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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胖胖脸
作者︱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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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2016年美国大选讲起。
2016年秋天的一天，我和超人类主义者佐尔丹·伊斯特万坐在巴尔的摩大学的大厅展开聊天，“所以，你不想死？”我问伊斯特万（Zoltan Istvan），他同时也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人之一。
“不，”他说。“绝不想死。”无神论者伊斯特万外表俊朗，看上去就像苏联童书里刻画的那种英雄角色。
伊斯特万乐观展望未来，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决定死亡时机的能力。抵抗衰老曾是他的总统竞选宣传点。他希望借着总统候选人的公众影响力，提升超人类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给美国人民的诱惑是：“保证在未来15-20年内克服死亡”。为了更加切身力行，他还将一辆大巴装饰成棺材模样，为其命名“永生大巴”，驾驶着它周游美国为竞选造势。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竞选成功。他的苦心在于借着总统候选人的媒体曝光度来促进超人类主义事业的发展。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是一项国际性的文化智力运动，支持使用科学技术来改造人类的心智和身体。伊斯特万将衰老视为一种疾病。他在自己的手中植入芯片，实现挥动手臂隔空开门的科幻绝技。他想让孩子们也植入芯片。他告诉我说，如果人们没有很快将下一代人同机器结合，他会为此感到惊讶。他还想用仿生肢体替换自己的四肢，从而能够更畅快地享受水球运动。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活上几个世纪，亲眼见证这些大胆预言变成现实。
伊斯特万通过经营房地产积累起自己的财富。2003年，他担任国家地理现场记者前往越南采访。
采访途中差点因误踩地雷丧命，则让他对死亡感到警醒。
之后他便辞去了新闻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到超人类主义。“我想‘死亡太可拍了’，”他对我说。“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它呢？”
伊斯特万的中心目标——推动人类寿命远超目前122岁的最长纪录，甚至直到无限长——同时也是硅谷许多未来学家努力的方向。硅谷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将死亡视作人类的大敌，他正在为辛西娅·肯扬（Cynthia Kenyon）这样的医学研究人员提供支票。根据华盛顿邮报在去年的报道，西娅成功使用基因入侵（gene-hacking）技术让线虫的寿命增加了一倍。
根据美国Inc.杂志的报道，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为抗衰老研究投资数亿美元，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专门成立Calico子公司，宣称其目标是“治愈死亡”。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对不朽生命的追求在新政权治下可能会更进一步。报道称特朗普有意让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出任FDA负责人。奥尼尔同时也是著名抗衰老组织SENS Research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
一些延长寿命的手段现已可用。几家生命科技公司向那些愿意使用液氮冷却将自己冰封几个世纪的人提供低温冷冻服务。这些服务的一部分需求者可能患有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所以寄希望于未来更先进的医疗手段。去年10月一名患癌症的英国少女获准在死后将自己的遗体冷冻，现在她的身体正漂浮在密歇根州的低温恒温器中。
与此同时，加州科学家正准备进行一项临床试验，为参与者除去血液中与衰老有关的蛋白质，希望通过此举帮助他们获得更健康长寿的生命。一种被称为“雷帕霉素”（rapamycin）的药物也在进行测试。雷帕霉素能让小鼠的生命额外延长1/4，被媒体称为“抗衰老神药”。“如果我们能找出与衰老有关的化学机制，你就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青春暂住。”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说。
亿万富翁兼技术专家同样对永生痴迷。甲骨文的埃里森曾说，“死亡让我很愤怒”——似乎在说这一自然缺陷也是消费者的一个痛点，需要用一款app产品来解决。
我们不妨来做个假设，假如人类的寿命很快就会变的更长，甚至实现永生。亿万富翁梦想成真，死亡变成了可选项。
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一变革的临界点，这一技术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值得深思。假如生命没有尽头，我们还会有奋斗的动力吗？（作为作家，我向你保证这十分困难。）或者所有人都长生不死，直到地球被人口挤炸？地球会成为永远年轻的艺术家的天堂，还是会沦为一个地狱般的资源枯竭的养老院？一切的答案最终还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意义的看法。
此前我一直不太了解主流民众对永生的态度，直到我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值得一提的是，他比我更传统，甚至不上推特。
“我采访了那个想要永生的家伙，”我说。“这不是狂妄吗？”
“你什么意思？”朋友问。“难道你不想永远活着？”
如果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朋友解释道，那么他就可以如愿以偿地追求所有的爱好和梦想，再也不用为时间所困。甚至转行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比如说他是个律师，却想从事建筑行业。有了无限的时间，一个不了解微积分的人就有机会习得精深的数学。人们可以每四年休个长假，去环游世界。
我得承认，朋友对微积分和雨林皮划艇热情洋溢的描述确实激发了我对永生的向往。我是说，只要多给我几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将Netflix和Pocket上积累的内容清扫一空了。
由于我自己没有孩子——可能将来也不会有——我对长寿狂热者夸夸其谈描述几世同堂的画面也一直是冷眼旁观的态度。
但是，如果我能活到90多岁还精力充沛，我对母性的立场可能会改变。无限的时间意味着无限的生产力，那么我就不用再担心孩子的存在打搅到我工作。当然，养育婴儿还是需要付出很多不眠之夜和杂乱日常的代价。（除非硅谷能做出出色的育儿机器人）。
诸多的可能性是吸引长寿主义者的主要因素。“人类目前的寿命让很多理想都显得不切实际：掌握管弦乐队里面的每一种乐器，用所有主要语言写书，种植一个新的花园并看着繁华盛开，手把手教曾曾曾孙钓鱼，坐飞船去半人马座星际观光……一个人的一生还不够长来实现这些雄心宏愿。”牛津哲学家和长寿论者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和其哲学家同事丽贝卡·罗彻（Rebecca Roache）在2008年写到。如果能从年轻时候青春永驻，我们就有时间资本去从事那些耗时长久的事。
在死亡所带来的众多弊端中，人生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或许最令人遗憾。我预计自己在82岁时会死。这也就意味着我无法活到209岁，纵览两个世纪的风云变化写出真正伟大的美国史。
不过，纽约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马修廖（ S. Matthew Liao）也在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美丽新世界的担忧。他担心这样的世界会非常无聊。生活，廖解释道，就像一场聚会，有其开始和结束的时刻。“我们为持续一个小时的派对兴奋不已，不想错过欢乐时刻。我们想方设法在在场时尽情享受每一刻。”
“若是派对永远不会结束，”他继续说。“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会想‘我可以明天或者一个月之后再去’，再也没有急着参加派对的必要了。”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也会这么想，所罗门说。他们把生活视作一场盛宴：“好比吃饭一样，你会饱足，然后吃撑，然后离席而去。”他说。“有始有终使得每个人具有其独特价值。”
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解释说，人们通过叙事弧（narrative arc）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没有结局不成故事。给定无限的任务，生活又会有何不同呢？
一般印象里，人们认为80岁之后的死亡才能算寿终正寝，相对于在78岁故去的老人，人们更容易为20岁的英年早逝伤心不已。麦克亚当斯指出，如果人们寿命能够达到500岁，情况就会不同。如果每一个在90岁故去的生命都像2岁幼儿早卒一样令人同样悲痛，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的悲伤。“进化和文化让我们形成人生苦短的认知。”他说。“人们需要慎重生活，以免弄得一团糟。”
博斯特罗姆对生活因死亡而有意义的说法表示不认同。“年轻人在追求不同类型的活动上更积极，而越是临近死亡的人越是退缩。”他告诉我。“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衰弱的能量和健康状况。”
他希望这一问题够得到解决。
一旦更长的寿命能够实现，哪些人会得到长寿资格呢？伊斯特万认为，寿命延长技术应该人人可用，而不仅仅成为富人特权。他支持以寿命延长为核心的全民医保制度。（医疗费用不会失控，伊斯特万等人认为随着寿命增加，人类也会更加健康。伊斯特万计划通过变卖美国西部的政府土地来为这一全民医保买单。）
“令人担心的是短期内会发生什么事。富人可能变得更富，穷人更加落魄。”马修廖说。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基因改造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想法”。
两人的忧虑不无道理。仅仅基因工程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基因改造或将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阶级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消失，一旦基因工程实现，资源首先将被社会顶层所掌握，在遗传鸿沟的作用下，优则更优，劣在对比之下也将更劣。
“令人担心的是短期内会发生什么事。富人可能变得更富，穷人更加落魄。”马修廖说。因为富人能够抢先延长自己的寿命，进而在其长寿过程中积累更多资源。收入不平等或将进一步加大。
当下情形又何尝不是这般。“如果有人发明一种新的抗癌药，我们不会谦让说‘先让所有人用然后再轮到我’，”博斯特罗姆告诉我。“若按这个逻辑，我们就应该停止肾脏移植。”
即便永恒的生命被公平地分配，仍然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人口过剩的老年人群体。人口只增不减，地球空间终将岌岌可危。一个潜在解决办法是减少生育，把医护重点放在地球现有人口上。
正如哲学家简·纳维森(Jan Narveson)所言，“我们赞成让人快乐，不过对制造快乐的人却保持中立。”不过这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无缘享受无限子孙绕膝的的天伦之乐。
还有就是资源问题。没有死亡减轻人口，自然资源的供给与分配都会成问题。所罗门研究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认为，人们因着对自身最终消亡的恐惧而产生出文化和世界观，通过文化象征性地超越死亡。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更加保守，紧抓旧有世界观不放，排斥外来者，以及支持虽有魅力但名不副实的领导。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没有了死亡威胁，人类可以以开放的胸襟批准所有气候公约，并实现公平的粮食分配。
不过永生也可带来相反的效果，太美好的期望导致人们对“意外过早死亡”偏执性的排斥。毕竟，就算我们能消灭衰老，却无法消灭死亡的可能性。“比方说你希望活到5000岁，你的大脑被冷冻，一场停电就能让它变成一堆浆糊。”所罗门说。“我们可能会变的更加神经兮兮。”
马修廖认为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的一个出路可能是星际旅行——他们认为这一技术会在未来被发明。当地球人口过剩，长生不老的人只能向外星扩展。
我告诉他在金星上同永葆青春的亿万富翁共度余生并不吸引我。
“那如果你所有的朋友也都去金星呢？”他问。
在马修廖的设想中，太空旅行同时也将是我们打发无聊时间的方式。当前，人类短暂的寿命和飞行技术尚不足以实现太阳系内的旅行。当寿命得以延长，时间就不再是问题。总有下一颗星球以供探索，你永远不会没事儿干。我们会在星际飞船上欢乐地老去。
一般来说，人们热衷于从不重复的体验中获得乐趣。比如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制作音乐，学习音乐以及体验自然奇观。
“如果这就是人存在的意义，那么你可以继续做这些事。何不活的更长些呢？”他问我。
“我想我确实喜欢徒步旅行。”我说。
“你甚至也会享受在火星上徒步。”他说。
呃，算了吧。
长寿辩论中另有一个阴暗面是新技术是否会导致我们丧失对自然人类脆弱性的欣赏。
换句话说，社会可能开始偏好那些吞咽抗衰老药物的人，守旧的“原始人类”被留在社会底层。
那些不幸拥有残疾缺陷婴儿的父母可能因没有使用基因改造技术而被指责。（伊斯特万的竞选主张中便包括：开发能够消灭所有残疾的科学技术。）这些没有使用“长春药”的人群是否应该支付更多健康保险会成为棘手问题。更糟的是，经过科技强化的永生人可以放弃地球前往外星，只留凡夫俗子留守地球。这无异于最残酷和极端形式的隔离。
寿命延长主义者对完美细胞的狂热在某些人那里可能引起反感。斯泰森大学哲学教授梅林达·霍尔（Melinda Hall）提出这一看法。“残疾人可能将身体缺陷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她告诉我，“所以当你说要消灭残疾，听起来就像种族灭绝。”
伊斯特万认为保守的残疾权利倡导者只是少数派。他说：“我打赌当超人类主义科技给残疾人提供发挥他们潜力的机会，绝大多数残疾人会非常高兴，”
霍尔指出超人类主义者对人类所面临问题的看法有问题。“人会饥饿和死亡，但在火星上建殖民地？”她说，“这将耗资数十亿美元，我认为应该建在别的地方。”
当然，这并不会阻止亿万富翁追逐他们的梦想。也许我们只能希望，在不可抑制的探索永生的路上，人们会发现对更广泛社会有益的东西。二甲双胍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糖尿病药物，目前正作为抗衰老药物进行测试。如果它真能让人们在老年时还保持健康，它足以成为一场“公共卫生革命”——即便它无法帮助彼得·泰尔在2450念遇见他的电子后代。
几十年前，人类自信可以飞出银河系，不过最终只成功登陆月球。今日对长寿探索可能会重复前辈们的老路。“炼金术士大谈关于黄金和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虽然他们最终没能如愿以偿，却发现了化学。”所罗门说，“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on）没有找到不老泉，却发现了弗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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