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用来救命的“新军”，缘何反过来要了清王朝的命？

历史的发展就像拍电影，偏离剧本是常有的事。谁能想到，大清三百年基业，最后竟毁在几千名新军手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清廷编练新军的初衷是为了救命，熟料培养的竟是掘墓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新军会失控？

祥哥以为，这个问题涉及四股力量：清廷中央；地方督抚；革命党人；新军士兵。

新军失控的源头，还是在于清廷中央权威的丧失！

清廷编练新军的目的何在？有人说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恐怕只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借此机会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慈禧搞清末新政的重要策略，即“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后来的摄政王载沣只是继承、强化罢了。

一场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打破了清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让“内重外轻”、“满重汉轻”的格局整个颠倒过来，后来出现的东南互保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清廷就是要打造直属中央的新军，破除地方督抚盘踞一方的格局。所以，光绪颁布练兵上谕时，特别指出要大规模裁撤旧式勇营，在全国范围重新编制新军，为的就是改变之前湘军、淮军的“兵为将有”模式。

清末新政说白了，就是一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争夺战。从开矿、筑路到借款、军权，统统要收归中央，这势必激起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弹。比如，有人上折子称：“一省之治乱，责成督抚，若无军事实权，将无从担负疆圻责任。”赤果果威胁啊。民初有份报纸曾这样写：“前清督抚，常利用其中间地位，以施其狡狯之伎俩，当民气强盛时，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将屈从舆论，则竭力鼓吹发扬民气，藉人民之后援以抵抗中央……清廷之失坠，其近因以此为著。”不过，清廷最初还是占了上风，采取的办法就是加强督抚流动性。最典型的例子，编练新军效果最好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先后被调离。

但这终究只能治标不治本，练出来的新军在本质上仍然是地方军，而非中央军。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军采取分省编练方式，兵源基本来自当地；二是为了吸引优质兵源而实行“厚饷制”，但中央财政根本没钱，最终还是由地方自筹。换句话说：新军效忠的对象根本不是中央。调离督抚的做法只能激化双方的矛盾，而从中受益最大的，是革命派！（注：地方也缺钱，所以厚饷制根本无法实施，只能欠饷、减薪，势必导致军心不稳）

在人事和财政两大核心层面，清廷都无法加以实质性控制，失败是必然的！而清廷无法将新军真正掌控在手里，造成的直接结果是：革命派的排满宣传基本处于公开化状态！

举几个例子。

在湖北， 革命党人设立秘密印刷所翻印革命书籍， 因为通俗易懂而且可以歌唱， 在新军中影响很大，“官长目兵， 公余之暇莫不奢谈革命， 互相砥励， 其以 《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孔孟心肝》 以及《民报》 诸刊物作为诱致之宣传品”。革命派还掌握《商务报》、《大江报》等报纸， 以士兵利益维护者身份出现， 凡军中有克扣军饷、 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 以至声誉日起， 销路日增。

在南京第九镇， 何遂回忆说：“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 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 谁要不剪， 就被骂作‘豚尾奴’。”

在广西，“革命宣传是多样化的， 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 常在课堂上阐说种族大义”。他曾经慷慨激昂地对大家演说， 声称“我们要让满州人统治下去， 不久就当了亡国奴”，宣传“孙先生的党徒遍于天下， 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起来振臂一呼， 就会天下响应。”

在云南讲武堂，据朱德回忆，“总办是李根源， 教官有方声涛、 赵康时、 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 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 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 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宣传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讨论和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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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势头，清军不失控才有鬼呢！

有人或许要问了：中央鞭长莫及，难道地方官也不管吗？恭喜你，答对了。地方当局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发现了，顶多解散组织、开除军籍，采取的是息事宁人、不予深究的态度。为嘛？枪打出头鸟啊，谁那里出事，必定招致中央的干涉！当然，也有管控比较严厉的，像四川，但比较少。（北洋新军情况比较特殊，不在此列）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新军的人员构成！

新军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破产农民和城市游民；一是小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

第一类人员本来就对清朝统治没什么好感，再加上里面有很多是原先的会党，很容易受革命派鼓动；第二类人员是因为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留日士官生，辛亥革命后各省兵权几乎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像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等（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识化的提高确实是新军一大特色。这与清廷搞清末新政，大规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留学存在直接关系。再者，废掉了科举，一大帮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只好投笔从戎。（暗杀风潮也与废科举有直接关系）此外，这帮小知识分子大都处于青春叛逆期，满腔爱国热血无处释放，引爆他们不需要费多大力气！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注重士兵文化素质，是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但是，在他离开湖北后，协统王得胜、刘温玉和标统李襄鄰一起公禀湖广总督赵尔巽，要求以后“添练新兵不用读书人”。张之洞听说后，表示“殊属可骇”。这件事很能说明新军知识化对军队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

“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因为不仅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军队需要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就是军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专业无关的西方思想———如果他们出去留学学习本行的知识的话那就更是如此。”

所以，祥哥一直认为：清末新政搞得越好，大清朝亡得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