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民国时期中国飞机制造业三杰

导读

王助，邢契莘，钱昌祚三人，都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制造业的专家和先驱，他们长期从事飞机的研究和制造工作，曾为中国初期的飞机设计，制造和人才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是民国时期中国飞机制造业的三杰。

这三位航空制造业的专家，分别出生在1893年，1887年和1901年，也就是说，他们都诞生在满清时代。但后来，他们却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先后被择优录取，选送出国的中国早期留学生。当时，他们都是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年轻优秀的人才，出国留学时，王助仅16岁，邢契莘22岁，钱昌祚18岁。

在他们的学生时期，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巨变，民主和科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影响着老百姓，也影响着政府。就连最为保守的清王朝，也开始寻找强国安邦的新方法，就这样，才出现了清王朝大臣到西方列强考察，和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的新鲜事，这三位年轻人幸运地赶上了历史的潮流……。

王助在英国德兰姆大学(Durham)阿姆斯特朗工学院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邢契莘和钱昌祚则在麻省理工学院分别获得了“造船工程”和“机械工程”的学士学位。这三人不仅以优异的成绩都获得了学士学位，而且最后又都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专业，获得了“航空硕士”的学位。 这三位航空硕士回国后，都投入了“航空救国”的队伍，最后又都先后担任了中国航空制造事业的希望——中央飞机制造厂中方最高领导“监理”一职，从1934年8月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始运营，到1942年5月因日军进犯而解散， 该厂在这三位监理的领导和组织下，在美方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下，8年里共组装，修理，生产了飞机近600架，这些飞机几乎全部投入了抗日战争之中。同时，日本军队也对该厂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杭州和垒允的厂房，在1937年8月14日和1940年10月26日两次遭到轰炸而损毁。1940年10月26日和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中央飞机制造厂和撤退员工的轰炸中，共有80多位员工死亡， 200多人受伤。所以，中央飞机制造厂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牺牲也是惨重的。而领导该厂三位监理对抗日的贡献，也功不可没。他们虽已去世几十年了，但仍值得人们记念。

王助-字“禹朋”（1893-1965）

王助，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南宫县，是我国著名的航空飞机设计制造专家。1909年，16岁的王助还是烟台海军水师学堂学生时，就和其他4所海军学校的学生一起，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最后脱颖而出，成为被挑出来的20名海军学校学生之一，他们被选中随清政府大臣，溥仪的叔叔载洵贝勒和海军大臣萨镇冰一起赴欧洲，考察西方列强的海军情况。这批年轻人作为海军学校学生，和政府官员一起登轮赴欧考察西方海军后，还有留学的任务，其中随队出国的海军留学生王助、巴玉藻、曾诒经、王孝丰等12人，在1912年-1915年间，在英国德兰姆大学阿姆斯特朗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6月22日获机械工程等学位，1915年下半年，王助等人由海军部安排，被转往美国留学，先入纽约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同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学习。

▲在欧美考察列强海军的载洵、萨镇冰一行

在美留学期间，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了极高的素质，他们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巴玉藻仅用一年时间就获毕业，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第二期毕业生，1916年6月7日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曾诒经则先期转入美国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继续深造航空发动机。

▲王助23岁时，在麻省理工大学航空机械专业获硕士学位

当时在美国，飞机制造工程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还处于萌芽状态，麻省第一期航空工程系学生仅2人，而第二期的6人中，中国学生占了4人，因而一经毕业，即成为美国各飞机制造厂家竞相聘请的对象。在美留学毕业后，王助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校友，威斯特威尔的介绍下，于1916年7月进入太平洋航空产品公司，即今天的波音公司，年仅24岁的王助，成为波音聘用的首任工程师。在波音公司还在蹒跚学步，立足未稳时，王助改造设计出的，“采用100匹马力，“Hall-Scott”发动机的C型水上飞机”，获得了美国军方采购50架的大额订单。这是波音飞机公司的第一个成功的合约，它为波音公司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至今，在波音的博物馆中，还辟有一个单独纪念王助的展示栏，里面陈列着王助的金属浮雕塑像牌，和他在波音设计的飞机相片，来往信件，电报，工资单等文物。

▲王助和他设计的“C 型水上飞机”

1917年11月王助回国，决心发展中国的航空和飞机制造事业，他在福建马尾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正规飞机制造厂——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并任副处长。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经费极其缺乏，设备简陋，而且，飞机零件所需的金属材料和机身所需的木质板材也需进口。而且，关键的加工，装配等技术人才也十分缺乏，就是最普通的机械加工，钳工，木工，油漆工也只能从船厂征调后再培训。虽然困难重重，但王助，巴玉藻等归国留学生仍然从容面对，一定要造出飞机的理想，使他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难题，例如，欧美各国的飞机采用白银纵树木，胡桃木，如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费时费力。于是王助等就从福建就地取材，选取当地木材反复试验，终于选出了衫木，梨木，白麻栗木和樟木来替代。再如飞机的机翼，机身涂料，国外用油漆，而王助和巴玉藻用中国的桐油和生漆来替代，并发现衫木飞机构件经桐油和生漆处理后，不仅阻力减小，无渗水之虞，且光亮悦目，经过多年的使用，其性能大大超过了国外的油漆。1919年8月9日，人群挤满了平静的福建马尾海岸。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漂浮在海面上的那架木制飞机上。那架木质飞机的螺旋桨飞快转动，紧贴着水面快速地滑行。终于，它离开了海面。虽然飞得不够高，不够快，不够稳，但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水上飞机起飞了。

1929年夏，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在西湖水面上，曾展出中国制造和国外进口的水上飞机，两个月的展览后发现，国外飞机浸水处油漆已脱落，木板渗水处，油漆膜已可撕下，而中国飞机外面光洁如新，内部干爽无滴水。就这样，王助在马尾，上海等地的十余年间，艰苦创业，全心投入了研究和制造飞机的工作中。他和同事们克服困难，办工厂，办航校，建飞机浮坞，设计新型飞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革新和创造，终于制造出了多种型号，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多种飞机，据统计，从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和第一批飞机制造的技工，使马尾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

1928年 王助出任海军总司令部上海海军飞机工程处处长。1929年他调回马尾继任海军飞机工程处处长。1931年王助出任中美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回国十余年，国外的飞机制造业突飞猛进，他看到了在飞机的设计，制造技术和工艺技术上，与国外存在的差距；他也看到了商业化了的航空业，为确保安全，必须提高零件质量，必须保证定期维护，以及要扩大飞机地勤和修理人员的队伍，特别是要提高修理人员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如果与先进国家合作，那么就可以使中国的航空业发展的更快、更好。他就积极提出和美国航空业合作的建议。而美国的飞机公司也看到了，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1932年3月10日，王助在麻省理工的校友，美国人威斯特尔维，代表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向宋子文提出训练飞机人员及建造飞机制造厂的建议；并于4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建厂计划，此厂将负责制造零件，组装，修理和保养飞机。为了发展中国的飞机制造业，缩小和国外的差距，国民政府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了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的谈判，并签订了三项合同 。与美国合资经营的合约谈判中，宋子文提出了飞机的机型和机种要多样化，而不是偏限在寇蒂斯厂的机种，还特别提出了飞机应包含其它飞机厂的新产品；后经多方协商，在1933年2月，财长孔祥熙与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的飞机推销代表，通陆公司总裁威廉-道格拉斯-泡利签订合约,在杭州笕桥机场建飞机制造厂，还在上海成立了建厂筹备处，（后迁往杭州办公）；1933年4月由寇蒂斯公司，道格拉斯公司和通陆三家公司，合组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公司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 (CAMCO)的杭州公司。简称“中杭厂”。

▲王助在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

1934年8月中杭厂在笕桥正式运营，开始工厂有员工300多名，美方十多位美国工程师任部门主管，通陆公司总裁威廉-泡利兼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总裁，乔治-阿诺德任副总裁兼总经理；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硕士，波音公司的首任飞机设计工程师王助，担任了该厂“主任中国工程师”（Chief Chinese Engineer）的技术职务，同时他也是中方的最高领导—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监理。中央飞机制造厂建厂的成本是$250000元，由国民政府分五年摊还，五年结束后，飞机厂的财产便归属中国政府。

▲杭州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飞机制造装配车间

从1934年8月开工到1937年8月遭日军轰炸，而被迫停工的3年中，共组装了寇蒂斯鹰式战斗机，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洛泊轰炸机等各种飞机235架。后来，又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武汉内迁厂里，仅一年时间，全厂职工又修理，组装了60余架飞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应对日军对中国的不断侵略，增强飞机制造和中国空军的力量，政府决定委派技术专家王助，与黄光锐，王叔铭一起，赴苏联商谈合作建厂，空军军援等事宜。就这样，在1938年年中左右，王助在全厂员工的不舍中，离开了中央飞机制造厂。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留美考试，他选考了唯一一个名额的“航空机架”专业，飞机设计的主考官就是王助。在钱学森考取了庚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后，又得到了王助，钱昌祚，王士倬等人的大力推荐，提携和帮助。根据清华大学对留美学生的要求，钱学森在入学前，要到国内杭州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以及其他多个航空业厂家实习。这些安排，也都由钱昌祚和王助负责。

1934年10月来笕桥实习的钱学森，恰逢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刚开工不久，作为该厂“监理”和“主任中国工程师”的王助，就是前来实习的钱学森的导师，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笕桥飞机场，钱学森第一次看到了停在地上的飞机。那是两架从法国购买的“布莱盖”飞机。在笕桥，实习生钱学森对飞机的内部结构、装配和飞机的制造工艺和过程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记录，对飞机有了初步了解。在实习期间，他还写信向交大机械工程学院胡端行院长汇报自己的实习情况。王助很喜欢聪慧好学的钱学森，他教导钱学森务必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王助在赴苏联的谈判结束回国后，于1939年7月，出任航空研究所副所长，他邀集了国内外的各种专业的华人飞机研究人才，到航空研究所进行飞机的研究。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也被聘为航研所的客座研究员，他还在航空研究所发表了“高速气流突变的测定”的论文。所以，钱学森的成长过程中，在中央飞机制造厂和航空研究所曾得到过王助的帮助和指导。钱学森晚年，曾忆起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的17位先辈，王助便是其中之一。

▲2007年2月，中国发行的“中国航空群英谱”16枚个性邮票中，王助在列。

1949年王助出任中航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转往台湾。1955年开始，王助在台湾成功大学任职机械系教授，教授”航空工程“课程。开始了培养新一代航空技术人才的工作。1965年3月4日中国航空制造的先驱王助先生，因患肝炎逝世。

邢契莘-字“学耕”，号“寿农”（1887-1957）

邢契莘，浙江嵊县太平乡坎流村人，如今嵊县太平乡已改为嵊州长乐镇；邢契莘是船舰制造、飞机制造和机场港口建造的技术专家。邢契莘在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校，是优贡生。1909年9月，他参加了清华第一期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考试，在各省选送，加上京师报考的六百多名考生中，仅取用了47名，邢契莘以第14名的好成绩被录取。1909年的10月，游美留学处为每一位留学生订制了一套价值250块银洋的西服，就这样，这些身着洋装的47名庚款留美生，由“外务部主事”兼“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中国幼童留美归国的学人，清华大学创始人，清华校长）率领，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起程赴美，在旧金山登上了美国国土。

邢契莘赴美留学的学校是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是“造船工程”。在那一期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留美学生中，有后来的清华校长—金邦正和梅贻琦，以及胡刚复、张子高（张怀）、秉志等名人。

1914年他在麻省理工本科毕业后，他继续选“军舰制造”，兼习“航空机械”。

1916年，获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邢契莘显露了他多方面的才华，例如，他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社团活动，邢契莘不仅是麻省理工华人留学生辩论队员；还积极参加美国各大学的华人学生的辩论会。例如1915年8月27日至9月3日，美东学生会第11届年会在康涅狄格州的Weleyan大学举行，在“中文辩论会”活动项目上，以“我国今应将留学经费扩充国内大学”为题进行辩论，正方的麻省理工的张贻志，侯德榜和邢契莘，对阵反方的康奈尔大学的邹秉文，杨铨，钱天鹤，结果反方胜。他还参加了美国大学华人留学生英文演讲比赛，邢契莘获得了冠军，胡适先生获亚军；邢契莘还能写一手极好的毛笔字。

▲邢契莘和清华两任校长梅贻琦和金邦正都是首届庚款留美学生，同船赴美。

邢契莘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后来又在马尾福州船政局任制船主任，还在北平航空署机械厅任厅长，东北航空处任技师、处长等职，并执教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1927年至1932年，任东北航务局及东北联合航务局总经理，东北造船所所长。1934年1月，任青岛市工务局局长。1937年4月，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机械处处长。

在青岛捞山巨峰东侧最高处，有一处刻石，上有二大字“思危”，这刻石是邢契莘在日本发动1937年7月7日侵华战争的前夕，在捞山留下的一个遗迹。眺望祖国大好河山，并留下“思危”刻石，正体现了邢契莘面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忧虑，他想以此刻石来告诫游客，要“居安”“思危”，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邢契莘的捞山石刻——“思危”和他书写的亲笔文件，毛笔小楷秀丽端正。

1937年8月14日，中杭厂被日军轰炸，该厂被迫迁往武汉，航空委员会决定调派首任中央飞机厂监理王助等，赴苏联商谈合办飞机厂和对中国空军的军援事宜。1938年年中，王助离开中杭厂。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中，在武汉地区设飞机厂也不安全。政府又决定，将把中央飞机制造厂迁往云南垒允，重建新厂。以避开战事频发的地区。航委会希望，在中缅边境这个大后方的垒允，用最快速度，新建一个有跑道，有厂房，有医院，有宿舍，还包括学校，商店，银行在内的，全新的中央飞机制造厂。

政府在物色建设新厂的监理人选时，就派遣了邢契莘这个懂航空，又熟悉工程建造的强手，来担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所有建造任务，因此，在1938年，他从航空委员会转任滇西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任监理，这是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第二任监理。

1938年12月，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组织先遣队，分批开赴垒允拓荒建厂，1939年1月中旬以后，昆明除留少数办事人员及家属外，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中美员工均开赴垒允。原从武汉派往成都和衡阳的工作人员也抵达垒允。中国云南瑞丽，龙陵，腾冲等地老百姓，都参与了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拓荒建厂工作。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器材，大多由香港转运到仰光后，再运到垒允安装使用。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人组成的施工队，负责开拓厂基、修筑道路、安装设备、铺设水电线路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等工程。在邢契莘的领导和全厂上下共同努力下，仅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在这荒野的边陲小山下，修建成功了这个包括一条跑道在内，生产生活设施样样齐全的，一个具有当时较先进技术水平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后来为了应对对日作战的需要，在离厂区不远的地方，邢契莘又组织，领导修建了另一个南山大型机场，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基地。在1941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进驻垒允后，南山机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1日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工投产，中美领导人合影。

在担任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期间，他组织领导了把从美国购买的50架霍克机的零件，全部装配成整机，经测试，试飞全部合格后，拨交轰炸机大队接收并投入空军使用。他还安排了从美国运来的30架ＣＷ21飞机零件的货箱，存放在缅境八莫的储藏任务。在后来形势变化后，又组织了从八莫满载20卡车航空器材（包括30架ＣＷ21式机在内），运回到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进行分类存库的紧急“抢运”任务。另外，他还经历了该厂发生鼠疫和日军1940年10月26日轰炸等突发重大事件，在他的领导和医院的全力医治，消毒和严厉的防疫下，鼠疫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在日军轰炸后，对人员伤亡的善后处理，对中美员工的疏散和住宿的解决，以及在轰炸阴影下恢复生产，作为中方第一领导，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据统计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垒允飞机厂制造了霍克III双翼战斗机3架、霍克-75战斗机30架、莱因教练机30架，组装CW-21战斗机5架、P-40战斗机29架、DC-3运输机3架，改装勃兰卡教练机8架、海岸巡逻机4架，大修西科斯基水陆两用飞机1架(此架为蒋介石的座机)。共制造、组装、改装、大修了各式飞机达113架。由于厂房，机场已全面竣工，工厂投入使用后运行良好，他考虑到自己正患眼疾，所以邢契莘向航委会提交了辞呈，1941年5月获同意，离职返重庆休养。垒允飞机厂监理职务，从1941年6月起，由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钱昌祚接任，他是中央飞机厂第三任监理。

1943年3月，邢契莘担任农林部总务司司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大连港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未就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广州港工程局局长等职。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台湾，先后任“交通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台湾省鱼业增产委员会委员等。1957年病故。

（本文所附邢契莘先生的生前相片，是通过向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刘容生教授求援后，他再委托清华图书馆庄慧玲馆长，以及孙海珍女士，王珮玲女士，素萱女士等很多有关人，在寻找8天后，才在梅贻琦故校长的资料中，意外发现一张合影相片中有邢契莘先生在内的相片。并寄给了我。对百年清华金字招牌的口碑，已人人尽知，今日亲身体验清华为民服务的态度，确实名不虚传，令人感动。在此再表深深谢意。）

钱昌祚-字“莘觉”，“惺觉”（1901-1988）

钱昌祚，江苏常熟人。中国的航空技术制造专家，航空机械专家和教育家。钱昌祚是钱昌照的堂弟，（钱昌照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钱昌祚1913年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毕生后是庚子赔款保送留美学生，入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就读，1922年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转入航空机械工程系，1924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同年返国。任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及清华大学教授，杭州市公用局科长。1928年入航空界，任航空学校秘书兼编译、教授、教育长，1933年7月18日任军事委员会航空署技术处处长，1934年5月任航空委员会技术处处长。1934年4月1日担任中国航空工程学会会长。1936年3月任航空机械学校校长。1937年1月4日任空军二等机械正。1938年3月任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副厅长、代理厅长。

1940年任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该厂原为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意大利顾问团撤退回国后，该厂监理朱霖率领员工、带着器材设备迁到四川南充羡林沟，改称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并调派航委会技术厅副厅长钱昌祚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仅半年就制成样机。后来又制成双座教练驱逐机，试飞成功后，投入批量生产。

这段时间，钱昌祚还受邀参加了对美国Intercontinent公司（通陆公司）总裁，威廉-道格拉斯-泡利的飞机采购谈判， 这个威廉-道格拉斯-泡利，同时也是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总裁。1940年9月，航委会又派钱昌祚厂长到滇边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了解春季向美通陆航空公司威廉-道格拉斯-泡利购买的80架驱逐机、50架霍克机、30架cw21拦截机，如何在滇缅路封闭前就运到仰光。（英国屈从日本压力，封闭滇缅路3个月，），经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协商，并和美方达成了将英国原向美国订购的100架P-40B移让给中国先提货（并由中央飞机制造厂组装检验、试飞）的协议。钱昌祚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由于应变得当，到4月底，这批P-40B飞机已开始从美国托运到仰光，1941年5月，航委会派钱昌祚为缅甸仰光接机专员，负责这100架P-40Ｂ飞机机的接收。因为P-40B及时运抵仰光，又及时安装。这批飞机后来成为飞虎队打击日军飞机的主力战机。由于飞机运到后要马上组织人员开箱，安装。不仅需要工作场地，人员和组装的设备，还要警惕日机的轰炸。钱昌祚考虑再三，决定在缅甸就地安装，这里比垒允更安全。就这样，在航委会的批淮下，钱昌祚对组装飞机的一切进行了协调，解决了在缅甸组装飞机的工作安排。

▲1936年3月钱昌祚任航校校长

由于在美国招募的航空志愿人员马上也要到达仰光，中央飞机制造厂要配合做好人员接待，安排好住宿和训练场所。工作紧急，垒允这头任务繁重，所以航委会决定钱昌祚接替提出辞呈的邢契莘， 担任垒允中央飞机厂的新一任监理。

1941年6月钱昌祚正式接替邢契莘上任，担任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三任监理。在垒允飞机厂1940年10月被炸后，工厂逐步恢复生产，这一年间，垒允厂继续组装了P—40战斗机60多架，1941年9月1日，飞虎队除一个中队驻扎在缅甸外，其余二个中队进驻垒允。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部分飞虎队迁到昆明等地。展开对日作战。1942年1月，“飞虎队”的飞机经常从昆明和云南驿起飞，先到垒允南山机场加油，补充弹药，次日晨再飞到缅甸支援陆军作战。为了保卫垒允，“飞虎队”每天派2架P—40驱逐机在上空巡逻警戒。2月，“飞虎队”105人、战斗机50多架到达南山机场，同日机在滇缅边界上空激战，击落击伤敌机10多架。同年4月20日，击落入侵日军侦察机1架；23日，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4架；27日，再次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4架。前后3次空战，我方无一伤亡。垒允机场在中国空战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时的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已成为飞虎队的保养、修理、弹药补充、汽油供给的主要基地，在此期间，垒允飞机厂为“飞虎队”和英国驻缅战斗机进行了数十架次的检修，直至飞虎队在1942年7月解散。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南进，数月之间就攻克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继之出兵缅甸，占领仰光，切断了滇缅公路。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原来远离抗日战场的滇西大后方，变为抗日前线。1942年4月28日，日军快速部队偷袭缅甸北方重镇腊戍得手，随后以疯狂速度向中国边境推进。南距腊戍不到200公里的垒允，情势万分危机。在仓促和混乱中，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始了最悲壮也是最后一次迁徒，向保山撤退。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职工和家属夹在后撤的难民中，经芒市、龙陵奔向惠通桥。在撤离前，为防止日军侮辱厂区墓地中飞虎队员遗体，特派人把11位飞虎队员的棺木转运到腾冲西人墓地安葬。到29日，日军距垒允仅60英里之遥，垒允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锋芒之下，为了垒允中央飞机厂的撤退，钱昌祚拒绝了航委会要他马上到重庆开会的命令，临危时刻忠于职守。至5月1日下午，全厂人员撤退完毕。钱昌祚命令焚烧全厂，并烧毁安装好的CW－21机两架、安装中的28架，训练摔坏的P40有22架。顿时，整个厂区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四起，飞机制造厂在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南畹河上的铁索大吊桥，也在一阵猛烈的爆炸声中坠落江底。部分机器设备被沉入南畹河中，大量未运走的零配件器材，一些搬不动的大型机械，只好连同厂房一起炸毁。 钱监理亲手焚烧了监理官舍，在所有撤退遗留事项全部完成后，他驾驶福特汽车最后一个离开垒允，北上追赶3天前就已开始撤退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员工队伍。此时，飞虎队也已驾机撤离垒允，转其它飞机场，开辟新的前线基地。部分飞虎队员乘车离开。5月4日中午撤退队伍到达保山后，在中午突然遭到日军的一次大轰炸，保山饭店附近着弹，飞虎队员本尼·福希牺牲，中国员工死难三十余人，伤100多人。而当地老百姓死伤极为惨重。轰炸之后，钱监理决定给每个员工（包括家属）发两个月工资，运到保山的器材全部卸车，腾出的汽车，运送尽可能多的中美员工去昆明。为防止日军企图抢占惠通桥的阴谋得逞，1942年5月4日，中国军队炸毁了惠通桥。垒允飞机制造厂的一小部分员工和家属也被隔阻在惠通桥西岸。6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昆明设办事处，共收容垒允飞机制造厂撤来的职工1000余人，其他人员下落不明。航空委员会被迫作出解散“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决定。

▲中国当时最大的飞机厂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中。

而后，在重庆设立临时办事处，处理中美合同结尾核算问题。1943年1月国家派钱昌祚赴美，办理“租借法案”，他前后为中国争回了400万美元（根据“租借法案”，自太平洋战争起，美国飞虎队改为第十航空队驻华先遣队，至1942年5月美方人员回国，在此期间的所有开支由美国负担）。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挽回了很大一部分损失，但在航空建设上的损失难以弥补和挽回。

就这样，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被彻底焚毁了，其中被毁的飞机，器材约值三百多万美元， 建设费用一百多万美元还没计算在内。跟据中央飞机制造厂高级管理人员叶肇坦先生的回忆，“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1939年7月开始正式生产和修理的各种军用飞机，包括后来部分转移到仰光继续组装的军用飞机，总数在300架左右。其生产的当时美国最新式的P—40型战斗机，是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主要机种之一，在与日军的较量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钱昌祚晚年写了自己一生经历的自传—浮生百记。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史料。

钱昌祚在这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担任监理，时间一共也只有一年，本来，他可以在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一展宏图，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一番贡献，实现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愿望，但是日本的侵略，却使他亲手焚毁了它，这是个历史的悲剧。回顾历史，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

1944年12月钱昌祚任航空委员会参事。1946年6月5日任国防部第六厅厅长，1947年4月任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1948年9月22日晋任空军机械监。1949年去台湾，历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台湾手工业中心董事长。曾任“中国航空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理事长。还曾担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退休。著有《惺觉论选》及《浮生百记》。1988年病逝。

（所使用过的网上图片资料属原持有者所有）参考文献：王助传记诸晴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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