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新展“熠熠千年”：呈现中国白银货币历史|银元|铸币|铜钱|银铤

分享至

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留存至今的各色白银货币提供了这方面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据，如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残骸装载的银铤，已重见天日的“江口沉银”所含的大量税银，在外来银元的影响下创设的中国新式银元等。上海博物馆全新特展“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即将于本月下旬开幕，特展将回溯白银货币的前尘往事。

（原标题：上博新展“熠熠千年”：呈现中国白银货币历史）

日常生活中，有这么一些常用的汉语词汇：“银行”“收银”“银货两讫”其中的“银”字无疑就是钱的代称，这揭示了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中的重要地位。

诚然，如今中国并无白银货币流通，但我们能看到《水浒传》里的各路好汉用碎银买得酒肉，《红楼梦》里的贾府众人凭对牌至银库支取银两开销，鲁迅笔下的华老栓购买人血馒头用的则是俗称洋钱的银元。交易、赋税、赏赐、贿赂，作为货币的白银曾拨动社会生活中无数看不见的齿轮。

留存至今的各色白银货币提供了这方面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据。其中有国际贸易的媒介——如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残骸装载的银铤，有政府征税的遗存——如已重见天日的“江口沉银”所含的大量税银，有近代不同经济体之间角力的产物——如在外来银元的影响下创设的中国新式银元。

在中国，白银的冶炼和使用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唐代中期，出现了最早具备货币功能的白银——铤，但白银货币的使用并不普遍。

两宋时期，白银的货币功能得到加强，使用范围扩大，逐渐成为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支付手段。

大约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确立了本位货币的地位。明清时期完成了中国货币制度步入银本位制的历史进程，白银货币对中国货币金融和社会生活影响深远。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将全球贸易推向新的高度，源源不断的白银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极大满足了中国市场上的白银需求，促进了明清中国手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

在清代，白银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货币，渗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联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清代中期以后，白银渐向外输出，尤其鸦片战争以后白银大量流失、外商纸币流通于市，迫使清政府创立国家银行发行中国自己的纸币。当时发行的纸钞本质上代表所对应的金属货币来进行交易和流通，价格随行就市。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银本位向更先进的信用货币制度转变，中国的货币市场上传统银两、新式银元、铜钱和纸币并存，这一复杂的局面终结于法币政策的实行。

尽管白银货币在中国的发展被动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内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本次展览通过展示白银货币和相关器物，包括中国传统银两、外来银元、中国新式银元、纸钞等，希望能让公众比较直观地了解货币史中白银的发展历史、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白银联结下的中国和世界。

本次展览不但将展示上海博物馆自身的藏品，还从中国财税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排列不分先后）借得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不乏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希望通过借展的文物，更有力地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白银货币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财税博物馆

唐代至清代银铤（锭）

中国财税博物馆隶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收藏各类财税历史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近万件。

本次展览将展出中国财税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至清代银铤（锭）。其中的唐代五十两银铤属于唐代晚期较为多见的船形银铤，这种形制沿用到五代和北宋。明代银锭涉及田赋折银、徭役折银和专卖收入折银。清代银锭涉及清代前期最主要的财政收入——田赋及其附加，以及清代晚期新增的大宗收入——厘金。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海Ⅰ号”沉船出土白银相关遗物

“南海Ⅰ号”南宋沉船位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经2007年整体打捞移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从2014年开始进行全面考古发掘，是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现，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迹。

截至目前，已从“南海Ⅰ号”发掘了10余万件船货与生活物品（含水下调查），以瓷器、铁器、铜器、钱币最为大宗，其中钱币包括银铤290千克及一批金叶、铜钱。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得价值大、重量轻、便于长距离运输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日益重要。本次展示的银铤是被携带出境使用或夹带之物，由此可见宋代对外贸易繁盛的侧影。

“南海Ⅰ号”沉船（自首至尾上部侧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白银相关遗物

清初以来，民间流传着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大批金银财宝埋于四川某处的说法，版本众多。一些文献提到的地点在彭山江口，即“江口沉银”。

从2016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彭山江口岷江河道进行考古发掘，证实那里有一处明末战场遗址，应与1646年张献忠和前明参将杨展的交战有关。该遗址出水各类文物4万余件，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出水的大量白银尤为引人关注，其中明朝五十两的官锭就达300余枚，小银锭和碎银更是数以千计，系各地的税银，涉及多个税种，反映了明代晚期国家财政税收制度及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区域场景

部分展品：

唐五十两银铤长14.5厘米，宽11厘米，厚4厘米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造型平底，两翼向上直伸，体积较大，携带存放不便，往往将其两端敲扁。唐代白银货币使用范围有限，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储存手段，用于财政资金流转的大额支付或纳税折变物。

南宋霸东街南重二十五两银锭长10.8厘米，宽7.4厘米，高1.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这是一枚南宋京销铤银，是南宋银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所谓京销（铤）银，是南宋京城金银交引铺销铸的铤状白银，大多錾有戳记，一般表明重量、地名、铺名、工匠名、甚或街区方位等。金银交引铺是宋代官方认可的民间金融机构，主要经营金银的买卖和兑换，金银器和饰品、金银铤的铸造，以及兑换政府专卖品钞等业务。

本件银锭有铭文“霸东街南”。霸，即是指霸头，又称坝头，位于临安御街中段的市西坊一带，是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街，即是指御街。根据铭文，已知和霸头有关的地名有霸北街西、霸北街东、霸南街东、霸东街南、霸西等。本件银锭铭文中的“霸东街南”意思是霸头的东面、御街的南面，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该金银交引铺的位置。

明金花银银锭长8.3厘米，宽5.9厘米，高2.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金花银，本意指白银绝佳的成色，根据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备要全集》的记载，金花银应是十足白银。明代正统元年（1436）后，政府令江浙、湖广等地区（尤其交通不便的地区）的米麦等田赋都可用白银折纳，后来随着田赋折银的推广，金花银逐渐变成对所有折粮银的总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明金花银银锭的一般形制是圆首束腰状，形制似宋铤，晚期束腰程度增加，呈现中间细、两端扩展的类喇叭形。

清咸丰六年上海县郁森盛银饼径4厘米铭文：正面“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盛足纹银饼”，背面“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一两银匠丰年造” 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开埠后，因1821年墨西哥独立，上海市场青睐的西班牙银元供不应求，成色相对较低的墨西哥银元则受到抵制，造成上海市场银元供给不足。为应对这一局面，上海著名沙船商王永盛、郁森盛和经正记三家首铸银元（时称“银饼”），流通于市。

上海银饼传世很少，是稀见品种之一。铸造年份都为咸丰六年（1856），实际发行时间仅半年，说明发行很不顺利，主要因外国商人为推行鹰洋而进行阻制。存世的有一两和五钱两种面值，其重量使用漕平两（一两合36.65克）。它们突破了传统银两的形制，采用机器冲压钢模铸成，比同时期其他本土银饼（银元）更为精美整齐，在白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西班牙银元：1763年西班牙菲利普五世8里亚尔（上图）径3.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西班牙银元：1810年西班牙斐迪南七世8里亚尔径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西班牙银元在中国俗称本洋。其铸造始于菲利普二世时期（1556—1598）。最早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是形制不规则的打制银块，但重量和成色适当。一直到十七世纪初，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都以十字盾徽为主要特征。

1732年，墨西哥造币厂开始用机器铸造新式双柱西班牙银元，通常被称作地球双柱（或双球双柱），在乾隆年间已有流通。1772年开始，西班牙银元正面铸国王头像，背面仍用双柱图案。

西班牙银元在乾隆后期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流通银元，道光咸丰年间作为正统银元流行于市，中国传统银两在外来银元面前处于劣势。其兴盛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

墨西哥银元：1878年墨西哥8里亚尔径3.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墨西哥银元在中国俗称鹰洋。它是墨西哥1821年独立后使用的新铸币，始铸于1823年。正面是一只鹰喙叼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为墨西哥国徽图样，背面为自由帽，其周围是放射状芒纹。

墨西哥独立后，西班牙银元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便陆续停止铸造，加上鸦片贸易中西班牙银元外流，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被墨西哥银元所取代。墨西哥银元是清后期至民国时期中国银元市场上的标准货币，流通范围极广。

清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局造厂平一两径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中国使用机器铸币从吉林开始。光绪初年，吉林地区制钱缺乏，商品交易落后。光绪十年（1884），吉林将军希元向朝廷报告已试制银钱行用，从军饷中提取白银5000两，交机器局制造5种面值的银元，两面分别刻铸年号和重量。

吉林地区俗称船厂，当地银衡习用厂平。厂平银元是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自用机器铸造的银元。其设计是仿照制钱式样，文字及图案未受外国银元影响。

清光绪三十四年大清户部银行十元（汉口）横17.2厘米，纵10.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