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认惹不起哪位开国上将？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张爱萍，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

其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全面展示了张爱萍多姿多彩的人生。本文节选的是中国第一次核爆的最后关头，张爱萍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前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岢岚23基地，神州5号发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后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5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地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4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1964年10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1964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2000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GDP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