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马的时代,秦汉人要如何旅行?

文/李开元

“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授权转载

陆路与水路——车马与舟船

古人因循风土，通过陆路与水路往来。举实例而言，1957年在安徽省寿县（战国楚的首都之一的寿春）出土的鄂君启节，正是说明“南船北马”，即北方走陆路，南方走水路的极好物证。

鄂君启节，是楚怀王七年（前322年）赐给鄂君启的符节，用来免除运输途中的税金。符节分为车节与舟节两种，从中能看出从鄂（武汉附近）出发的陆路与水路的交通状况。

当时，长江周边的运输，陆路用车，水路则以小船为主。湖北江陵一带发掘了许多战国秦墓以及秦汉时代的墓葬，其中就有车马以及船的明器（陪葬品）出土。通过这些古墓的陪葬品，我们可以具体想象当时人们是如何往来，如何进行货物运输的。

另外，汉代各地的壁画以及墓室的画像石上，绘有官僚的车马出行图，以及描述战场的图案。这些图像，虽然是司马迁时代以后的东西，但也能够看到当时的车马以及船只的往来实况。

皇帝的巡行与离宫

《史记》当中最有名的旅行是皇帝的巡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设了皇帝专用的驰道，通向各地，又建设了连接北方边关的高速军用道路—直道，极大地便利了巡行各地的交通。

当时的道路，以首都咸阳城为中心，呈放射状辐射到各地，道路两旁还种植了树木。根据秦代的法律（《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阻挡驰道顺利通行者将被处罚。驰道，既是秦始皇巡行时使用的道路，紧急时，也是军队移动的道路。

秦始皇巡行的交通状况，可以通过出行时遭遇的事件看出部分实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219年）前往东方巡行时，车船并用，先去了山东的山岳海岸，然后前往长江流域，乘船前往湘山祭祀（湖南岳阳）途中，遭遇大风，几乎无法渡过长江。

二十九年的巡行时，乘车在三川郡阳武县的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附近）遭遇了狙击。据《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张良携力士向秦始皇乘坐的车马投掷铁椎行刺，误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下命追查凶手，封锁道路十天之久。

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一行经过云梦（湖北），乘船走长江过丹阳，准备从钱塘（今杭州）渡过钱塘江到会稽山（今绍兴），由于大浪，不得不西行返回一百二十余里，方才得以渡江。

《项羽本纪》中记载了项羽偶遇出行的秦始皇车马行列的故事，从时间上看，正是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游，从空间上看，当是秦始皇在会稽山祭祀了大禹后，渡过浙江（富春江）抵达吴县时的事情。

秦始皇在这次巡游中去世，使用可调节温度的辒凉车运送遗体。通过这些零散记载，可以看出秦始皇巡行时兼用水路陆路，车马和舟船并用的情况。

秦始皇的巡行，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是用车马，也有徒步的时候，在山东省的沿海地区以及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是用舟船。想来，巡行用的舟船，并非是载人小舟或者运输用的小型船，而是比较大型的船只。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广州发掘了建造大型船只的秦代造船厂遗迹。

那么，皇帝巡行时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呢？根据《龙岗秦简》记载，战国楚的安陆县（湖北云梦县）有禁苑（御苑），沙丘是秦始皇巡游途中去世的地方，也有禁苑。鹤间和幸先生在《秦的始皇帝》中说，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离宫，比如从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岛到辽宁省的多处离宫遗迹，都是秦汉皇帝们巡游时住宿的地方。

汉武帝巡行于各地，继续使用秦始皇时代的驰道与离宫。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行各地，也使用这些设施。司马迁早年，在他仕为郎中随同武帝巡行各地时，帝国各地的旅行条件尚不周全，而在元封元年以后，各个郡县已经将巡行沿线的交通道路和住宿设施整备完好，司马迁作为巡行的随行人员，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当地周全的接待。

官吏们的旅行

《史记》中还能看到使者与官僚、官吏们的旅行。比如秦始皇驾崩时，派遣使者给公子扶苏传送文书。汉代，官僚们出任地方长官到各地赴任，同时还有官吏的出差、公用物资的运输、政府文书的传递等。

那么，这些官吏们是怎样旅行的呢？

秦末之乱中，引发项羽与刘邦明争暗斗于鸿门宴的一大问题，是刘邦封锁函谷关。汉王朝建立以后，长安东面的函谷关，依然作为重要的关口存在。大体的情况，可以从《史记·酷吏列传》中宁成的故事中看出。

宁成是南阳郡穰县人，出任济南郡都尉时，藐视长官，吏治苛严。后升任为中尉，负责首都地区的警备治安。武帝即位后，成为京师长官之内史，后遭外戚诽谤免职入狱。服刑中逃回乡里，发财致富，任侠横行，威势凌驾于太守之上。宁成其人，可谓是体现了汉代郡县统治与乡里社会的双重象征人物。

史书记载，宁成从长安越狱逃回乡里时，曾经伪造了当时通关所需的证明“传”。他使用伪造的“传”所通过的边关，应当是函谷关或者是武关。

“传”是证明旅行者身份的文书，居延汉简中有不少实物出土。由这些实物可以看到，因公旅行者都由上属长官写明出行目的，以官令下达的形式传达给关（陆路）和津（水路）的官吏。

因公旅行者，还可根据律令的规定，使用车驾和住宿设施。一般的人，首先由县下面的乡啬夫开具没有前科的证明，然后再获取得到县长官许可的“棨”，携带“棨”出行通关。

近年来，敦煌的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了汉简两万三千点以上。这批汉简，虽然只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据悉都是从武帝期到西汉末、王莽时期、以及东汉时代的文书。

这些文书记载了因公来往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人们，如何按规定整备车马，如何住宿于县的传舍、置、邮、亭，根据身份的差异提供不同的饮食。

秦汉旅行之住宿饮食的规定，见于《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传食律》。传舍根据旅行者身份的差异准备谷物、调味料（酱、盐）、菜羹等，马匹的饲料也由传舍配发。

悬泉置还留存有宣帝元康五年（前61年），使者长罗侯一行人住宿于此时，传舍准备的牛羊肉、谷物、鱼、鸡、调味料（豉、酱）、酒等的“费用簿”。

《悬泉置汉简》的年代虽然比司马迁的时代稍晚一些，是边境地区的资料，不过，从秦汉帝国统一的律令规定来推想的话，这样的旅行情况，应当与华北、江南的旅行情况有相当的类似之处。

司马迁的第三次旅行，也就是被派遣至西南夷的那一次，他或者是跟随军队，或者是随使团出行，都享受了因公出差的团体待遇。不过，他20岁时的那次单独旅行，为何能够顺利地长期在外出行？他如何通关，如何住宿，如何饮食？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调查。

一般民众的旅行

《史记》当中还能看到一般民众的出行，分为因公和因私。

比较常见的因公出行，是起因于战争的军事行动。农民被征发作为兵士从军，随同军队通过交通路线前往各地。

汉代初期，沿用秦国的制度，征兵年龄为17岁，根据爵位等级而有种种差异。到了景帝与武帝时期，征兵的年龄为20岁，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改为23岁。

不过，因为史料的限制，汉代的征兵究竟如何进行，如何编制军队，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史书中不时见到的，是被派遣至边境的戍卒。

秦末，陈涉等人作为戍卒前往边境服兵役，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担心受到惩罚而蜂起叛乱。他们的叛乱，虽说是非法的，但从移动出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场普通民众的远距离移动。

秦代，为修建直道、驰道，营造阿房宫、骊山陵，大量使用人力。这些人力，从帝国各地征用，都是长短距离不同的出行移动。具体的事例，就是亭长任上的刘邦，从故乡沛县千里迢迢来到咸阳，服役修建骊山陵。

还有一些是强制性的移居，比如秦国将被攻灭的他国居民移居他乡，流放罪人等。后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得到吕不韦推举的嫪毒，发动政变失败，连坐者数千家人被流放到蜀郡。

秦代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征兵从军、戍卒之边、兵役徭役等涉及制度的事情，在汉代也能见到，因为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各种制度。当然，这些并非因私的出行，由政府安排，按照规定支付必要的物资，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因黄河泛滥而出现的流民移动，以及前往边境的移民等事情。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地区出现70余万流民，大部份被迁往鄂尔多斯方向，移民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部分被迁往江南方向，被移民到会稽郡。

这些移民的衣食由政府提供，不足部分另设专款额外征收。元鼎二年（前115年）夏季，洪水泛滥，关东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数千人饿死。

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达200万人，武帝下令将其中没有户籍的40万人口迁移至边境。可以想见，这些因为灾荒而出现的大量流民，都是大规模的民众移动，这些民众移动，并不是自由的旅行，都受到通关以及户籍的严格限制。

因私旅行，有商人们的商业活动以及各种交易、运输的往来。战国时代，吕不韦这样的国际大商人来往于诸国，地方的商人们也在各城市之间进进出出。

战国末年，刘邦曾经多次从家乡楚国的沛县到魏国的外黄，去拜望游侠张耳，是史书中难得一见的个人旅行。

此外，秦汉时代还有种种不同原因的亡命者、避仇的逃亡者。我们所熟知的项梁与项羽，就是为避仇而离开家乡下相，前往遥远的会稽郡避难的。

从汉代的事例来看，还有个人寄食于王国以及官吏宿舍的情况。比如司马相如，景帝时期任职于长安，与偶然来朝的梁孝王的游说之士们相识，随之到梁国成为梁王的门客。

当时梁国的诸生、游士当中，有来自齐国、淮阳国、吴国的士人。梁王去世后，司马相如返回蜀都成都，寄食于临邛县令属下的“都亭”，在此与卓文君相识。

总的来说，古代的旅行与我们现在的旅行差异极大。古代的旅行，大多与国家以及地方的行政运营相关，如同上述的皇帝、官僚、官吏、军队、戍卒、徭役、移民、流刑等，都可以看作是因公旅行。

民众的私下旅行非常罕见，常见的是少数与商业相关的移动，受到通关与户籍等相当多的限制。至于逃亡和流民等，那就谈不上是出于自愿的旅行了。

大体说来，汉代的民众，只能在居住地做有限的地域移动，要想前往远方作长期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司马迁的旅行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司马迁的旅行又是怎样的呢，他的多次旅行，可以归属于哪些类型呢？

首先，是多次随行武帝巡行。毫无疑问，伴随皇帝的旅行，作为同行官吏的司马迁，享受的是官方接待皇帝一行的相关待遇。

其次，是作为使者前往西南夷的第三次旅行。此行的待遇，或者是随同军队的，或者是作为官吏因公旅行所当享有的。

剩下就是20岁的那次旅行了。这次长时间的旅行，并不是随行皇帝或者因公出差。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解决车马、船只等交通手段以及通关手续、住宿、餐饮等问题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这次旅行，是随同博士等官员出行的。武帝元狩六年开始派遣博士巡行各地。如果司马迁跟随其中一位博士前往的话，能够从长江流域走到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此外，司马迁在20岁的旅行时，曾经在齐鲁学习仪礼。如果他是跟随博士前往，他将脱离使者，放弃任务长时间停留一地学习，怕也是解释不通的。

另外，也有这样的意见，说他20岁的旅行是自由自在的青春漫游，或者是自费旅行。问题是，当时即便是因私旅行，也是需要携带通行证的“传”（或者棨）。

此外，还有服兵役的事情。武帝时期，男子在20岁时须要服兵役和徭役，20岁的司马迁很难在这个时候作长时间的自由旅行。

一般而言，在秦汉时代的中国，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个人长时间大范围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旅行的广泛展开，是在唐宋时期以后的事情。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