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上一句，才是千古经典，写出了人性的丑陋

前言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句，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的《杂感》一诗。

这句话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作为读书人的无奈和悲哀，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读书人的轻视和歧视。

然而，这句话的上一句，却更加深刻和震撼，那就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这句话揭露了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黑暗，也显示了诗人的愤慨和不屈。

“十有九人堪白眼”，意思是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是可以用白眼看待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值得尊敬和信任的，都是有着各种缺点和恶行的。

那么，这句诗的作者黄景仁又遭遇了什么，让他发出如此感叹呢？

一生不得志的黄景仁

黄景仁是清代著名诗人，他的一生坎坷不平，却创作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词，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黄景仁出生于乾隆十四年正月（1749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氿里镇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

他是黄庭坚的后裔，祖父黄大乐曾任高淳校官，父亲黄之掞是县学生。

但黄景仁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屠氏含辛茹苦地抚养他长大。

他从小就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八岁就能写出优秀的文章，十六岁就在童子试中名列第一，十七岁就被授予博士弟子员的职位，开始在宜兴氿里读书。他与汪中等人结为好友，共同研习诗文。

黄景仁少年时就有诗名，他的诗风豪放奔放，学习李白的风格，但又不失自己的特色。他的诗集《两当轩集》和词集《竹眠词》都广受赞誉，被后人视为清代诗坛的瑰宝。

黄景仁虽然有才华，却一生都没有考上科举。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为了谋生，开始四处游历，结识了许多文人墨客，如洪亮吉、张惠言等。

他曾在江阴、杭州、南京、安庆、九江、长沙等地停留，写下了许多感慨和抒情的诗篇。

乾隆三十三年，黄景仁又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失利，名落孙山。

感慨之下，黄景仁做了《杂感》一诗，其中一句就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因为乾隆南巡的机会，被召试入二等，得到了主簿的职位，但是没有实际的任职。

乾隆四十三年（1781年），他经过陕西巡抚毕沅的推荐，被任命为县丞。

但黄景仁好似没有做官的机缘，县丞没当上多久，就因病去世了，年仅34岁。

从黄景仁的人生遭遇我们能看出，为何像他这样的读书人，要一边说着“书生无用”、“书生误国”，却又在中国古代十分推崇读书？

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和官员的考试教材了。

中国的选官制度

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适合自己国家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

从汉武帝开始，历朝历代基本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但儒家真的能代替中国的传统吗？

要知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丰富多彩，百家争鸣，儒家并不是学术主流。

虽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孔子、老子、墨子三家为代表，但其他学说却大都看不上儒家。

道家老子就曾说过：儒生喜欢追求古礼，违背了自然规律。

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总是追求过去，定然跟不上时代的洪流。

法家韩非子更是毫不客气：儒家不思变革，只会满嘴炮。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更是越来越僵化。

比如，程朱理学虽然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进步，却也后患无穷，为后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不安的因素。

程朱理学主张以理为本，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佛道的因果学说。

因果学说，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其因缘和果报，善恶有报，因果不爽，主张人们应该积善行德，避免作恶，以求得善果。

程朱理学认为，因果学说是一种虚妄的迷信，忽视了人性的本善和天理的统一，导致人们迷失于外物，不能自主地修养内心，不能达到仁义的境界。

程朱理学的这种观点，不仅对当时及后世的人心教化和道德建设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人们缺乏善恶的判断和责任的担当，也有违儒家劝人向善之意，背离了儒家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

再比如，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以四书五经为题目，按照固定的格式和字数，用排比对偶的句式，阐述经义和道理。

朝廷规定八股文取士是为了选拔一些能够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官，而不是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因此，它对于考生的要求，是遵从程朱学派的注释，不得有任何创新和异议，是一种极端保守和僵化的文体。

这样就导致了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为了一纸功名，不得不日夜钻研这种繁琐的文体，忽视了其他的学问和实践，导致了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萎缩。

因此说白了，八股文又不能教官员如何治理百姓，又不能教授统治者富国强兵。

就连如何做官也不知道。

说到底，八股文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内容上空疏无物，形式上刻板呆滞，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损害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是一种有害无益的文体。

因此，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就会矛盾地出现“书生无用”这种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