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市首次清整天安门：张致祥被“钦点”布置天安门城楼

1949年9月9日，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组织6000名团员和青年学生到天安门前，参加修整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

其实，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对届时天安门广场的布置制定了具体方案，并责成中央办公厅负责实施。

8月上旬，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对这项任务极为重视，专门成立国庆筹备组，由齐燕铭、张致祥、薛子正总负责。同时，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建设局接受任务后，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充分酝酿、反复研究之后提出了“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工程计划，并将计划发送各有关部门，广泛地征求意见建设局将各部门的意见进行综合之后，又将工程计划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了实施方案。

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主要有五个部分:

1. 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平整碾压54000平方米的广场
2. 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杂草，粉剧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
3. 修建升国旗的设施
4. 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清路面1626平方米;
5. 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整个修整工程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工程任务艰巨且又时间短，如不能按期完成，就会影响开国大典这一世人瞩目的庆典召开。为此，建设局全力以赴，副局长赵鹏飞主帅，集中了全局主要技术干部和绝大部分施工工人共五百多人，调集了局里大部分的机械投入施工。在施工中，首都各界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与工人们一起，加班加点，保证了天安门广场工程按期全部竣工。张致祥被“钦点”布置天安门城楼

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在开国典礼上要举行阅兵。

关于阅兵的地点经过多方考虑，最终确定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的阅兵台。开国大典筹委会把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领衔接受了这个任务。没等会议散场，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门外，驱车去天安门城楼看地形了。

张致祥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虽然离开了十年了，但他没有料到天安门城楼破败得如此不像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最扎眼的是几个又小又破的六棱形宫灯，很脏，像几件流浪汉的破衣衫，让人不忍再看第二眼。

张致祥叹了口气，转身调兵遣将去了。
张致祥是宣统元年生人。他自己说，沾前清的边，可算是前清的“遗幼2008年5月，笔者来到张致祥的家中。已是百岁老人的张致祥身体硬朗，幽健谈。每当说起一件事，就点燃一支烟，可谓烟不离手。他的老伴，87岁的伊之在一旁不时地对一些事进行补充。

随着话题的深入，渐渐地明白了百岁老人张致祥清晰而传奇的人生:书是跳着级念的。天资聪颖的张致样一上学就读三年级，一上中学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初二。在学校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和共青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很多，有时还组织学生和校方唱对台戏。张致祥说，学校规定旷课3小时就要降级，用这个来限制同学们的社会活动，同学们对这一条意见特别大。我代表学生会和校方交涉据理力争，但最后是被校长张伯苓强行除名。当时的《议事报》刊登了这条消息报上说我是“赤色分子管亚强”

张致祥原本姓管，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管亚强”。因报上说他是赤色分子，所以他索性就把名字改成了“管形”。“形”代表红色。
因为被学校开除，他便来到北平。基于当时的情况，他只能考私立的中国大学国学系，经过考试，学校同意他直接读二年级。进了学校，入了教室，他嫌当时的老师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太“古董”，拒听他的课，要求教“新文学”。后来学校请来新派人物陈伯达。陈伯达边教学边做党的工作，后来把那个“古董教授”吴承仕也发展入了共产党了，而党小组长就是学生张致祥。

张致祥读完大学三年级后，报考清华大学四年级。但因他在中国大学就读时，在国民党教育部没有备案而被拒。翌年，中国大学备案扶正，他径直来到清华，直接考研究生。凭着他过目成诵的惊人记忆力，直取金榜，成为当时清华录取的一文一武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另一个学生就是

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陈省身。大学期间，张致祥经常旷课，按组织上的要求作为北方学生代表到武昌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秘书长。除了革命工作，还在山东和北京等地的民办中学和大学兼职挣钱，所以没有坚持到毕业。

1939年，张致祥来到聂荣臻、肖克领导的晋察军区，这时他的名字便正式由管形改为张致祥。

在根据地，张致祥进了《晋察冀日报》做副主编，邓拓是主编。全报社共百十号人，报纸是铅印四版。最难的是在反扫荡中也要坚持出报，把常用字收集在一起做成简易字盘，用牲口驮着到处转移，到了一个地方马上支起电台收听新华社消息，立刻编稿出报。这段办报的经历促成了他后来就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张致祥1944年正式参军，到华北军区工作。在前一年，他与在《挺进报》电台工作，后到《晋察冀日报》工作的伊之结婚，主婚人是姚依林。1948年底，张致祥随聂荣臻部队进人北平城，建国前夕，由周恩来、真点名，让他来布置开国大典的主席台。

他是怎样被周恩来“相中”，指定为布置开国大典主席台负责人的呢?说起来也很传奇。

当笔者面对百岁老人，问这个问题时，老人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讲述道:

1949年7月，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带着大家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开会，一直等到凌晨周恩来才过来。

周恩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我管不住爱说的嘴，开玩笑回了一句:“没事，天还没亮呢。”这句话把周恩来和大家都逗笑了。可能就是这次，总理记住了我。

当时聂荣臻同志是军委代总长，建议张致样作助理，鉴于军龄较短，授予他少将军衔，但周总理却提议张致祥做文化部副部长，于是张致祥成了个“没有军衔的少将”。

政协会后，中央召开了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会议，9月23日，最终在西郊和天安门两个方案中敲定了天安门。

由于周总理提名，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张致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距大典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只能夜以继日,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救火队的梯子远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样陪罗瑞卿同志一起检查,结果真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作。

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台”,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土上去蹦,去踩。城楼的布置是筹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在征集方案时,张致样所在军区抗战剧社有两个投诚的原日籍美工,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拍板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

10月1日这天,张致祥来到天安门。他站在城楼西边的一个角上。此时，为大典的进行整整忙碌了一个星期的他依然不能闲下来，他要随时观察进行的情况，要注意保持与乐队的联系。升旗、讲话、检阅、游行……一切都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领呼口号。这是前几天，开国大典群众游行总指挥、副市长刘仁交给他的，由他和菜高棠两人分别按照游行队伍的情况带头呼喊口号。“虽然有扩音器，但我的嗓门小,荣高棠的嗓门响亮，他喊得多，我喊得少。”张致祥笑着说道。

从开国大典起,以后每年的国庆和五一两次大典,张致祥差不多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同顾自己经历过的每一次庆典,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结束时喊的—句口号——“人

民万岁”!张致样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游行活动结束后,毛主席走到城楼东边的角上,向着广场挥了挥手,最后喊出了这句口号。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主席把一切都归功于人民,实在了不起啊!"

参加1949年6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部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