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次维新改革--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改革过于激烈，因而传出有维新派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惹怒慈禧，因而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并将康有为的著作呈览给慈禧。康有为的书加强了光绪帝对改革的决心。

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根本不懂国家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搞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氏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光绪于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两人等推行新政，并以谭嗣同等四军卿架空原有的军机大臣，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保守派的反对。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绪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仅康有为见过光绪一次，梁启超等人没有见过光绪。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教育改革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着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上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上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制造军火

政治上

裁减冗官和重叠机构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

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等书，这些书在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时，都曾向慈禧报备，慈禧也曾慈览过这些书籍，并询问光绪帝的意见。光绪帝对于康有为的变法十分赞同，而慈禧在经历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惨痛教训后，默许了康有为的改革。

当时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军机大臣刚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绪帝革除，让刚毅相当不满。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不过当时军机大臣的任免，还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分的军机大臣在变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许。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怀塔布跟刚毅重回军机大臣的原因，在于光绪帝变革过于急燥，官员革除不少，慈禧担心影响国家官员任免问题，因此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批准的免职官员，有部分是不同意。

有评论指慈禧太后并非反对变法，但变法目的应以利于清室统治，延长清朝国祚为大前提，但康梁两人“改元易服，南巡迁都”的主张，被慈禧认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之举措。再加上康有为曾向光绪帝建言，命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并囚禁慈禧，遭慈禧听闻，故而断然发动政变，扼杀维新。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的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慈禧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荣禄曾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他在公元1896年9月20日回京，参与扼杀戊戌变法，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变法失败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光绪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慈禧[9]。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慈禧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慈禧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被斩首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戊戌政变之所以爆发，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在明知光绪权力有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完全无视慈禧握有实权。他们过分高调的举动一来激起太多官员的反抗，二来将原本处于中间摇摆状态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还未等变法好好展开，就把大多数人得罪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有评论认为，戊戌政变的深层原因是满汉之争，慈禧并不一定反对维新，但变法与“满洲统治”这一根基相抵触，随着变法运动的激进化，康有为上奏在华东建设新都，剪掉辫子，改穿西式服装，改元维新（参《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意味着脱离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周边设定的旗地、八旗等满人势力，转向对外开放之地上海，断发、易服、改元意味着对祖法即二百五十年来的清朝统治的全盘否定，因此唤起了满洲人的抗拒。当时一封致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信中称：“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旗人在摧毁维新派时，能够博得多数汉族官员的赞同，或至少漠不关心，乃因为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力，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

亦有评论指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顾问。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康有为在国外，竭力把慈禧、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