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自由与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读书报告

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邀请同窗好友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哈钦斯组织一个私人的研究机构，对美国新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展开调查。1944年2月，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宣布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成立。三年之后，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的总报告和六份分报告，提出了社会责任论。对自由注意报刊理论进行修正，发展了了恩门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正是这份报告也被认为是现代“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作。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当时美国的广播、报纸、电影、杂志和图书等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对新闻界的业主的良知、责任，以及这此责任对于形成公众舆论的普遍益处进行了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总报告，这便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围绕新闻自由和防止新闻界滥用权力这样的事关美国式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本报告中就新闻界的角色提出了如下至今越来越受到肯定的重要建议：

一种就当日时间再赋予其意义的情景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

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一种供社会各种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

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

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法和情感流送达每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这本书对新闻界的认识与见解有着先见之明，它预见了新闻界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新闻传播界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它的总体脉络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在政治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给新闻界带来了影响。随着最高法院对于《第一线修正法案》做出新的解释，新闻界面临着政府干涉的危机。即使二战已经过去，但是新闻界仍然担心政府不愿意放弃他所获得的巨大的权利，放弃他对于新闻界的控制。因此，报告在开篇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于危险之中”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但是报告却认为现在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越权干涉。相反，新闻界没有承担起跟它所获得的自由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是更加需要苛责的。

随着传播革命的展开，新闻对于人们来说不再是跟以前一样的可有可无的娱乐消磨时间的工具。相反，各种兴新技术的使用，使得新闻能让人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中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帮助人们了解和参与自己国家甚至是世界未来的重要参考资讯。所以新闻更加不是私人的盈利手段，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件的公共载体，成为保证言论自由的手段。

这本书的重点在于“自由”和“责任”两个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新闻界应该怎么维护自由，在维护自由的同时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自由和责任这两个词并不矛盾，反而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离的，新闻界却还未自觉地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愈发匮乏，而受到利益的驱使，新闻界为了吸引眼球，提高受众关注度，大量进行煽情化的报道，歪曲或篡改事实来迎合受众的口味，产生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有些网络媒体为了争夺人们，吸引视线，自行的编造虚假新闻。新闻界屈服于受众的压力之下，对新闻的报道进行了挑选，只报道受众感兴趣的部分，甚至是隐瞒实情，将新闻报道得戏剧化，注重于新闻的趣味性而忘记了新闻最重要的真实性。将传媒之间的良性竞争扭曲成了黄色新闻的竞争，把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弃之不顾。

当然，新闻界的自由也并不是完全毫无限制的。新闻业主把传媒当成了自己的私有产业，肆意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却不能正确的对待不同的意见。同时，给传媒注入大量资金的广告主似乎也扼住了传媒的喉咙。广告主的控制使得新闻带有推销的语言，孰真孰假难以分辨。同时，新闻界也放弃了传媒之间互相纠正这种良好的途径，反而相互偏袒，使得新闻界内的丑闻与缺点难以显示。

新闻界的不负责任的报道风气往往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是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政府对于新闻界的干涉才有了合理的理由。因此，新闻界想要获得完全的自由，不仅是需要政府的限制，更加需要的是对自我的管制。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对于精神自由与文化说“精神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同样的，不能为了消灭新闻中的罂粟，为了给新闻“消毒”，而消灭新闻自由这片阳光雨露。因此要在保障其自由的基础上采取一些规约措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社会监督和新闻界对于自身的反省和改变。这样虽然受到政府和大众的监督引导，但是不会剥夺新闻界享受自由的权利。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界有着不可推辞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在书中认为新闻界应该满足公众需要，维护公共权力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新闻界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对受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