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原标题：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众所周知,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英敛之、王郅隆年代(1902-1925)为创始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年代(1926-1949)为新记时期,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1949年迄今,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　
　　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人称大公报“三巨头”,又称“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人,张季鸾的笔”,形象描述了“三巨头”在大公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
　　1931年5月22日,新记公司接手第五年,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称其“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也发来题为《后生可畏》的贺词说,大公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吴、胡、张合作的肯定。
　　但是,如果深入考察,从大公报的发展脉络看,吴、胡、张的合作大可研究。具体而言,在办报的目的与追求上,“三巨头”可谓志同而道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大公报后来的发展。
　　接手大公报,创办新记公司,吴、胡、张三人为什么一拍即合?——都想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是“知日派”,并且对日本的报业都有过考察,(大公报的组织机构、分配形式等大都取法于日本报馆的模式)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办好报纸为什么?三人的想法却不尽相同。
　　吴鼎昌作为当时华北财阀领袖,极欲进入官场,因此需要政治资本。他曾说:“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由此可见他的办报初衷。后来他果然去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验证了他的“预见”。不过,他也因此成为1948年中共点名的重要战犯之一。
　　胡政之做过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失败了并不甘心,希望收拾旧河山,做一番大事业。他对办好报纸比吴、张看得更全面,更深远,付出也更多。胡政之一手栽培、曾为新记大公报骨干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说:“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这应是徐的切身感受,也是中肯的看法。正是在胡政之手上,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他个人的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他也因此成为大公报各种“罪名”的重要承担者。
　　张季鸾是职业报人,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因“文人论政”而得名,他专注于写文章,热衷于交朋友,在报馆里很少过问编报以外的事务。1938年,大公报创办汉口版,周恩来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1958年,新记大公报虽然已经“声名狼藉”,毛泽东还对主管新闻出版的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张季鸾英年早逝,又逢抗战中期,其时,大公报的声誉如日中天,张季鸾作为总编辑,受到各界高度赞誉。“三巨头”中,张季鸾算是“骂名”最少,得其所哉的一位。
　　追求不同,又要合作,因此才有了曹世瑛先生所说的“钩心斗角,相互制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对众所周知的“三巨头协定”做过一番与众不同的分析:“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制约了吴急于去政府做官；但“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又保证了吴的独资经营,胡、张最初只能算是劳方,拿的是劳力股；而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搞的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胡有用人行政之权,张有言论决定之权……如此等等。笔者以为,曹世瑛先生的这个分析,值得大公报研究者关注。在新记大公报23年的历史上,吴鼎昌最早“淡出”。1935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依照当初的约定,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1937年转任贵州省主席,1948年又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不过,吴鼎昌做了官,也依然是大公报的大股东,直到1948年末,才正式公开登报辞去大公报董事一职。1950年,吴鼎昌病逝于香港。　　
　　张季鸾是第二个“告别”大公报的。作为总编辑,他一心一意办报,不仅用他的笔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文章,实践了“文人论政”的理想,而且打造了一张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大公报的迅速成名、崛起,张季鸾功不可没。不过,“三巨头”之间,张季鸾与胡政之潜藏着矛盾。例如,1936年,张提议开设上海版,吴、胡不赞成,张极不满,一度曾准备辞职,直到吴、胡同意了开设沪馆才回心转意；抗战爆发,武汉失守以后,张到重庆,胡去香港,各自分管重庆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直到张去世,两人合作不多。张季鸾1941年病逝,年仅54岁。天若假年,大公报可能又是一种局面。
　　胡政之与新记大公报几乎同始终,如果加上王记时期,他在大公报服务了27年。较之吴、张,胡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颇谙经营之道。新记开张之初,胡政之已经办有国闻通讯社,新记早期的基干力量就来自国闻社,徐铸成、李子宽、金诚夫等更成为后来大公报的高层。大公报人事问题实行经理负责制,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新记大公报的最后7年,在吴鼎昌去职,张季鸾病逝的情况下,胡政之总揽大权,大公报能够有四馆并存,发行20万份的局面,胡政之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胡政之,也就没有人们后来称道的大公报。1949年4月,胡政之病逝于上海。有人说,胡政之之死,也是新记大公报之死。其实,胡政之病重之时,天津大公报已经停刊,改组为进步日报。如果他再多活一个月,还会看到上海大公报“新生”。新记大公报走入历史,是一种必然,非胡政之所能左右。
(摘自《闲话大公报》,张刃著)

(原标题：大公报的“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