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维｜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

我想用一个关于身份和边界的神话来做总结，它们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政治想象。这个故事归功于诸如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赛缪尔·R．德拉尼(Samuel R．Delany)、约翰·瓦尔里(John Varley)、小詹姆斯·提普垂(James Tiptree)、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蒙妮克·维蒂(Monique Wittig)和冯达·麦金泰尔(Vonda McIntyre)之类的作家。这些人是我们故事的讲述者，探索高科技世界里具体化的含义。他们是赛博格的理论家。在探索身体边界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66，1970)在帮助我们意识到身体意象对世界观以至政治语言的基础作用上应该是有功劳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如露茜·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蒙妮克·维蒂，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她们知道如何描述身体，如何从具体化的意象出发，尤其是维蒂，从身体切分和重构的意象出发，来编织色情描写、宇宙论和政治学。

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苏珊·格瑞芬(Susan Griffin)、奥德丽·罗德和阿德里娜·里奇，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想象——而且或许过多地限制了我们认为是友好的身体和政治语言的东西。他们坚持有机的东西，用它来反对技术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象征体系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异端的相关立场充斥着机体说，只能在桑多瓦尔的术语中才能被理解，作为适用于20世纪晚期的对立意识。他们仅会对那些未被机器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迷住的人感到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赛博格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明确地接受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清晰区分以及构建西方自我的类似区分的崩溃中本身固有的可能性时，女权主义者也会得到巨大的财富。正是两个崩溃发生的同时性破坏了统治的基体，并开启了几何的可能性。从个人和政治的“技术”污染中，可能会学到什么?我简要地观察了文本中两个重合的群体：女性科幻小说中有色女性和怪异自我的构建，寻找他们的洞察力，对于一个可能会有帮助的赛博格神话的构建。

早些时候，我就建议把“有色女性”理解为一种赛博格的身份，一种强大的主观性，来自于对外部身份融合的综合化，也存在于她的“生命神话”《赞米》(Zami，Lorde，1982；King，1987a，1987b)的复杂政治历史分层中。物质和文化的网络能投射出这种可能，奥德丽·罗德(1984)在她的《姐姐奥赛德》(Sister Outsider)中抓住了这个论调。在我的政治神话中，姐姐奥赛德是一个离岸的外人，美国工人妇女和女性化的美国工人都应该把她看做是阻止她们团结、威胁她们安全的敌人。在岸上，在美国境内，姐姐奥德赛有可能存在于妇女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在同一产业中出于区分、竞争、剥削的目的，这些妇女被人操纵。对基于科学的产业来说，“有色女性”是更好的劳动力，世界范围的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繁殖政治千变万化地进入日常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是真正的女性。受雇于性产业和电子组装线上的年轻韩国女子从高中生中招募而来，接受集成电路方面的教育。读写能力，特别是英语的读写能力，使得这些“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对跨国公司特别有吸引力。

与“原始口头”的东方刻板印象相反，读写能力是有色女性的特殊标志，是美国黑人女性和男性一起通过冒着死亡的危险教学读写的历史所获得的。书写对所有被殖民的群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写作对西方神话中区分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原始思想和文明思想至关重要，而且最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那种区分的侵蚀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侵蚀用以抨击西方的男性中心主义，连带它对一神论、阳物、权威和单一的研究以及独特而完美的名字的崇拜。对写作意义的争论是当代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释放写作的作用是极其严重的。美国有色女性的诗歌和故事反复提到写作，提到象征力量的获得；但是，这一次这种力量既不是阳物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赛博格的写作必定不是关于衰落的，即一个很久以前的整体性想象，在语言、书写和人类产生之前。赛博格写作是关于生存力量的，不是以原始单纯为基础，而是以掌握标记世界的工具为基础，而这一世界把他们标记为他者。

这些工具往往是故事，复述的故事，颠倒和替换自然身份等级二元论的版本。在复述起源故事的过程中，赛博格的作者们推翻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我们一直都被那些起源神话殖民化了，包括它们在世界末日中对圆满的渴望。对女权主义赛博格最重要的男性中心主义起源故事被建构在文字技术中——书写世界、生物技术和微电子的技术——这些技术最近把我们的身体文本化为C3I网格中的编码问题。女权主义赛博格故事的任务是重新编码交流和智力来颠覆命令和控制。

从比喻和字面上说，语言政治遍布着有色女性的斗争；而且关于语言的故事在丰富的美国有色女性当代作品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例如，土著妇麦林奇(Malinche)是新世界梅斯蒂索人(mestizo)“杂种”的母亲，精通多门语言，柯蒂斯(Cortes)的情妇，她的故事复述对奇卡纳(Chicana)(墨西哥裔美国人)身份的建构有着特殊的意义。切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1983)在《爱在战争年代》(Loving in the War Years)中，探索了身份的主题，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原有语言，从来没有讲过起源故事，从来就不属于文化花园中合法异性性征的和谐，就不能把身份建立在一个神话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一个衰落的基础上，这一衰落来自于单纯和继承自然(父母)名字的权利。莫拉加的写作，即她出色的文笔展现在她的诗歌中，就像麦林奇掌握了征服者的语言这一违反行为一样——一种违反行为，一种非法的生产，却使生存成为可能。莫拉加的语言不是“整体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拼接，是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征服者语言的嵌合体。但是，正是这个嵌合的怪物，在违反之前没有要求拥有一种原有的语言，却加工出有色女性色情的、胜任的、有力的身份。姐姐奥赛德暗示了在世界生存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她的单纯，而是因为她有能力在边界上生存，有能力在没有初始完整性的基础神话下写作，这个神话伴随着它不可逃避的世界末日，即最终回归死一般的浑然一体，人类把这种浑然一体想象成单纯和全能的母亲，最终被她的儿子从另一个挪用旋涡中解救出来。写作标记了莫拉加的身体，确定它是一位有色妇女的身体，反对把它归人盎格鲁父亲的无标记范畴，或者一位母亲“初始文盲”的东方神话，而她从来就不是文盲。麦林奇在这里是母亲，而不是吃禁果之前的夏娃。写作肯定了姐姐奥赛德，不是男性中心主义家庭需要的开始书写之前的女人。

写作特别是赛博格的技术，被蚀刻在20世纪晚期的表面上。赛博格政治为了语言而斗争，反对完美的交流，反对一种能完美转化所有意义的法规，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重要教条。那就是为什么赛博格政治坚持噪音，宣传污染，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融合而感到欣喜。这些是让男人和女人变得如此有问题的结合，颠覆了欲望结构，即为生成语言和性别而想象的力量，因此颠覆了“西方”身份、自然和文化、镜子和眼睛、奴隶和主人、身体和心智的再生产的结构和模式。“我们”起初并不选择成为赛博格，然而选择奠定了一种自由的政治和认识论，在更广泛的“文本”复制之前对个人的繁殖进行想象。

从赛博格的视角来看，我们能看到强大的可能，不需要把政治植根于“我们”优先的压迫地位中，这种地位包含了所有其他的统治，仅算作侵犯的单纯性以及那些更接近自然的基础。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认识论的必要性上搁浅，这些必要性要从一个压迫等级的角度和／或一个道德优势、单纯和更接近自然的潜在立场，来构建一个革命主题。把“自己”认作完全蕴涵于世界之中，这一认识没有一种共同语言的初始梦想，也没有初始的共生关系承诺保护不受敌对“男性”分离的影响，而是被写入一个最终没有特权解读或救赎史的文本作用中，使我们从把政治根植于身份证明、先锋政党、纯洁性和母性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剥去身份的外衣，杂种种族传授着边缘力量和像麦林奇这样一位母亲的重要性。有色女性已经把她从一个惧怕男权、道德败坏的母亲转变成一个教授生存之道、原本就会读写的母亲。

这不仅仅是文学的解构，而是阈限的转化。每一个以初始单纯为开头并有特权回归整体性的故事，都把人生的剧目想象为个性化、分离、自我的诞生、自治的悲剧、开始写作、异化；也就是，由想象他人内心的暂缓而得到缓和的战争。这些情节被一种繁殖政治所操纵——无缺陷、完美、抽象的再生。在这个情节中，对女性的想象是境况要么更好，要么更坏，却都一致同意她们更加缺少自我和个性，更多结合口述和母亲，在男性自治中风险更小。但是，在男性自治中还有另一条风险更小的途径，不是通过女人、原始人、零点、镜像阶段及其想象这个途径，而是通过女性和当前其他非法的赛博格，他们不是女人所生的，为了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他们拒绝接受使他人受害的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赛博格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就在这个时候消失，无论一个“西方”评论员多少次评论了被“西方”技术、写作所杀的另一个原始、有机群体的不幸灭亡。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赛博格(例如，爱华·王[Aihwa Ong]描写的在日本和美国电子公司工作的东南亚农村女工)都在积极地改写关于她们身体和社会的文本。生存是这一解读游戏中的赌注。

概括起来，某些二元论一直在西方传统中延续；对于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来说——简言之，对统治所有构成为他者的、任务是反映自我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系统化的。这些令人烦恼的二元论中重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代理／资源、创造者／被造者、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相／假象、整体／局部、上帝／人类。自我不是被统治的一方，通过他者服务而知道这一点，而他者掌握未来的一方，通过统治经验而知道这一点，这证明了自我的自治是不真实的。要成为那个人是成为自治的人，成为强大的人，成为上帝；但是，成为那个人是一种假象，因而是和他者一起涉及在一种世界末日的辩证法中。然而，成为他者是变得多样的、无明显边界的、磨损的、非实质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又太多。

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挑战这些二元论。在人类和机器的关系中，分不清谁是制造者和谁是被制造的。在分解为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也分不清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身体。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无论在正式话语中(例如，生物学)，还是在日常实践中(例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经济)，我们都发现自己变成了赛博格、混血儿、镶嵌画、怪物凯米拉。生物有机体已经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的正式知识中，没有根本的本体论区分。在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复制人瑞奇(Richel)代表了赛博格文化中恐惧、爱和困惑的形象。

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工具的关联意识加强了。很多电脑使用者体验过的恍惚状态变成了科幻电影和文化戏谑的主要内容。或许截瘫病人和其他重度残疾的人们(有时)能够对和其他交流装置的复杂混合有最强烈的体会。安妮·麦卡弗瑞的前女权主义作品《唱歌的船》(The Ship Who Sang，1969)探索了一个由女孩大脑和复杂机械结合而成的赛博格的意识，形成于一个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后。性别、性征、化身、技能——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故事里被重新构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该止于皮肤，或者至多包括由皮肤包裹的其他存在物?从17世纪至今，机器被赋予了生命——被赋予了幽灵般的灵魂，使他们能说会动，或用以解释他们有条不紊的发展和心理能力。或者说有机体能够被机械化——简化到被理解成心智之源的身体。这些机器／有机体的关系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能作为修复装置、亲密的组件、友好的自我。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给出不可渗透的整体性、完整的女人及其女权主义变体(变异?)。我会在第二组文本，即女权主义的科幻小说中，通过一个对赛博格怪物逻辑的非常片面的解读来总结这一点。

赛博格在女性科幻小说中很常见，他们使得男人或女人、人类、人工制品、一个种族中的成员、单个实体或身体的处境问题重重。凯蒂·金澄清了阅读这些小说的乐趣主要并不是以身份证明为基础。当学生们第一次面对乔安娜·露丝时，这些学生已经学会毫不退缩地对待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弗古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而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构成了《艾莉克丝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lyx)或《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在实现英雄追求、旺盛性欲和严肃政治的愿望时，这些书中的角色拒绝读者搜寻纯粹的完整性。《女身男人》是关于一个基因型的四个版本的故事，她们四个相遇，但是即使聚到一起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解决激烈的道德行为的困境，或消除日益严重的性别丑闻。塞缪尔·R．德拉尼(Samuel R．Delany)的女性科幻小说，特别是《内维扬的故事》(Tales of Neveryon)，通过重新进行新石器时代革命，重新演绎西方文明的基础行动来嘲笑起源故事，颠覆它们可信性的伪装。小詹姆斯·提普垂这个作家的小说在她的“真实”性别被揭露之前被认为特别有男子气概，她讲述了以非哺乳动物的技术为基础的繁殖故事，这些技术是像男性育儿袋和男性哺育的生殖替代方式。约翰·瓦尔里在对大地女神盖娅(Gaea)的主要女权主义探索中，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赛博格，一个疯狂的女神一行星一骗子一老妪一技术的装置，在其表面繁衍出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后赛博格共生体。奥克塔维亚·巴特勒描写了一个非洲女巫用她的变形术来对抗她的对手对基因的操纵(《野种》，Wild Seed)；她描写了时间的扭曲把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女性带到了奴隶制时代，在那里她的行为与她的白人主人一祖先相关，决定了她自己出生的可能性(《血缘》，Kindred)；她还描写了一个被收养的混血儿对身份和团体的不合法的洞察力，他把敌人认作自我(《幸存者》，Survivor)。在《异种生殖》(Xenogenesis)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黎明》(Dawn，1987)中，巴特勒讲述了莉莉丝·伊亚珀(Lilith Iyapo)的故事，她的名字使人想起了亚当的第一任弃妻，而她的姓标记了她作为一个嫁给美国的尼日利亚移民后代的寡妇身份。作为一个黑人妇女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莉莉丝通过与外星的情人／拯救者／破坏者／基因工程师交换基因，介入了人类的转化，这些外星人在核灾难之后改变了地球的居住环境，并强迫幸存的人类和他们亲密结合。这是一部由20世纪晚期的种族和性别建构的小说，它在一种神话领域中对繁殖政治、语言政治和核政治提出了疑问。

由于冯达·麦金泰尔的《超光速》(Superluminal)一书对边界越轨有着特别丰富的描写，这本书能结束这样一个被截的目录，关于有前途而又危险的怪物的目录，这些怪物有助于重新界定具体化和女性写作中的喜悦和政治。在一本没有一个角色“只是”人类的小说中，人类的地位是很有问题的。奥卡(Orca)，一个基因改良的潜水员，能和杀人鲸对话并在深海条件下存活，但是她渴望做一名飞行员来探索太空，这使仿生移植成为必要，而这些移植会危及她与潜水员和鲸目动物的亲属关系。转化受到携带一种新发展代码的病毒载体的影响，也受到移植手术、微电子设备的植入和模拟复制和其他方式的影响。拉埃内阿(Laenea)通过接受心脏移植和其他种种改变，能在超光速运行的状态下存活，成为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Radu Dracul)在外部世界的星球上从一场由病毒导致的瘟疫中幸存下来，他发现自己的时间意识改变了整个物种对空间感知的边界。所有这些角色都探索着语言的界限、交流经验的梦想；甚至在这个经历变化无常的转化和联系的世界中局限、偏袒和亲密的必要性。《超光速》也在另一个意义上代表了一个赛博格世界的界定矛盾；在本章中我提及的这本科幻小说中，它在文本上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的交叉。这是一种与漫长历史的结合，而许多“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试图抑制这种结合，也包括在解读《超光速》时的我自己，在我被左·索芙莉丝责问之前，她在世界系统的统治信息学中的不同位置使她敏锐地意识到所有科幻小说文化的帝国主义时刻，包括女性科幻小说。出于澳大利亚女性的敏感，索芙莉丝更乐意把麦金泰尔记成电视系列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柯克(Kirk)船长和史波克(Spock)历险记的作者，而不是记住她在《超光速》中改写的言情故事。

怪物总是在西方的想象中界定团体的界限。古希腊的半人马(Centaurs)和女战士(Amazons)通过破坏婚姻以及污染勇士与动物和女人之间的边界，建立了希腊男人中心城邦的界限。连体双胞胎和阴阳人在现代法国早期是混乱的人类材料，他们奠定了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前兆和疾病的话语——对现代身份的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猴和猿的进化论和行为科学标记了20世纪晚期工业身份的多种边界。女性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怪物定义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政治界限，来自于男人和女人的世俗小说所提议的那些界限。

不认真地把赛博格的意象认作我们的敌人，会带来几种后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身体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图。赛博格也不例外。赛博格的身体不是单纯的；它不是在花园里出生的；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因此产生了无止境的(或者直到世界末日才消失的)对立二元论；它认为讽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只是一种可能。技能，即机器技能中的强烈乐趣，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化身的一个方面。这种机器不是一个它，被赋予生命，受崇拜，并受统治。这种机器是我们，我们的过程，我们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能对机器负责；它们不会统治或威胁我们。我们要对边界负责；我们就是它们。(从很久以前)直到现在，女性化身似乎是被给予的，有机的，必要的；而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育儿技巧及其隐喻性延伸。只有通过置身其外，我们才能享受机器的极度乐趣，然后借口说，毕竟这是适合女性的有机活动。赛博格有时或许会更认真地看待性与性别化身的偏袒、流动的方面。毕竟性别可能不是全球身份，即使它涉及的历史极为广泛和深远。

什么算是诸如经验之类的日常活动，这一承载着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利用赛博格的形象来解决。女权主义者最近声称，女性热衷于日常生活，与男性相比，女性以某种方式更多地维系日常生活，因此她们可能拥有一种认识论的优先立场。这一声称的牵强之处是，使不受重视的女性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并称之为生活的基础。但这是生活的基础?那么女性的所有无知以及她们对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排斥和失败呢?那么男性获得日常能力，知道如何建造东西、拆开东西、进行游戏呢?那么其他的体现呢?赛博格的性别是一种本土的可能性，展开全球范围的复仇。种族、性别和资本需要一种整体和部分的赛博格理论。赛博格没有产生完整理论的驱动力，但是对边界的建构和解构有一种密切的体验。有一种神话系统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来奠定一种看待科学技术和挑战统治信息学的方法——目的是起到更有力的作用。

最后一个形象：有机体和机体的、全面的政治依赖于新生的隐喻，并始终如一地呼吁繁殖的性资源。我会提出，赛博格和再生的关系不只是这些，赛博格对繁殖母体和大多数分娩表示怀疑。对于蝾螈来说，受伤后，比方失去一条腿，它的再生包括结构的再生和功能的恢复，伴随着双生的恒定可能，或者在原有伤处有其他奇怪的形状产生。新长出来的腿可能会很怪异，也可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有力的。我们都深受伤害。我们需要再生，而不是新生，而且我们再构的可能包含了期望一个无性别的怪诞世界这个空想主义梦想。

在这篇文章中，赛博格的意象有助于阐述两个关键的论点：第一，生产一个普遍的、整体化的理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它遗漏了大多数的事实，或许总是如此，但至少现在属实；第二，对科技的社会关系负责意味着拒绝一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一种对技术的鬼神学研究，因此也就意味着接受重构日常生活的边界这个技术任务，这一任务与他者部分相关，与我们所有的组件相沟通。这不仅仅是说，科学和技术是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可能手段，也是各种复杂统治的母体。赛博格的意象暗示了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途径，我们曾经在这个迷宫中向自己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工具。这是一个梦想，不是关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是关于多种有力的异端邪说。它是一种想象，想象一个女权主义者用不同的腔调发言，使拥有新权利的电路超级救星感到恐惧。它意味着制造并破坏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太空故事。尽管两者在旋转舞中相互制约，我还是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

唐娜·哈拉维著，陈静、吴义诚译

选自《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转自丨暴风骤雨

编辑丨岳佳琪

1

END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