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件促使邓小平痛下决心，做出这一决策的呢？有人说，是缘于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也有人说，是由一名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引发的；还有人说，1983年的这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这一年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对到喜桂图旗办事都心有余悸，在火车站不敢出站台。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审判后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他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六一六”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断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7月17日，刘复之到了北戴河。18日，他向王瑞林（时任邓小平秘书）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王瑞林告诉他：“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来到邓小平住处，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邓小平批评了公安部呈上的报告：“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政法干部的忧虑，如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邓小平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政法战线干部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转发自解放军生活杂志 文/吴元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