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中的越战难民：杀手龙五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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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龙五，就没有赌神，就没有港片的黄金时代。

就像关公像前标配关平、周仓一样，《赌神》系列的电影海报和9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杂志招贴画中，赌神高进的身旁除了徒弟赌侠小刀、赌圣阿星，一定还站着一位单手持枪的面瘫杀手，这就是越南人龙五。

根据王晶《赌神1》（1989）记载，1989年1月高进与山口组上山宏次切磋赌技，并答应替其出战与新加坡赌王陈金城的生死局。为了保证高进在赌局前的人身安全，山本宏次向高进引荐了这位越南华侨龙先生。不过关于龙五的出场还有另一种记载，同样来自王晶，这回则是在《赌神3之少年赌神》（1996）中。大约是《赌神》时代之前10年，作为越南难民的龙五曾流落砵兰街，被高进的初恋小七收留。在小七死后，保护高进一路披荆斩棘，报仇雪恨。

电影大亨向华强凭借精准的面瘫演出，让这个冷峻酷炫的杀手形象深入人心，以致在后续的《赌侠》、《赌圣2》等影片中，还衍生出龙九、龙七等形象。这个角色的大获成功，除了不苟言笑却身怀绝技的设定，其前越南特种部队上尉的神秘身份同样是重要因素。何以越军上尉成为难民，又混迹香港黑帮？龙五这个形象折射出越南难民和香港这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不少细节值得勾沉索隐。

一、投奔怒海

《赌神1》中，高进在上山宏次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龙五，有这样一段对话：

——越南人？

——华侨。

——当过兵？

——阮民兆时期南越特种部队十九连上尉。

阮民兆即阮文绍，南越政权末代总统，1975年4月21日发表辞职声明后，逃亡台湾，后往美国，丢下他所有的平民和军队。一周之后，北越政权统一越南，越战结束。龙五就是被阮总统抛弃的南越军民中的一个。

1969年到1975年，美国从越南战场陆续撤军，红色政权由北而南，大批认同南越的军民不得不逃离故土，漂流海上，成为难民。而战争之后，美国对越南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新政权统一之初展开的政治清洗更是让社会动荡一再加深，1979年中越边境之战又导致了越南国内大规模的排华事件，种种原因在中南半岛交织，制造了更多的难民。整个80年代，数十万计的越南难民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许鞍华《投奔怒海》（1982）、徐克《英雄本色3夕阳之歌》（1989）都对这段历史有所记录。《投奔怒海》是刘德华的电影处女作，在这部片子里，他饰演了一位越南青年祖明，因为曾做过美军翻译而在战后备受迫害，被罚去排地雷。而当他费尽心机买通长官，刚刚踏上逃亡的木船时，整船的难民就被埋伏已久的军队射杀。

事实上，历尽千辛万苦离开近海的难民，日子也并不好过，往往数十人挤在一条几米长的木船上，不小心就会被挤下海；何况缺粮少水，在南海漂流的日子荒芜漫长，令人绝望。有人统计，“投奔怒海”的难民中有七成死在水上。

难民一般是先到达东南亚其他国家，然后以此为跳板前往欧美。从1975年5月4日载有四千难民的货轮“长春号”抵港算起，到2000年香港最后一所难民营关闭，二十五年间香港先后收容了20万难民。选择香港作为中转站的越南难民数量庞大，不仅因为难民中华侨比例极高，更因为香港对难民的安置相对人道。对于规模巨大的逃亡者，东南亚各国唯恐避之不及，有的国家竟然将漂流至此的难民船拖至公海，任其饿死冻死也不管不顾，可谓冷血。

港府起初也铁石心肠，然而1979年之后来港难民人数激增，不得不直面安置问题。先是1月载有数千难民的“汇丰号”抵港，被拒绝登岸，货轮只好在海上漂浮三个月，难民弹尽粮绝，医疗卫生条件一再恶化，疾病横行，惨不忍睹；2月“天运号”抵港，仍被拒绝登岸，四个月后难民切断锚缆，任货船随波逐流，最终撞到南丫岛附近的礁石搁浅。港府面对一再恶化的难民境况，最终展现出人道立场，准许登岸。

发达国家，尤其是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肯停止针对越南的经济制裁，也不允许包括香港在内的其他地区遣返难民。香港当时的宗主国大不列颠在1979年6月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中替香港签订协议，让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来安置难民。此后香港以数十年之功、举全城之力来处理难民问题。

龙五坐着货轮还是木船抵达香港，已无可考。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方式，他这趟投奔怒海的旅程都绝不轻松。

二、杀戮旗兵

为了安置越来越多的越南难民，香港先后建设起十几座难民营。难民营中，既有南越人，也有北越人，两股势力水火不容。在《赌神1》中，龙五第一次出手，是面对“南哥”派来暗算高进的打手。在得知对方来自北越后，龙五将其扔出了正在行驶的列车，血肉模糊。高进上前询问：

——都是越南人，干嘛出手那么重？

——他是北越的。

南北越难民的械斗事件绝非向壁虚造。随手翻阅旧新闻，就可以看到：1992年2月3日石岗船民中心发生南北械斗，参与者超过三百人，死亡24人；1999年6月，望后石难民营因北越难民向越南华侨收取保护费而引起斗殴，参与者约40人，甚至有人使用了汽油弹，导致营内房屋局部焚毁。为了应对这些暴力问题，港府也是用尽了办法。在羁留了七千难民的万宜船民中心，警队人员负责协助设计并建造营房，他们注意到难民善于抽取床架铁枝，自制武器，因此就用烧焊工具焊死了床架的螺丝位。不知道这是否来自惩戒署工作的经验。

绝大多数难民当然是爱好和平的，然而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困窘境遇下，很多矛盾都容易被激化，引起社会治安问题。在80、90年代，难民乘出租回难民营趁机打劫司机的新闻，时见报端。市民听到这些斗殴、抢劫新闻，往往添油加醋，愈加恐慌。吴思远监制、姜志明和童路导演的《越战仅存者》（又名《杀戮旗兵》，1980）就回应了这种舆情。电影以一个九岁孩子的视角展开，不仅描述了难民营内的南北械斗，还有难民抢劫银行的情节。在难民营内，出卖身体的母亲、横行霸道的南越黑帮、给予主角父爱的北越难民，一一在难民生涯中沉沦、死亡，最终九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离开香港，坐飞机飞往西方，成为“越战仅存者”。此片反映了越南在港难民的困窘无助与末路挣扎，很能看到香港电影人的现实关怀。

难民营生活异常艰苦，去往欧美社会又希望渺茫，面对遣返的恐惧，一些难民铤而走险，逃出难民营，希冀能在香港打开一片天地。出逃者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去做黑工，不少人最终进入了黑社会。在80、90年代的香港枪战片中，“越南帮”往往是不可小觑的势力。许鞍华“越南三部曲”第二部《胡越的故事》中，周润发所饰演的越南难民胡越从香港辗转到菲律宾后，最终成为当地黑帮的杀手。而在《少年赌神》中，陈小春饰演的年青龙五也是在小七看管的麻将馆求生计。年青龙五甫一出场，一连吃掉十碗叉烧饭，正是因为刚刚从难民营逃出，饿了四天肚子，实属走投无路。

在香港电影中，越南难民往往身手矫健，成为冷峻杀手、杀戮旗兵，一方面是当时新闻对难民暴力因素的渲染所致，另一方面，难民中确有一些人曾经历过传奇的越战生涯。而要忍受残酷的军旅与难民生活的考验，往往需要具备异于常人的忍耐力，这正是龙五不苟言笑的根源所在。

三、爱人同志

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洗礼，对于越南战争，当时的香港舆论普遍更同情南越。因此，站在港人的角度，龙五必须来自南越。不过，相对于龙五、胡越这些来自南越的孤胆英雄形象，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对北越人的塑造有更值得玩味之处。

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中，日本记者芥川来到战后的越南岘港采访，政府官员黎文娟、武同志努力向记者展示光鲜的“新经济区”，而当社会动荡、民生凋零的现实终于曝光后，又不得不对记者进行监视与胁迫。战争胜利者北越政权的官员往往被刻画得腐败、虚伪、暴力，这绝不是孤例。

可以说，香港电影对南、北越南的想象，正是其想象自身与大陆关系的镜像。《越战仅存者》一片，起初被港府以“可能伤及周边国家关系”为由列为禁片，数年后解禁时，改名为《杀戮旗兵》上映，新片名正是呼应之前一部描写大圈仔（香港黑帮中的大陆人）的电影《省港旗兵》（1984）。

《省港旗兵》由麦当雄执导，林威主演，由于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港人对于大陆的恐慌情绪，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林威甚至在之后的一系列模仿之作中一再扮演大陆人，而与此同时，这位大圈仔专业户，又在《越战仅存者》、《爱人同志》等电影中出演北越人，实在是一种符号重叠。《越战仅存者》解禁后的宣传海报以配角林威为卖点，当然是一种商业策略，却说明了香港观众对这一重叠符号的认可。

这种对“北方政权”的恐惧情绪，在香港的B级片大师邓衍成的《乌鼠机密档案》（1992）中被抒发得淋漓尽致。郑则仕所扮演的中产港人先是被越南黑帮的绑架至难民营，紧接着又受到来自大陆的解放军老兵挟持。任达华在片中扮演了这名大陆老兵，极具戏剧性的是，这个经历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炮火的前解放军，来到香港后血洗越南难民营，堪称香港影史最为残暴的角色。也可想见，在港人的九七末日情绪中，大陆远比北越更加可怕。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冷战意识形态以外，香港电影对于北越的想象还夹杂着一种东方主义的情调。在强调“北人”腐朽与暴力之外，北越女性却往往被塑造得朴实而美丽，成为关于北越人民的另一种想象。在《投奔怒海》中，芥川在岘港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天真质朴却命途多舛的少女琴娘。在黄泰来的《爱人同志》（1989）中，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刘德华饰演的香港记者刘继祖因工作需要进入战后的越南，却先后两次被当局非法关入劳改营。营房长官满脑肥肠，又暴戾多怒，让刘继祖吃尽苦头。而在本地姑娘阮红的帮助下，刘继祖与劳改营内的几名解放军俘虏一起越狱，最终逃离越南。阮红由钟楚红出演，美丽、果敢，充满智慧，与刘继祖的香港女友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前一年，罗大佑发表了他新专辑《爱人同志》，同名主打曲正是调侃台湾与大陆的两岸关系。“同志”本是社会主义世界通行的日常称呼，“爱人同志”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称呼的调侃。黄泰来借用这一标题，似乎只是为了暗示一段社会主义艳遇，片子停留在城里人的异域奇遇水平，失去了这四个字本身的丰富内涵。但可由此看到，经济腾飞的香港，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地，回头看越南这个备受战争摧残的东南亚国家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轻浮的东方主义情调。

《投奔怒海》里有一段独白，借越共官员阮同志之口，将这种情调表露无遗。阮同志这样介绍自己的情妇、酒吧老板娘道：

“她是个中国人。她母亲曾是西贡最有名的交际花，日本人占领西贡的时候，曾和一个日本大佐同居。她自己十四岁那边，就做了一个法国将军的情妇。法国人离开越南以后，开始跟美国人混。你想象不到，她的身体还像一个十四岁少女的样子，好像那些法国人、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恐惧，另一方面，又给相对落后的北方人附加上质朴、纯洁的善意标签。爱恨交织，暧昧难辨。无论是北越还是大陆，都成为任当时港人做出各式政治想象、发泄各种政治情绪的客体。对香港而言，这就是冷战的烙印。

四、北漏洞拉

1988年6月16日，港英政府宣布实施严苛的“难民甄别”政策，将越南难民其分为（寻求政治避难的）难民与（出于经济需求而非法逃亡的）船民，后者将面临遣返。从那天起，在各大广播电台中，下边这段话被以越南语重复播报：

从今开始，香港已对越南船民实施新政策。从此以后，凡因经济问题以船民身份设法进入香港者，将被视作非法入境。非法入境者没任何可能移居第三国，他们将被监禁并等待遣返回越南。

“北漏洞拉”正是“从今开始”的越南语发音。这四个音节，拉开了长达十几年的难民遣返工作序幕，成为与难民问题息息相关的一个文化符号。

2000年，香港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2005年，最后羁留香港的1400名越南难民终于获得香港身份证，得以合法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些人中不少居住在尖沙咀的重庆大厦——那个文化研究者口中的后现代天堂，王家卫《重庆森林》（1994）故事的发生地。龙五早已跟随高进去了拉斯维加斯，然而他那1400名留在香港的越南同胞要真正融入这座城市，那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阿甘本曾指出，作为群体现象，“难民”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俄、奥斯曼、奥匈三大帝国接连衰亡，西欧列强以民族自决为名扶持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划分版图，造就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新的版图划分，也意味着人口构成的大洗牌：“一百五十万白俄罗斯人、七十万亚美尼亚人、五十万保加利亚人、一百万希腊人，以及数以十万计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离开他们的故土。”二战之后，几乎相同的历史进程发生在整个亚洲。无论国共内战后盘踞金三角的国军残部、羁留香港的越战难民，还是今天涌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这些群体都是亚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与调整的过程中被挤压出政权边界的零余者，都是亚细亚的孤儿。

在以民族国家框架展开的国别史叙述中，他们毫无疑问成为失语者，然而作为历史进程中最疼痛的细节，恐怕他们对这段历史才最具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