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土味文化”流行之前，歌手苏阳已经在唱土得掉渣的歌。去年，苏阳的文集《土的声音》出版。作为一位跨界写作的作者，苏阳说，走过好几个国家，才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滴水，每个人可以表达他所在的生活。
唱歌的苏阳前年办了艺术展，去年又出了文集《土的声音》。早在“土味文化”流行之前，他已经在唱土得掉渣的歌。他的音乐《贤良》《像草一样》在城市文青之间有口皆碑，在这次的跨界书写之中，他记录了自己行走的民歌笔记，也追溯了自己从童年里生长出来的创作根源。
苏阳，民族摇滚音乐家。他将“花儿”、“秦腔”等西北民间音乐及传统曲艺形式，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和解构，经由西方现代音乐的理论和手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
苏阳的音乐是黄河流域典型的粗犷表达，然而他人却是打南方来。父母从江浙来宁夏支援边疆。7岁那年，苏阳也来到黄河边上。“早晨起来，门推开一看，我去，两天以前还是浙江小镇青山绿水。如今一推门就是一片黄色，等于就是一片荒漠。”
生活特别能塑造人的美学，成为新一代宁夏人的苏阳，也成了黄河水的组成部分。厂矿长大的孩子，身边的本地人也不多，他的普通话最能体现出“飞地”的混杂：宁夏口音里又带着东北人、上海人的腔调，一个字，乱。与工业小城的生长同步，苏阳的童年也从一条单薄的同心路逐渐热闹起来。逃学，逃离工厂，去工地打工。1969年出生的苏阳，跟贾樟柯差不多大，改革开放之初还走过穴，电影《站台》里所有故事他都经历过。
“干过好多活，瞎混。”80年代少年的人生目标就是生存下去，喜欢音乐就自学弹吉他唱歌，没想到后来曲曲折折跟西北的民歌有了连结，从花儿、秦腔等民间音乐里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唱出了“像草一样”的一代人的生活。《土的声音》记录了这段他自谦是“没有任何自觉”的往昔岁月，以及他最具创作自觉的音乐是如何在土地上长出来的。
“我的故事一点都不励志，少年时迷迷茫茫就过来了。知道后来发现，左邻右舍谁生了孩子，明天谁结婚了，有人走了，这些生活才是最应该被表达的。”“我对世界化的理解是什么？”苏阳说，“走过好几个国家，才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滴水，每个人可以表达他所在的生活。”
新京报：《土的声音》记录了西北民间音乐人的故事，你做民歌采风的自觉和冲动来自什么？
苏阳：一开始是出于音乐的考虑。2000年初，我的音乐走到了令人厌倦的套路。我写过几十首歌，但如果把唱词去掉你听着就是一个国外乐队。我想应该找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听。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民歌。
民歌从技术上没什么可说的，但它改变了我对音乐的感受，对人和音乐的关系的认识，意识到歌唱的心态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慢慢接触地多了，你会发现在这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是每个人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新京报：花儿、信天游、秦腔都是从西北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年轻一代在电视上看到的往往是形式化、符号化的美声唱法，有距离感，难以被打动。你觉得民歌里面仍然鲜活的东西是什么？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苏阳：中国《诗经》的“国风”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比兴传统。这些中国的歌词后来转化成诗的传统。诗以造像的形式用文字画画，西方人叫意象。这种以图像建构文字的方式对我启发很大。以这种视角观看今天的城市，其实跟旧时农民观看他的土地和山水是相同的。民歌改变了我建造意象的方法，让我感觉到是在表达自己。这个过程也是在改变自我，回到更深处的自我。《贤良》《新鲜花儿开》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沿用民歌（即便沿用得不好）。远古时代起，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抒写自我。
民歌最大的特质是回到母语的表达方式。我在飞机上去意大利，听见注意事项播报的声音巴拉巴拉特别快。此前我去了一趟中国南方，发现上海人说话语速就没那么快。而从海口往南边飞时，语调是柔和的、低沉的。每个民族和地域的语言特性及其背后的音乐性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强调一定要用母语去建造意象，去建造你的节奏和旋律。西北话和南方语调节奏都不一样，这种东西无法统一，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不可以被统一的。
只是民歌这种表达需要有一种能跟今天接气的形式。不用美声，而是用吉他，用更日常的声音弹唱。这样的表达我认为是有效的，它是我们自己的，是今天的，而不是存在于过去的东西。我的文字受民歌影响，从2003年开始，尤其到了今天，都是用图像的方式去建构意象，用母语的节奏和旋律去创造简单的旋律，以达到所有人在情感上都能够理解的东西。其实全世界的情感都差不多，男欢女爱，讨厌战争，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得到照顾，仇恨，自私……这些情感都是通的，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这是我今天对民歌的理解，可能明天有看新的思考和实践，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新京报：民歌所依存的农耕畜牧文明被现代世界边缘化了，民歌在当代生活中消失似乎也合情合理。你怎么理解这种正在消亡的艺术表达方式，及其所依存的生活本身？
苏阳：消亡的只是形式。民歌从侧面反映出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对土地的依赖感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几千年来，人都生活在土地上，人是来自土地的。土地消亡，但情感不会消亡；生活的方式变了，歌唱的方式也变了，今天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在西北那样的地方生活了三十年，只要出生时见识过，你的一生就会跟土地是有关联。即便你后半生都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笼罩的空间，对土地的情感也不会被抹杀。民歌这种音乐形式就牢牢挂靠在这种生活模式和情感里面。
新京报：你会缅怀这种消亡吗？或者会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心态去延续你的民歌创作吗？
苏阳：民歌自然地来，自然地走，这是一个时代正常的循环，艺术也存在于循环之中。民歌的形式逐渐消退，我无法担负保护的责任，我当然希望有机会这样做，或者在客观上达到了这种传承关系，但我的初衷是唱一首我心底的歌，一首能打动自己、能表达情感的歌。我到底不是一个农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从母体里面吸收营养，我才知道怎么唱下去。大家会说你这是摇滚乐或者民谣吧，其实不重要，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表达感受。重要的是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宁夏人，一个黄河边的人在唱歌，他是有辨识度的，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也惋惜民歌的消亡。民间艺术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民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民间的绘画和书写，这些东西都在逐渐消亡，甚至是以过度消费的方式消亡。不是它没了，它死了，而是它的精神死了。它曾经的辉煌不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被继承，而是作为商品形式被过度开发，形式背后真正与土地的连结你看不到了。我觉得这是最可恶的一种消亡方式。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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