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杨虎城之孙杨瀚到台湾访问,与台湾的朋友谈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态度与处置方法时,有朋友说:“蒋介石对杨虎城很宽容,让他出国就行了,是杨非要回国才遭逮捕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后来,杨瀚在台湾的国史馆蒋中正特交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和历史事实,清楚地揭开了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真相。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此影响,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接触。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加紧“剿共”。二人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押蒋介石,并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史称“西安事变”。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实现了团结抗日。但是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设宴“款待”,指桑骂槐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其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释放了一批要求抗日的人士,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丝毫没有减少。
张学良表面上恢复了“公权”,实际上继续被关押。蒋介石也表面上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杨虎城及其部属,将与杨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意在消除其对抗情绪。
1937年3月间,蒋介石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3月29日,杨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宫云相等人作陪。
见面时杨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蒋答:“腰痛渐渐好了,不要紧……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着我走。他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那还向日本投降吗?”
蒋介石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线上牺牲,他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宫,怎么对得起部下?”蒋介石愈说声愈高,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汉卿,但显然是针对杨虎城的。
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吃,并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介石的嘴边。蒋的语调渐渐缓和了下去,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表示:“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结束会谈出来后,杨虎城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催逼杨虎城出国考察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出来后说,蒋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蒋介石要他提出意见。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介石问他经过这次事变,他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嘴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他当时主要不想与蒋把关系搞僵,为的是要参加抗战。于是杨虎城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便可以此为由不出国了。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不断催逼杨尽早成行;在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