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提现2000元被收1元“服务费” 他把腾讯告上了法庭

（原标题：微信提现2000元被收1元“服务费” 他把腾讯告上了法庭）

庭审后，余仁财接受了雷锋网的采访，他把自己的行为称为“公义诉讼”，“收不收费、什么时候收费、收费标准是什么，完全由腾讯单方面决定，这显然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他表示，如果严格依照法律，法院应完全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被告腾讯：用户协议里有关于收费的内容，而且我们提前通知了

去年2月，微信宣布了将从2016年3月1日起，对微信支付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决定。费用标准为用户提现金额的 0.1%，每笔提现至少收取 0.1 元。微信还为每位用户提供了1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即提现超出1000元后，才会按照标准收取费用。

3月1日，也就是微信开始对提现收费首日，余仁财从“零钱”中提现了2000元，最终被收取了1元的服务费。

庭审上，微信表示，收费并不是出于营利的考虑，而是因为每一次支付和转账行为，银行都会向微信支付收取手续费，微信向用户收费只是为了平衡这部分成本。

微信同时表示，作为用户的余仁财在使用微信和微信支付时，即已同意了《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和《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这两份协议中都有关于“条款变更后，如果你继续使用本软件，即视为你已接受修改后的协议”的规定；同时，《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第五条有关于“服务费用”的规定：

“您理解，本服务附带营运成本，为了持续营运，本公司有权向您收取服务费用，服务费用的收取方式以您在使用本服务时收到的各类通知、告知为准。本公司发出的有关收费的各类通知、告知均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您若在收到有关收费的各类通知或告知后仍然使用本服务，则视为您已无条件同意按照相关通知、告知所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条件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用。”

在开始收费前，微信也在零钱页面、常见问答解答等显要位置进行了通知。微信甚至质疑余仁财的动机，“3月1日前，原告账户余额仅29.1元，完全可以无成本地提现出来。但在3月1日，原告先是大额充值2000元，然后进行提现，因为超过免费限额最终才被收费。”

原告余仁财：微信支付用户协议违反合同法，是无效协议

对于这些事实，余仁财并不否认，但是在他看来，微信的收费通告、《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第五条都违反《合同法》，属于将微信提现收费之单方面意志强加给原告。

余仁财的具体辩护意见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微信提现之前免费后来收费，属于变更原合同或新增合同内容，同时因为涉及财产，所以要根据《合同法》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

但是，微信的收费公告令原告面临两难的选择，或无从选择：一是进行提现并被迫接受被被告扣费；二是不进行提现操作，虽然不会被被告扣费，但原告微信“零钱”名下货币财产则因为受到被告“提现收费”的胁迫而不能一如既往的自由支配。所以，被告的收费公告和提示，并非要约，而是被告以此形式将其单方面提现扣费意志强加于原告。

第二，微信的收费公告发出后，原告余仁财继续使用微信支付并不代表对提现收费的承诺。因为首先承诺要原告明确表示，而不是被告提出的“使用即表示同意”；其次，同一个使用微信和提现的行为，不应该既在免费期表示用户同意免费，又在收费时表示用户同意收费。

第三，《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第五条的规定，加重了原告的财产损失责任、剥夺了原告选择的权利、协商的权利等，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该条为无效条款。

“碰瓷”还是“公义诉讼”？

关于这个案件还有两个小插曲：第一，2016年3月，余仁财就提出了诉讼，不过是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但因为《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已经将管辖法院约定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最终被移交；第二，2014年，余仁财就曾因在路边停车被收12元停车费将长沙市政府告上法庭，案件曾引起广泛的媒体关注。

回到这个案件，腾讯认为自己“委屈”的点在于，原告余仁财是故意大额充值，而他的诉讼请求无异于让腾讯免费为其提供提现服务，同时承担银行手续费的成本。

但是作为普通用户的我们，或许更应该认真思考下余仁财的做法的意义。网络服务协议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合同关系，和传统的一般由双方订立的合同不同，网络服务协议主要由互联网公司单方面订立，以冗长的条文一次性展示在用户面前，同时只要用户点击确认或继续使用软件即表示同意。早在2001年，就发生过易趣网的用户因《用户协议》变更将其告上法庭的案件，用户的理由是“《服务协议》长达67页，过于冗长，致使用户不能阅读全文，故用户不应受该协议的约束。”

现在，已经很少因这个理由出现类似的诉讼，余仁财的诉讼算是新的质疑网络服务协议不合法的理由，在线上支付的普及度和形式越来越多的今天，认真对待网络服务协议，是用户和互联网公司共同的责任。余仁财对雷锋网表示，这也是他把自己的行为称为“公义诉讼”（非公益诉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