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洪小文：创新的最后一公里是什么？

出品｜《新基建访谈》

作者｜丁广胜

“做平台是很寂寞的，做ToB的平台又加了一层寂寞”。

一面是“寂寞”的平台化发展路径以及基础科学研究，一面是“热闹”的跨界共创。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正带领微软亚洲研究院走出一条独特的技术之路。日前，以“跨界共创”为主题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的年度技术活动上，记者和洪小文进行了一次关于AI跨界与人才培养的深入交流。

洪小文表示，跨界的“界”很关键，很多平台公司会过界去做应用，就变成了与客户竞争，“尽管微软有技术实力，但我们会守住这个界，把平台做好，一起参与行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这是我们的宗旨”。

除了甘于寂寞不越界，微软还不断地为企业输送人才。

在洪小文看来，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跟很多高校合作。“我们为什么选在中关村办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可以离高校比较近。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知春路，后来搬到了海淀黄庄这边，盖茨先生说你们要搬家了，是不是会离清华等高校比较远，我说虽然这样我们离清华稍微远了一点，但离北大却更近了一点，但你放心，我们骑自行车还是可以到这些高校的”。

这种对人才培养的经验和决心，早已经在微软生根发芽，并且不仅局限在与高校合作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甚至开设了面向企业不同层次人才的AI培训课程。

洪小文指出，他们不仅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也是学校科研的“新基建”，现在学校各个科研项目也都需要AI、大数据。

谈及微软的未来二十年要去往何处？他坦言，ToC的公司容易吸引大家的广泛关注，但微软坚定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我们会继续走这条路。数字化转型已经被公认是每个行业必走的路，而ToB的产品和服务，不是一触可及的，是比较长的过程，可能10年以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企业才彻底地数字化，这就为企业级技术和方案的提供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对于应用端，他表示，“微软不会真正去做一款药，或是去造一辆车，但我们可以通过与伙伴的合作，去参与更多合作的研究项目，做一些非常前沿的东西”。

以下为对话精选摘录：

问：今天来参加创新汇的企业分布在不同行业，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的优势体现在哪里？您提到了生物医疗、智慧城市，我们是怎么跟他们去共创的？

洪小文：第一个优势是微软是一家平台公司，我们是IT与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因为现在数字化转型、AI+、互联网+、大数据，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行业都需要。刚刚大会上我们讲，“界”很重要，每家企业都去做平台绝对没有必要，平台会有很多机构去提供，企业自己做平台耗时耗力还会有竞争，而微软是在数字化转型平台中全球的领导者。每个公司都需要一个平台，就像每个人都需要能源，但不会每个公司都去发电，不会每一个公司都去做房地产，我们微软就是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我们的平台是最全而且上面的技术也是最好的，我们非常有信心。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跟我们定位的“界”很有关系。很多做平台的公司也会过界去做应用，就变成跟客户竞争，在微软，我们是有这种技术实力的，但我们会守住这个界，把我们的平台做好，再去赋能合作伙伴。

第三个优势，通常一个公司最强大的研发能力都是对内的，对内去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微软当然大部分研发也是要对内的，确保微软的产品做好，但因为我们有第一个、第二个特质，所以我们就把微软亚洲研究院做的好的科研和人才开放给我们的伙伴，以及重要的客户，大家一起参与行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这就是我们成立“创新汇”的宗旨。

第四个优势是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中既有的每个行业本身的人才再教育很重要，现在大家都需要终身学习，要能够更加熟悉数字化技术、前沿的AI技术。所以我们做的培训针对企业内部不同的人群，有针对产品开发者、管理人员甚至主管CXO的数字技术、AI技术的培训，我们跟上海仪电已经推出了很多期的培训，这些是创新汇成员给我们的需求反馈，也是我们做创新汇的优势。

问：数字化转型最终是为了生产力和商业价值最大化，对于创新汇的成员来说，AI在他们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洪小文：创新汇所做的项目，转化率都非常高，否则我们创新汇也不会持续做到第四个年头。

比如说东方海外航运，我们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法——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这不仅可以帮东方海外节省运营成本，还会对其业务效率带来大幅度提升。创新汇成员华夏基金与我们微软亚洲研究院自2017年就开始合作，之后我们在量化投资——多因子选股领域进行了合作研究，基于“AI+指数增强”的方法，我们挖掘出了与传统投资方法低相关性的投资组合，实现了华夏基金在金融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这些项目到目前为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问：您也提到了做平台有竞争，在中国有很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有政府牵头做的，有运营商牵头的，也有各种企业牵头的，我们的平台跟这种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哪些异同？您怎么看待不同平台之间的效率问题。

洪小文：首先平台有好几个层面，刚才讲到的工业互联网可能更多是垂直领域的，我先讲最底层的平台，每个人/公司/行业都会需要，我们叫做“新基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则是垂直行业的平台。我们先说平行领域的平台（即通用云平台）。

通用平台对全世界都很重要，微软Azure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全球性云平台，我们通过与世纪互联合作进行落地。国内云平台的发展近年来也很快。为什么我们说全球性的平台对于中国特别重要，因为从中国的政策看，是扩大国际国内“双循环”，很多企业是要走出去的，要走向全球，一个全球的平台对很多公司都是非常重要的。

讲到工业互联网这类垂直平台，我们的政策是跟伙伴合作。譬如说跟上海仪电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在上海那边的智慧城市等领域，都是合作去做，我们赋能伙伴去深入垂直行业。将来我们还希望能扩展到医疗甚至金融领域。我们在中国不断跟伙伴们探讨合作模式，因为我们不是行业的专家，我们一定是与伙伴们一起去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跨界很重要。

但要强调的是，这里还是有“界”的，边界会守得很清楚。更不要说在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我们并不那么了解行业的标准和规范，通过跟仪电这样本地伙伴的合作，我们希望采取跨界、合作的方式，可以拓展到更多垂直领域。

问：您觉得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化”与“转型”这两个词哪个更重要一些？

洪小文：两个都重要，不过数字化转型先要有数字化，没有数字化怎么转型？所以，首先要做到数字化。

在中国市场，ToC业务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领先全世界，尤其是加上移动互联网。但ToB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差距，比如一些公司尽管东西做的很好，但是公司网站有的是打不开的，有的是不更新的，虽然这些东西不见得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只是把公司介绍给大家，但你会发现这些信息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没有。数字化程度都不够那要怎么转型？有些数据分散，有些东西根本没有数字化，那就连接不起来，无法形成闭环。

问：数据是未来的“石油”，在您看来，怎么能更好地使用这些数据？

洪小文：讲到数字化，大家都知道数据很有价值，ToC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ToC做得好，因为很多ToC公司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就是数据的原住民，成立的时候就是互联网公司。但ToB的公司，很多都是“百年老店”，公司成立的时候根本没有计算机，没有数据。

很多人说数据是新能源，但其实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因为，一加仑的油就是一个加仑的油，一个比特的数据不等于一个比特的数据，因为很多数据是当下没有用的，所以很多数据，我们觉得它没有用，过几个月就丢了。但我要提醒大家不要丢数据，现在数据的存储非常便宜，平台的重要性也就突显了，你把它放在那里，总有一天可以用得上，而且数据不是你想像的数据，有一些原先没想到的数据，之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可能就有很大的作用。数字化并不是把数据变成数字就是数字化，我们要看看数据原住民是怎么来看待数据的，今天要把这些方法彻底地放到每一个公司里，包括ToB的公司。

问：您刚才提到微软是在做数字化时代的“新基建”，我觉得在过去20年里，微软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处于一个有“新基建”、数字化多个时代命题的节点下，在未来20年，您作为院长会给微软亚洲研究院设定怎样的目标和计划？

洪小文：我想微软在这方面肯定会做下去，我们会做好我们的平台，赋能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行业。微软的CEO Satya之前也写了《刷新》这本书，讲到我们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毕竟高科技变化很快，做平台是很寂寞的，做ToB的平台又加了一层寂寞。因为大家可以看到ToC的东西摸得到、看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ToB的东西一般大家是看不到的，而且很多的商业机密也不能对外讲。

寂寞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耐不住寂寞，而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关注都很少，包括投资也是，ToC的公司可以爆起爆落，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但我们坚定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走自己的路，目前也发展得很好，我想我们会继续走这条路。而且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像Satya也说了，疫情发生以后，两年的数字化转型在两个月就实现了，你会发现像微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反而有了更多生意的网络，因为数字化转型已经被公认是每个行业必走的路。而ToB的东西，不是一触可及的，是比较长的过程，可能10年以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企业才彻底地数字化，这也为企业级技术和方案提供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虽然我们的核心并不是做像无人车这样很新奇的东西，但我们发现以后可以跟更多的伙伴合作。譬如说我今天介绍的关于生物科学的合作，跟环境保护、碳排放相关的合作，都是在跨界，所以说又回到了“跨界”这个话题。这种跨界的创新，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让我们的路更广，虽然我们有些东西不一定是自己直接做，不会真正去做一款药，或是去造一辆车，但我们可以通过与伙伴的合作，去参与更多这样的合作研究项目，甚至于可以做一些非常前沿的东西。

问：之前我们也说跟清华等很多的高校之间有一些联动和合作，您还在清华开了《数据、计算与人类未来》的课程。我们在产学研方面的合作未来会是怎样的走向呢？

洪小文：上次我穿这身西装就是清华110周年校庆的时候。其实我们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学校的合作是很有渊源的，从研究院成立的第一天，我们就跟很多高校合作，我们有一个高校合作部门。更不要说我们的研究员都是来自于学校，我们每年招非常多的博士生，所以我们与中国的高校有特别多的合作。我们为什么选在中关村办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可以离高校比较近。当初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选址在这里，一直就在这里。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知春路，后来搬到了海淀黄庄这边，盖茨先生说你们要搬家了，是不是会离清华等高校比较远，我说虽然这样我们离清华稍微远了一点，但离北大更近了一点，但你放心，我们骑自行车还是可以到这些高校的。

当时98年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确保办公室是清华、北大等周边高校的同学们骑自行车就能来的地方，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们跟高校的合作是必然的，以清华为例，我们最开始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后来拓展到软件学院，当然跟计算机相关的数学、应用数学自然也有合作；我们重视IP便有了跟法学院的合作；还有关注数字化转型，有了跟商学院的合作；现在我们进一步与生物医疗有关的生命科学、医学院合作；与跨学科的苏世民书院合作；以及做节能减碳的研究与环境学院合作，还有跟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合作。

其实，我们不仅是企业的“新基建”，也是学校科研的“新基建”，现在学校各个科研也都需要AI、大数据，因此我们还有另外一层合作的关系。

问：大家知道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给企业培养人才是不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在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这是为什么？怎么做到的？

洪小文：微软一方面有企业责任，一方面也是自身的需求。微软成立于1975年，我们来中国是1998年，在之前技术是小众的，主要人群是以前我们说的Nerds（类似极客或现在对码农的称呼），以前小众的时候我们自己多培养人才，就会有更多人可以编程，所以我们一直在投入，在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培养，一直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现在数字化转型是换成另外一个方式，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既有企业的人要不断地升级，包括你我也一样，尤其是AI，不要说我三四十年前学的专业就是AI，十年前学的AI与现在的AI都不一样了，技术的变化特别快，因此我们要终身学习，这样个人才有可能保持竞争性，企业才会保持创新性，不可能都仰赖别人，一些新基建创新的想法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员工。员工的培训不仅是技术人员的培训，中层管理者甚至到决策者需要有怎样的培训也都要考虑，这也是每个人自我不断的终身学习。

另一个就是人才培养的多元化。第一，在中国，有外国文化背景的人是相对较少的，这就导致多样化有所欠缺；另外一个多样性化就是女性，当技术是小众的时候，多元化不一定很重要，但是今天技术是大众的，为什么是大众的呢？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大家基本都有智能手机，每天都要用好几个APP，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心科技的问题，所以，今天技术是大众的，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我们都与技术分不开了。

虽然在使用技术的人群当中，男女比例应该是接近一半对一半，但我们的女性从业人数却太少了，据了解，在与我们合作的这些大学里面，大一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入学新生当中，女生的比例只有不到11%。当技术是服务于大众的时候，如果从业者的多样性不够，那么有可能我们研发出来的产品无法很全面地去服务所有人。所以人才培养，一方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对我们自身的发展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