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提议冻结核武库，美俄军控条约续约有希望了？

（原标题：核观察｜美提议冻结核武库，美俄战略军控条约续约有希望了？）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美俄两国就冻结各自核弹头库存达成原则上的同意，美国还希望对核弹头的数量设定上限。但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无法接受美国关于冻结核武库的立场。美国提出对核弹头数量设定上限有何目的？此举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未来命运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洲际导弹配备了的核弹头。

冷战时期即有设上限式的核军控

这种自愿冻结核武库规模，设定上限的行为并不陌生，美苏冷战时期就出现过这类举动。美苏两国进行的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SALT-Ⅰ）就带有限制各自战略武器上限的内容。例如，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现有（SALT-Ⅰ谈判达成时）1054枚，限制在1054枚，苏联现有1398枚，限制在1618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现有600枚，限制在710枚的上限，而苏联现有950枚，上限也是950枚，战略导弹核潜艇，美国现有37艘，上限限制在了44艘，苏联则拥有63艘，反而要削减1艘，限制在62艘。战略轰炸机美苏两国未做出限制。同时美苏两国这一阶段谈判还就战略防御性武器进行了限制和约束，SALT-Ⅰ谈判期间签署的《反导条约》为美苏之间维持战略稳定做出了一定积极贡献。

但是，SALT-Ⅰ并不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裁军协定，美苏两国以限制对方军备扩张为目标，重点在于控制和限制。就美国而言，SALT-Ⅰ的达成为美国腾出时间和精力提升战略威慑能力的质量水平提供了空间，例如美国现有的“三叉戟”导弹、B-1型轰炸机，其研发时间都在美苏达成SALT-Ⅰ之后的缓和期内。就苏联而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苏联核武器在数量上和美国达到了基本对等，利用SALT-Ⅰ的缓和期也能够为苏联提升核武器质量，为未来和美国对抗积累资本。

俄罗斯“亚尔斯”公路机动洲际导弹。

1977年至1979年三年间，美苏继续进行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SALT-Ⅱ），SALT-Ⅱ的主要目的是落实之前SALT-Ⅰ谈判达成的临时协定和相关临时性的约束，形成真正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结果是美苏签署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从名称可以看出，美苏两国这一阶段达成的军控协议，依然是限制为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和削减

例如按照条约的内容，美苏两国在谈判达成时，美国拥有的战略投射武器，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海基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共2142件、苏联拥有2318件，美苏两国统一限制至2250件。多弹头技术的出现是美苏两国在那一时期技术层面关注的重点。美苏两国陆基多弹头导弹和海基多弹头导弹也进行了限制，美国在谈判达成时拥有1046枚可搭载多弹头的陆基和海基潜射导弹，苏联拥有588枚可搭载多弹头的陆基和海基潜射导弹，按照条约两国统一限制至1200枚上限。美苏两国的技术能力、包括核武器的数量，在SALT-Ⅱ谈判前和谈判期间达到了冷战的一个峰值，两国意识到对战略进攻武器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对上限进行设置。具体表现在SALT-Ⅰ和SALT-Ⅱ都设置了对对方某一类战略进攻武器的数量上限，例如多弹头导弹，SALT-Ⅱ设定的上限给了苏联继续发展增加多弹头导弹的空间。

俄罗斯近年来加快了核武器现代化建设，图为俄新研制的“萨尔马特”液体洲际导弹。

美国设想设置核上限有何考量

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进行SALT-Ⅰ和SALT-Ⅱ谈判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例如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受到一定拖累。苏联为了与美国进行冷战对抗而忽视了民生经济，民生经济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显现出来，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制定的苏联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目标没有完成，民生消费品生产效率低下。美苏两国的国内经济形势不甚乐观，两国需要减少军备竞赛对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两国的战略武器技术水平不断突破，两国都有限制对手发展的战略意图，但是两国实力旗鼓相当，短时间难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削减协议。因此，在削减军备举动难以短时间达成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设定上限，自愿冻结的举动既能实现对对方的某种程度的限制、又给自身留下了可供发展和运筹军备的空间，限制核军备成为了美苏冷战前中期核军备控制行为的主要表现。

SALT-Ⅰ和SALT-Ⅱ并没有对削减军备起到帮助，只是一定程度上给美苏两国战略军备竞赛踩了“刹车”，美苏两国的对抗依然驱使着各自扩充战略军备能力。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美苏两国的核军控才开始向真正的削减转型。

现在美俄就冻结核弹头数量进行讨论，美国提出设定核弹头上限，实际与冷战时期美苏的考虑有着相似之处。一方面，美俄两国近年来都在战略武器发展方面加大了投入，俄罗斯一系列型号的新型战略武器投入使用，美国也在提升核武库的现代化水平，实施核扩军。美国不断退约毁约的举动也破坏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前景堪忧，在美俄战略竞争加剧、核军控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既然就未来进一步削减难以达成有效地共识，那么尝试冻结、设上限不失为一种构建起码的互信、缓解美俄战略竞争紧张局面的举动。

美国B-61核炸弹。

此外，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政府如果此时抛出限制冻结核武器数量的观点，不排除是一种缓解其过去四年来过于激进的单边主义安全政策的考虑，改善特朗普军控破坏者的形象。现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一个月，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连任，美国所设想的美俄之间的核武器数量上限，实际上为美国未来的核武库更新换代、调整不同核武器的数量提供了灵活的空间。这与冷战前中期美苏虽然进行核军控，但核武器数量反而越控越多，核武器装备越控越先进颇为相似，美国意图的设上限，这一脚美俄核军备竞赛的“刹车”等于变相为美国的核扩军提供了发展空间。

随着大选的临近，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政策思路逐渐清晰，特朗普和拜登对军控态度迥异。特朗普一如既往强调“退约退群”核扩军，而拜登表示如果当选会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且重新考虑在完全合规的情况下重回伊核协议，收缩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例如发展新型核弹头、新型核载具等核扩军计划，并审慎的考虑核武器的作用。无论美国大选最后鹿死谁手，无论是特朗普继续搅局还是拜登弥补破局，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破坏国际社会安全和大国间稳定关系的消极影响难以短时间消弭。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