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吴法宪保外就医，与夫人陈绥圻定居济南，晚年筹划撰写回忆录

从1981年8月上旬，秦城监狱方面通知吴法宪保外就医后，他在住处就一直坐立难安。

尽管组织上对他已经有了结论，并且也做出安排，但毕竟还没有走出牢门，特别是在9月初，邱会作率先被安排出去，吴法宪就更显得焦虑：

“怎么还不接我？”

吴法宪的担心纯属多余，事实上从宣布他们保外就医到济南后，秦城监狱管理方面就同他的家属取得联系，因为要在济南找房子，夫人陈绥圻从浙江绍兴农场出来时，随身行李没有带，也需要去取，耽搁了一段时间。

不过，吴法宪并没有等太久。

一

吴法宪与夫人陈绥圻也是在战争年代结婚的。

1923年10月，陈绥圻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长大，1941年6月在苏北参军，第二年经人介绍嫁给了吴法宪。作为一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陈绥圻也吃了不小的苦。

吴法宪是政工干部出身，因此在政治上一直比较精慎，陈绥圻跟在他身边，不可能不受他影响。

1968年，经叶群提名，陈绥圻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

吴法宪当时就嘱咐妻子：

“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

可即便如此，在那个特殊年代，陈绥圻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在这方面，陈绥圻她其实没有太多选择。

1971年10月30日，陈绥圻被中央专案组审查，至1978年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陈绥圻被开除党籍、军籍，交空军送浙江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不过，组织上对吴法宪夫妇还是很照顾的，毕竟他们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有功的。

吴法宪罪行虽然严重，但他在态度上是比较好的，这样做也是为了尽可能的争取活着，为了妻子和子女，他也要争取最好的结局。

陈绥圻在农场改造，实际也就只有两年，因为她的刑期应该是从1971年审查开始，所以到1980年也就出来了。也是在同一年，吴法宪的子女到监狱探望，明确告诉他空军党委决定，他的子女不受他的影响，可以正常考大学。

吴法宪在了解到这些信息以后，心里就更踏实，交代的材料也就多了起来。

1981年，吴法宪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对他的优待也同时展开，鉴于吴法宪认罪的态度较好，且过去有战功，加上身体也不是很好，准予保外就医。

1981年9月15日，吴法宪正式接到通知去济南。

当天下午，吴法宪就抵达了济南新居，那是一处居民楼的二层，约有40平，两室一厅，生活物品都已经准备齐全，为了老两口解闷，子女们还特意凑了1000元买了台电视送过去。

吴法宪的情绪直至第二天才彻底缓了下来，他确信自己获得了自由。

不久之后，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来到了济南，一家人终于团聚。

二

吴法宪从法律程序上讲虽然是保外就医，但还是有诸多限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定，吴法宪也都很遵守。

不过，吴法宪在最初走出牢狱后，生活上一度很不适应，从他15岁参加红军，后来一直是过着集体的生活，就连基本的烧水做饭也办不到，好在女儿一开始陪着他到济南，才算是缓解了这一尴尬的难题。

到夫人陈绥圻也到了济南以后，吴法宪的生活也彻底有人照顾，渐渐地他自己也学习烧水做饭。

从原来的风光无限到平平淡淡，生活上倒也还过得去。

唯一对吴法宪影响大的，是他偌大的名声。

到济南后两天，吴法宪在女儿以及济南市公安局一个姓赵的科长陪伴到医院检查，结果刚到医院就被认出来，一大群好奇的群众都围了上来，把几人围得水泄不通。

赵科长无奈，只好奋力分开人群，好不容易才把吴法宪父女送上车离开。

吴法宪情知如此，却也无可奈何，所以他到济南后，白天尽量不出门，只是在清晨以及夜晚才会出来一会儿。偶尔有时在阳台锻炼身体，还会被楼下的人注意到，下面的人和他打招呼，吴法宪也只是笑笑，从来不应答。

几个孩子凑钱买了台电视给他后，吴法宪生活有了一丝热闹，他日常喜欢看电视。

时间长了以后，周围的邻居对吴法宪住在这里才见怪不怪，有时见了面会热情的打招呼，称呼上五花八门，叫什么的也有，但也有个别好事者会故意喊：

“吴司令。”

吴法宪每次都是脸色一变，然后摆摆手说：

“别，别，可别这么叫。”

不过，群众还是善良的，知道吴法宪，虽然他过去犯了错，可在战争年代，那是实打实的功绩。

吴法宪出门买菜，也会受到关注，副食店的营业员见他年纪大，会把菜提前给他准备好，看见他进来，就打包好给他送过去，就连排队买菜的群众，看见他之后也会高声喊：

“让老红军先买。”

这一切都让吴法宪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一次，中央政策研究室派工作人员专程到济南，询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的习惯不习惯，吴法宪坦言：

“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

吴法宪晚年闲下来以后，开始潜心研究书法，还颇有一套心得，在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里，不少人听说他在济南后，都登门拜访，想求一幅墨宝，以至于登门求字的人络绎不绝。

吴法宪后来还听说，自己的字被人带去了日本，被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

照理来说，市场这么好，吴法宪应该多写些字，可他自己心里清楚，字的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名气，为此他还自嘲的说：

“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三

吴法宪对自己其实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特别是过去因为长期追随林彪。

“九一三”那天，当得知那架三叉戟飞机升空后，吴法宪就知道自己完了，当然那时候他只是以为，自己最多只是政治上失意，还想不到要判刑。

对于这一点，就连吴法宪的子女也认为，他们的父亲不冤枉。

当然，吴法宪过去战争年代是很有功的，在很多老部下心中都有很崇高的威望。

因为吴法宪本人矮矮胖胖，加上在空军时期与刘亚楼搭班子时的一段经历，很多人都批评吴法宪是“草包司令”，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很多老战友在提及吴法宪时，也并没有掩盖其过去战争年代的功绩。

原来吴法宪的老搭档、东野二纵司令员刘震（当时吴任政委）曾说：

“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吴法宪任二纵政委期间，二纵是东野主力，打仗的事儿由刘震操心，吴法宪更多的是管政工和后勤，当时二纵指战员都把吴法宪叫“吴妈妈”：

“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

不过，也因为是战争年代，难免有时松懈。

二纵能打仗是不假，但违反纪律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时任二纵五师师长的钟伟就是这样一个极富个性的将领。

据说辽沈战役期间，二纵最先进沈阳，因为沈阳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指挥中枢、后勤基地，因此沈阳囤积着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都被二纵划拉走了。

吴法宪一开始还宣布纪律，说要给兄弟部队留点，但后来也没能管住。

可到了1949年2月，东野开会时，吴法宪就此事主动承担了责任，气得东总给了他一个处分，后来打天津，吴法宪规定严格纪律，谁敢再发洋财，就枪毙谁，二纵作风果然大好。

吴法宪对部下确实好的没边，二纵进城后，因为抢医院和兄弟部队闹了不愉快，有个团政委刘银夏行为举止过激竟然打死了兄弟部队的人，但这件事情后来也被吴法宪掩盖下来，只做了内部处分了事。

九十年代后，吴法宪定居济南，打电话找刘银夏办事，那时刘银夏已经病重，却仍然坚持着站起来在电话那头给吴法宪敬礼，并口称“吴政委”，后来吴法宪叫他不要再称呼政委，刘银夏就改口称“吴妈妈”。

也正是因为这一生经历太多传奇，从定居济南那天开始，吴法宪就筹划写回忆录。

据吴新潮回忆：

“从落户济南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筹划撰写回忆录，录下了将近二百盘磁带。后由母亲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后，由父亲亲自修改定稿。父亲和母亲晚年，为回忆录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不过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吴法宪晚年有时也犯糊涂，也许是因为怀念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吴法宪午夜梦回，似乎又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时代。

吴法宪住院期间，有天晚上趁值夜的儿子不注意，悄悄起了床，挨着每个病房敲门把人叫醒，一边敲门还一边说：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吴新潮赶紧把父亲弄回病床。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吴法宪的生活大为改观，妻子92年时得到了空军政治部转发的通知，同意她按照副师职待遇离休，后来山东省委更是为他们夫妇调整了住房。

吴法宪夫妇从此安心住在济南，虽然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各方面都不太好，但他们晚年生活始终安宁和谐，日子过得很舒畅。

2004年，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接受采访时还说：

“我们应该高高兴兴过好日子，安安心心当好老百姓。”

同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