中，“吴门三大右派”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分别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

划为“右派”后，吴景超被逼离开讲坛，降级、减薪、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集体学习等种种责罚，纷至沓来。

他仍希望发挥余热，默默转向翻译工作。

“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这是著名学者谢泳对吴景超的另一句评价。

1968年5月，吴景超患癌去世。死后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携返故乡歙县安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13岁出门远行的少年，最终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

吴景超（1901.3.5—1968.5.7）安徽歙县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教务长。1935年在国民政府任职，1947年返回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后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于1968年去世。他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社会组织》、《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劫后灾黎》。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