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兵，一战时中国曾派出14万特殊部队

　　发生于青岛的日德战争是一战在亚洲爆发的唯一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美国参战后才加入协约国，以工代兵，向欧洲输送14万华工。

争取参战机会

　　一战爆发伊始，为寻求参与英法主导的国际社会，袁世凯政府即向英国提议，中国派兵帮助英国攻打驻青岛的德军，但是被拒。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参加协约国作战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日本的阻挠。

以工代兵

“华工团”在去法国的途中

　　因此，时任税务督办的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的战略构想：“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1916年10至11月索姆河会战结束时，鉴于在中国所招募的劳工还不到40名，英国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政府求援。借此，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向英国提出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战后的对德和会，把招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一战结束以后，战后和会如有中立国加入，中国亦得加入，无中立国加入，则另行召集关于东亚等国的大会，中国必须得加入。”

　　可以说，以工代兵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又不失为一项高明的战略设计。

14万华工“军团”

　　大批华工被派遣出国，远赴欧洲，并在各国开始了所需的必要劳动生产。

　　华工们一到欧洲，就立即被划拨到各处，他们不仅在重工企业、汽车公司、港口码头等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还身处战争前线，负责挖战壕、救伤兵、送给养甚至直接参战。

　　危险的前线作业

　　由于被频繁派往危险地带，许多华工因此死于炮击。

　　一名军官在其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对华工营地进行了轮番轰炸，1918年5月18日的夜晚，至少五十名中国人死于这样的空袭，其他人逃出被铁丝网围住的营地才得以逃生”

　　另一名官员写道：“如此严重的空袭和炮击发生在一处有250名至300名中国人工作的营地附近，一颗炮弹飞来，每一个中国人都直起腰，然后不见了。”

　　如此危险，使得许多华工只要见到有可怕的机器轰鸣在白天出现，就会带着满脸惊恐的表情四处逃命。就算战争结束，士兵们为幸存、为胜利而欢庆时，清理战场的华工们也在继续牺牲——被之前未引爆的炮弹炸死。

　　持铁铲战德军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挖掘战壕的华工们冒着吸入德军施放的毒气的危险，将英军士兵背到后方，然后手持镐头和铁铲冲入阵地，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他们甚至连名字和编号都没有留下。

　　待遇奇差

　　1.吃饭

　　提供给华工的饭菜每人每顿不到半镑，而二三十岁的人每顿需要三镑，致使华工饥饿难忍，动辄与英人管理者发生冲突。有一华工因食不果腹，拿了法国人一个苹果，便被惩罚羞辱，胸前挂一牌子，站立路旁，上写“偷法国人苹果之罪状”。

　　2.喝水

　　有时每人一小囊饼干，作为两日之食用。干活时走得很远，管理者不供应水，华工渴苦之甚，一时秩序大乱。时至半夜，适逢一列火车开到，华工蜂拥而至，将车头层层包围，争接气管，滴水而饮。

　　3.穿衣

　　华工们所领取的衣服只有一套，因不能更换，虱子、跳蚤横行。为防传染疾病，内衣要用蒸馏锅蒸馏。

　　4.住宿

　　虽然有房子住，但因为工作常换地方，所以时常要搭帐篷，一旦遇到狂风暴雨，华工们便冻饿难眠。

　　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却吃不饱饭；在随时被炸死的前线工作，还得拿着铁铲与敌对战。这样的特殊队伍，在战争胜利后，只有约11万人回到祖国，另有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死去的2万多人中，只有1874人得以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华工们的极大付出，换来地却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公平待遇。

战后，各帝国分赃

巴黎和会现场

　　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冲破了日本的阻挠，以参战国的资格参加了和会。

　　不幸的是，中国自身利益在参战前就已被协约国出卖。巴黎和会上，美、英、法三国会议不顾中国代表反对，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日本还得到了原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而其他几个大国得到一些战败国的领土或殖民地。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受尽欺辱，但是不能否正一战给中国带来的利益。

天安门前的五四运动游行

　　政治上

　　1.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

　　2.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

　　3.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

　　经济上

　　1.获得协约国许诺：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起暂缓五年偿还（俄国仅同意缓还1/3)，免加利息；

　　2.德奥赔款永远撤销（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91%，其中德国9000余万两，奥匈400万两）；

　　3.改变《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款规定的5%固定税率，允许中国提高5%关税；

　　4.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

　　5.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元。

　　外交上

　　由于宣战后中国政府将德国政府与平民在中国利益加以了区分，尽管战后中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德国方面显然对中国怀有感谢之意，并对中国有了特别的尊重，主动按照《凡尔赛条约》执行与中国的关系，试图在新的基础之上与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北洋政府所获取的这一外交成果，最终充分享受其利益是南京国民政府。建党初期的中共也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友好的德国成为了中共在西方除法国外最重要的发展基地，在德国留学和居留过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朱德、贺治华、孙炳文、廖焕星、章伯均、熊锐、熊雄、郑太朴、高语罕、潘惠田、房师亮、徐冰（邢萍舟）、武西（武兆镐）、谢唯进（谢用常）、刘鼎等。

　　就中国与德国的关系而言，中国政府当时处理得可谓是近乎完美，是近现代外交史上罕有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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