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长这么大——一个厂二代的东郊记忆

城 事 · 成 都 晓有所得

童年在记忆里是一部黑白片。

80年代，我妈妈在成都东郊的刃具厂上班。爸爸是一名高中老师，但是爸爸教书的学校并没有给老师分房住。所以我们一家就住在工厂的宿舍楼里。宿舍楼都长得灰溜溜、像火柴盒子的模样。

刃具厂是东郊的大厂，标志性建筑是一栋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俄罗斯式红楼。我知道刃具厂是大厂，是因为从小就听我妈说“毛主席来视察过”。

在进行股份制改革、成为垃圾股、又搬走前，刃具厂一共修了60多栋宿舍楼。宿舍楼用数字编号，编号越往后，表示楼越新。

我出生后几年，我们一家四口挤在“22栋”一个15平米的小单间里。这个小单间放了两个上下铺。

有段时间，外婆被爸妈从重庆请来带我。我们五人挤在一间房里。再后来有阵子，重庆的表哥也被送来给外婆带，我们就变成了六个人挤一间房。

我们和另外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上厕所必须跑去一楼。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邻里矛盾自然少不了。和我家共用厨房的廖家，居然在厨房养了一只鸡，而且还不定时清理鸡屎。这引起了我爸妈强烈的反感和批评。

不久后，廖家的鸡神秘地死了，我家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我们咋会干那种缺德事嘛！我告诉廖婆婆，我们不会毒她的鸡。”我爸说。

住22栋时，有一天，爸爸妈妈突然很欢喜地挤在窗边，还招手让我也过去。

家里没有阳台，所以我们全家的衣服洗好后，都晾在窗户外伸出去的晾衣杆上。窗外是一条并不繁忙的马路，只有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在上面跑。要说风景，真没什么好看的。

我凑过去一看，原来天上横跨着一道彩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真彩虹”，颜色不如图画书里艳丽，但比书上画的大多了！

看到真彩虹，爸爸笑了。妈妈也笑了。我也笑了。

我们住在22栋时，姐姐抱着还在襁褓里的我下楼梯，“一不小心”把我从楼梯口滚了下去。在让这个肉滚滚的小包裹自由滚滑了整整一节楼梯后，她诚惶诚恐地把我捡了起来。为了避免挨打，她决定向爸妈隐瞒这个事实。

可以确定的是，这次事故对我姐造成的创伤远远大大过对我。因为直到我考上大学，她才如释重负地说：“还好，看来没有把你给摔傻了。”

等到我读小学时，我们全家从“22栋”搬到了“57栋”。这是一次豪华“升级”。虽然房子依然很简陋，基本就是个“清水房”。但因为我们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有了单独的厨房和洗手间，感觉是个“家”的模样。

搬到57栋后，我结交了更多的小伙伴。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厂二代”，不少还跟我上一个小学。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比如，住在旁边栋的安冬，从刃具厂子弟校转到我读书的小学，每天跟我一起上下学。他很快就以“嘴嚼”（四川方言：爱顶嘴）在班里确立了地位。安冬的妈妈是刃具厂医院的美女医生，头发长长，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但安冬的确不是省油的灯。他有次跟同学吵架，放下狠话说：“我把你打废了，我妈给你医！”

我和安冬放学后，为了抄近路，经常穿过一片田坝，再翻过一堵墙回家。翻墙回家是一件很炫酷的事。但狠话放出下不久，安冬翻墙不慎，脑壳着地，缝了5针。

回想起来，80年代的跑酷儿童，除了勇猛外，技术并不太过关。

刃具厂有一大块“地盘”，它有自己的学校、医院、体育馆、电影院兼礼堂、菜市场、图书馆、电视台、俱乐部。

用政治课本上的话说，这就是被市场经济所鄙视的“国企办社会”现象。

但这“小社会”就是我和小伙伴的“大观园”。除了厂区里不能去，我和小伙伴整天从菜市场逛到子弟校再逛到体育馆，去图书馆检查哪本杂志的哪一页被撕掉了，去俱乐部打街机，去体育馆滑旱冰，听喇叭里放出来的吵闹流行音乐。

刃具厂体育馆可是个热闹的地方。除了开放给小年轻们滑旱冰，中国女篮的郑海霞还曾经带着八一队到这里打全国联赛。

再后来，刃具厂进行“股份制改革“，体育馆前面就站着厂里的叔叔阿姨，拿着成叠的现金，买卖“原始股”——那个我不太懂是啥的玩意儿。

我爸妈胆子小，估计他们也不比我更懂“原始股”。因此一直捏着不敢卖。后来他们卖的时候，股票已经不值钱了。

在流行《酒干倘卖无》和《黄土高坡》的那一年，我妈去报名参加了刃具厂职工歌唱比赛。当主持人宣布来自“备料车间”的冉XX上台后，我妈引吭高歌，演唱了台湾流行歌曲《走过咖啡屋》。

我和我姐坐在台下观赏。我们都不知道“咖啡屋”是个什么东西，但听到我妈尽情地走音时，还是不禁为她捏了把汗。

在我妈的回忆里，并没有“走音”这个环节。她用两句话简单地总结了自己的舞台表现：“演唱中间还夹杂着舞步，引起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

读小学时，我每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家里的小猫“欢欢”捡黄鳝骨头。80年代的小猫没有猫粮吃，我爸偶尔喂她吃吃剩饭。那时，遇到需要提醒楼上的邻居不要太吵这种得罪人的任务，爸妈一般都派我去。收到给欢欢改善伙食这个重任，我掂量了下，觉得比骚扰邻居要轻松多了。

爸爸给我做了一个专门叉鳝鱼骨头的铁叉。我每天下午5点过就拿着铁叉，跋涉到刃具厂菜市场，在各个黄鳝摊位前打转。

市场里卖黄鳝的小贩们把黄鳝盛在大水盆里。被人买走的鳝鱼，他们会先放在一旁，再一根根地摔昏，钉在木板上，“刮”掉骨头。黄鳝小贩们娴熟地“刮鳝鱼“后，肉放一边，骨头扔在另一边。看到带点肉的鳝鱼骨头，我就叉起来放进口袋，带回家给欢欢拌饭吃。

偶尔，有活蹦乱跳的黄鳝能想办法从水盆里蹦出来。有天，一只“死里逃生”的黄鳝在地上挣扎，还是被我眼疾手快叉进塑料袋，带回家了。

那天晚上，爸爸不知道从哪里也掏出了一块黄鳝小贩们那样的木板，煞有介事地把那根倒霉的黄鳝摔晕之后，刮了干净。

于是当日我们晚餐饭桌上，就多了一根孤零零的黄鳝。

虽然小朋友不被允许进厂，我也不知道“厂里”到底长啥样。但刃具厂电视台每天播晚间《成量新闻》时，都会放一个工人叔叔阿姨们昂首挺胸从工厂大门走出来的片头。我猜想，厂里面应该更气派吧。

工厂的工作似乎真的很闲，因为妈妈每天要回家做两顿饭。两顿饭之间，也经常从厂里溜回来打个毛线，发点牢骚，然后再回一个叫“车间”的地方去“翻牌牌”（就是现在说的“打卡”）下班。

和大部分工人家庭一样，我家很少出去“打牙祭”。

印象中有“下馆子”这件事，已经是多年后。我姐大学毕业，拿着深圳的工资，请全家人“打车去吃粤菜”。那次“打车”和“吃粤菜”都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底哪一件事更值得炫耀，我觉得有点难以抉择。

在物质条件好到可以下馆子之前，做饭一直是我们家庭生活的重心。

我在离家走路30分钟的地方上小学。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回家，走进小区，远远看到灰色窗口里两个在忙乎的身影，就知道妈妈和爸爸又在做饭了。

我姐读大学后，开始善于思考人生，并且流露出强烈的“小资”倾向。她总结说，爸妈的生活就是“天天围绕着两顿饭转”。她很严肃地告诉我：“以后我们一定不能这样。”

我对我姐“前卫”的说法深表认同。虽然她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自己不做饭，吃什么啊？

我姐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案。几年后，她跟一位酷爱读《故事会》、并能安全驾驶摩托车的浙江小伙耍朋友（方言：谈恋爱）。“故事会哥”擅长做饭，拿手菜是炒花甲，他迅速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等到我读初中时，我妈遭遇“下岗”。很快，我爸的学校给老师修了宿舍楼，我们就此搬离了成都东郊。

许多年后，刃具厂经过“股改”、搬家，80年代的雄伟已经不复存在。原址夷为平地后，那里修起了全新的、每家都有阳台晾衣服的房地产楼盘。

唯一保留下来的是那栋著名的苏式红楼建筑。报上说，那栋楼很快将被修成一座国际学校。

在东郊刃具厂附近，曾经的工厂旧址上，政府建起了一个颇具“工业风”的吃喝玩乐中心。那里聚集着叫着各种洋名字的“咖啡屋”和酒吧。

他们给那里取了个俗气地要命的名字：“东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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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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