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西安事变”：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

资料图：晚年张学良与赵一荻。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沈阳大帅府博物馆、温州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对这批录音材料进行编辑整理，成诸本书，是目前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史料。

“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内容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此外，它公开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很多没有公开出版的部分，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 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 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作者张学良，张之丙、张之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8月版

西安事变的秘密是四个字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问者：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

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问者：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问者：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汪精卫无耻，蒋先生耍滑头

访问者：我有个问题。当时对您批评最厉害的是汪精卫，怪罪您不抵抗。您说当时是不是有人鼓动百姓说张将军不抵抗，再有汪精卫在政治上制造这么一个局势，是不是也有阴谋在里头？

张学良：我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不过我是拥护南京，我是帮蒋先生的，可以说是拥护蒋先生的。那时候反对蒋先生——政治上反对派，咱不用说是谁啦，反对蒋先生当然要打击我。甚至马君武开玩笑的诗都是由此而来的。打击我，主题还是打击他了。当然我是他帮手，明白？这是我的猜度了。我也不敢说。

访问者：汪精卫也可能别有用心？

张学良：汪精卫这个人，本来当年我对汪精卫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儿。后来我认为这个人无耻，不要脸。一个人无耻，他什么事都能做。像汪精卫这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访问者：您认为他是不是要找到日本的支持来帮助他打击别的人？

张学良：他是想叫我帮他，他这样子我当然不帮，不但不帮他而且打击他。

访问者：在这个情况之下汪精卫对您的评语，然后回去后他要求您辞职、出国，他希望鼓动起民众对您反面的印象，能够打击另外一个人。

张学良：这里面周折太多了。简单说是这样。汪精卫最火儿火的是这样。他到东北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你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给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来和我商量，就是咱俩可以谈。你说不打不能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这下子把汪精卫得罪了。他说，“我来一趟和你说这事”，我说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从不做这个，而且还是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说我既然来了这一趟你给我这么个大钉子，他回去辞职就为这事了。

访问者：当时有没有跟您吵？

张学良：不是吵，我不理他了，把他气死了。宋子文来了，我们晚上出去玩去，我不理他。他走我连送都没送。

访问者：那宋子文先生怎么说？

张学良：宋子文是陪他来的。他(指汪精卫)气死了。他说：“我一个行政院长这么大地位来跟你谈。”我说：“不能因为你行政院长来了我就把我部下牺牲多少维持你的政治生命。咱们有良心的人不做这个。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来主持这事，政府不负责任，我不走这路。”

访问者：他跟您说这话时，别的人有没有支持您的或者支持他的？

张学良：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没有别的人。

访问者：他带了蒋先生的信去的话，那是蒋先生和他商量过了？

张学良：你拿蒋先生信里。蒋先生信里说是你来和我商量，谈事。蒋先生是政府的军事首领，他下命令当然我就听。你来跟我谈，是咱俩谈，蒋先生让咱俩谈话，要是蒋先生信里说“你要这么办”，那又不同。要我谈就是要我听你的命令吗？既然要咱俩谈我就可以有意见。既然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是咱俩的意见。如果你来了，你的话我就应该听，那就不必跟我谈，何不政府下命令呢？

访问者：他(指汪精卫)什么理由去跟蒋先生要这封信，想必是他说我去跟他(指张学良)谈有把握。

张学良：蒋先生，我判断，也在那儿耍滑头。这封信里，蒋先生就有意思是你自己斟酌这个事吧。不是我命令让你做的。他(指汪精卫)跟我说你服从政府命令，我说蒋先生他不是给我下的命令，他信里说得清清楚楚是您来跟我谈。你是政府行政院长，我跟他叫开了。我说：“你要一定这样，那你回去下命令。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把他问短了，我说：“你让我打一下，你认为我能打赢打不赢？要打不赢干什么？”他说维持政治生命，你再不打政治就“完了”。我说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政治生命啊？他意思是，你打一下，如果失败了，失败是你的事了，政府是打了，好有个交代。

访问者：那汪精卫也一定先得到了默契才去的吧？

张学良：蒋先生也耍滑头。我认为蒋先生是认为他跟我谈不拢的，否则蒋先生要不耍滑头他何必这么说呢？他可以硬一点说啊。蒋先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至于你们俩谈出什么问题那是你们的事了。比如说打，那么政府拿东西来，拿钱来，那我们政府没下过这个命令。我问汪先生你们政府有准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打一定失败。为什么失败还要打，为了政治生命，你不打政府、老百姓那儿没交代。那我就牺牲我的军队一部分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不做。汪先生说我不给他面子，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拿人家生命来维持面子，这个事情太大，我不干。他们说你部下拿你当圣人一样看，我对部下像我自己的手足一样。

访问者：您比如这个汪精卫，您那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

张学良：我当时就看出这个人没人格。我从前非常佩服他，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他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访问者：他有没有给您几句忠言，劝您别回来？

张学良：胡汉民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相当正直的。在政治上说话是不应该的，他等于是我长官一样。他只能说这种偏锋的话，你得看什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