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世称东坡居士。位列唐宋八大家和宋四家之中,在文学、书法、书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谓是北宋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一生中流传下许多传世名作。世人皆能随口吟诵其作品,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被收录进教材当中,以供后世学习。曾任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后又在不同地方担任知州。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任职杭州时所筑。因为他为人耿直率真,所以屡遭排挤,仕途不顺。
一、 宦海沉浮,经历几次起落
“一门三父子,皆为大文豪”。这是朱德元帅对于东坡先生一家的评价,苏轼二十一岁时就以名满京城。欧阳修初见他时曾评价道“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所以这时的东坡前途一片大好。奈何母亲亡故,只得回乡丁忧待还朝时却早已变了天。
1、朝堂党争频繁、深受其乱
北宋的新旧之争,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改革派的王安石,为了力挽狂澜决心改变朝廷积贫积弱的现状他颁布了《科举制度法令》。将隋唐时期科举的考察诗赋词章以取士的旧制改为以《春秋》和三明大义取士。《宋史》中的原话为“专以经义论,测试贡生;进士”。
而苏轼的父亲苏辙早年曾在《辨奸论》中评述王安石“阴狠狡诈,世人皆将受其祸”。苏、王两家的关系在早年间就势同水火,而苏轼本人则也是保守派人士他更倾向于《中庸》之道。再加上欧阳修等故友在王安石上位后,也遭到打击所以苏、王二人的关系自然是“两家嫌隙,遂不可解”。
苏轼不断的上奏直言“陛下,用人不当,操之过急”。还发表了《议学校贡生枚举》,以抨击新党新政。由此一来二人的“世仇”,便进一步加深。位高权重的王安石自然对苏轼如鲠在喉。
政见不同,自然是针锋相对。对于政敌,王安石不会心慈手软。《宋史》记载,熙宁五年,王安石指示门生谢景在神宗面前陈列苏轼的罪状例如“公车私用”等。并且其本人也直言“轼亦材高,但所学不正,请罢黜之。”
2、被贬外地,亦不忘忧国忧民
才华横溢的苏轼自然恃才傲物,不愿再置喙其他便“自请出京”。当年出任杭州通判,但他并未就此沉沦。自此便开始了他一生的颠沛流离之路,或因政见不一自请外放或遭人排挤出京。
那时的西湖不像现在“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是充斥了雨水冲刷下的淤泥还有大片的水草。就任后,他命人将泥沙堆积修筑成堤坝并亲自带头工作。当地百姓为了怀念他,特起名“苏堤”。为了防止水草再次覆满湖面,他又亲自播种菱角并带人修起了三座小塔。这二者便是西湖八大景中的,“苏堤春晓”和“三潭映月”。
而后又去往山东知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气魄豪迈,描绘出太守出猎的盛况。而后笔锋一转“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什么时候才能有人来告诉自己可以报销朝廷了呢?那时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荡平西北祸患。
可见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岁月里,苏轼仍不忘忧国忧民之心。虽然自己不得宠,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决策。但他以实际行动或者吟诗作赋的方式,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抱负展现的淋漓尽致。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再蒙皇恩,再为国家效力。
二、 造化弄人,个性使然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才华横溢者往往自恃清高而且也大都放荡不羁。苏东坡是一个纯粹的人,他的个性决定了其不善于在朝堂上生存也不应走仕途。况且还是那个斗争激烈的年代,如果说任知州时的他生活还算惬意,那么接下来的遭遇将给这个才子迎头一击。
1、经历乌台诗案,命运开始转折
苏轼因为刚直不阿得罪了新派的王安石,而又与保守派的司马光关系欠佳可谓是彻彻底底的被孤立着。他没有自己的派别,却深受党争之害。因此,朝堂中人为了排挤苏轼,不断的上奏将其调任。《宋史》记载,单单知州就主政过十二的地方。
在元丰三年,苏轼从徐州调离任职湖州。依循旧历,理应上皇表以谢圣恩。于是苏轼便写了《湖州谢上表》,本来就是例行公事的文章写几句赞誉之言再陈述下自己的工作计划就大功告成了。
但苏轼是个文人,自屈原写《离骚》之后世人便将此类成为“文人骚客”。这里的“骚”,还带有牢骚之意。表明喜欢写作之人,内心的情感丰富。苏轼便借此机会,写了许多不合圣意之话“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如果没有政敌,神宗也不会过分计较。但此时正值新旧之争的白热化时期,而且文中包含了对党派的针砭时弊。自然会被小题大做,《宋史》记载监察御史上奏称苏轼“包藏祸心,妄自尊大”说他“于上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同年七月,苏轼被御史台逮捕,下放诏狱。受尽了酷刑和非人的折磨,少壮派官员们势必要将其置之死地。这位名震一时的文豪,本来就性格孤傲他甚至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幸而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与其惺惺相惜上奏为其辩护,并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东坡的率性而为,给自己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这场危机牵连二十余人,严酷的刑罚也给苏轼留下了心理阴影,没齿难忘。自此之后,他便被一贬再贬而且越走离京城越远离权力中心也越远。
2、被贬流落黄州,反倒使其学会自我消遣
神宗贬斥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与其原先之位相比相当低微。但碍于其文学造诣,地方官员无不关照有加。《宋史》“轼初任黄州,地方百官皆相迎之”。而其本人也没有“位卑则足羞”,反而有一种逃出生天之快意。
《初到黄州》便是其刚到黄州所作,表达了自己对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之心和能够偏安一隅的满足之感。但“乌台诗案”的阴影,在其身上并未完全弥散在诗中后半句“去年御史府,举动留四壁”中便是体现。
而后其又作《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通篇惜墨如金,无一句废言。当自己刚要准备睡觉时却发现月光如此皎洁,不禁想出门欣赏。但此时又无故人,只得去寻同样被贬谪的张怀民一起。赏月的欣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陪伴使得作者百感交集月光的美妙,放逐的悲凉涌进心头。
而通过对景色和水塘的描绘,含蓄的流露出作者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消遣的独特心境。什么时候没有月亮?哪里又没有竹柏呢?只不过是世上和我们一样闲的人较少罢了。最后一句,的“闲人”是自我解嘲,表示自己不再身居高位反倒也落得清闲。
三、时过境迁,当时惘然
在经历了起起落落之后,终于能够安稳下来的心情使得苏轼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他逐渐的享受起这种闲适、恬淡的谪居生活。虽然不能再醉心于政务,但他将情感他寄情于山水之间,转移到饮酒作诗和书画创作上。
1、自我反省,试图矫枉过正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实在是太过严重,以至于在其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怕”。例如《定回园偶出》和《次韵前篇》。虽然已过去良久,但这场政治迫害使这个纯粹的人感到了害怕。还有《黄州寒食帖》这副笔墨瑰宝,也是在其心有余悸后的创作。
此后苏轼也开始反省自己,使得自己愈发谨慎。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发表言论正如他自己在《答秦太虚书》所说“自得罪归来,不复作文字”。他将被贬谪遭罢黜归罪于自己的“迂阔”。
2.苏轼成就了黄州,黄州亦成就了苏轼
黄州是苏轼落难之后的第一个上任点,他在这里恢复身体,疗养心伤。黄州的官员和山水都给了苏轼莫大的安慰。使得他能从逆境之中顺利的走出来,将仕途不顺失落的情绪转移到吟诗作画之上。
同时,苏轼在黄州留下了许多有名的作品。使得世人都认识了黄州这个地方,后人都慕名而往。想要一睹东坡先生的风采。他将黄州的山水用笔墨描绘出来,呈现给世人。这也带动了今天整个湖北黄冈的旅游也发展,几首词赋下来使其“一举成名天下知。”
3.脱离了世俗,心绪寄情于景
没有了嘈杂的公务和勾心斗角,这个副团练使便可以全身心的投入于创作之中。在游山玩水中,每每遇到心仪事物或有感而发便随手记录下来,而这一记就是千古名篇,绝世经典。
比如在游历赤壁时,心情大好便作《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三篇都收录进了语文课本当中且全为必背文章。尤其是《念奴娇》,更是千古不朽之大作。后来又再度被贬,在潮州他以同样受过贬谪的韩愈为榜样称赞其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在自此他习惯了随遇而安的生活,并且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名句。当时的岭南地区都处于满是瘴气的荒芜之地,但他却丝毫不为其所动。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现了苏轼对那片土地的热爱;“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展现了苏轼异于常人的平和;到了更南方的海南他又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情”来展现自己豁达的人生观。
四、结语
自黄州之后,苏轼的文坛大家之路便正式崛起。无数令后人啧啧称赞的名篇绝句,都是在其贬谪途中所作。正可谓是越往南,越心宽。他从不自暴自弃,到了海南之后致力于教化百姓,并亲自教学。这种开朗的心境,值得学习。
参考文献: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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