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央视在“校外培训调查”系列报道中，点名了近几年火爆的“早培”和“早早培”——这俩词在“鸡娃圈黑话”里一般用zp、zzp取代。
某家长群中两份学龄前儿童的“早早培”简历也被曝光：
孩子A不但可以完成百以内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就读某机构奥数最高班型创新班，还通过了英语剑桥KET考试、认识2000个汉字，即使这样也没通过海选。
而水平相当的孩子B则通过了海选，原因是TA在中科院智商测试中，得到了145。
而这个由中科院心理所发起的“超常儿童测试”，面向5-16岁青少年，且有公开的预约途径，单次收费600元。目前，截至6月中旬的号已全部约满。
据央视记者援引心理所工作人员的话：每年3月到7月都是旺季，好多家长提前两三个月就约好了。
为啥3-7月是旺季？
因为这段时间是幼升小、小升初的“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简历上，就等着这一神来之笔。
众所周知，任何测试、考核、比赛，一旦与升学评估挂钩，很容易被家长玩坏。在高知家长云集的“水清木华”社区里，关于“超常儿童测试”的讨论一直没停过。
玩笑归玩笑，我们不妨开宗明义的讲，智商测试这个东西，大人权当娱乐没问题，别轻易给孩子做。
理由很简单：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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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智商测试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真的要追根溯源，智商测试是从“颅骨测量术”逐渐演化而成的。
未免离题太远，我们就不做太过细致的介绍，你只需要知道这个“颅骨测量术”有一个根本的预设前提：
不同的颅骨能够单凭物理特征（尤其是颅腔容量）确认种族，进而区分不同种族的高低贵贱。
所以说，这个在19世纪风靡一时的研究，是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
按照“颅骨测量术”的逻辑推演下去，很自然的会形成一种猜想：脑容量和智商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正相关。
“智商测试”的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高尔顿（Francis Galton），这个人正是达尔文的表兄。
可惜和达尔文的名声相比，高尔顿总是和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
1869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一书，鼓吹遗传的决定性作用。
1884年，在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第一次打出了“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牌，这可以算是现代“智商测试”的第一个雏形。
1898年，巴黎大学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比奈（Alfred Binet）正式开始研究关于智商的测量问题。
比奈彻底放弃颅骨测量，转向心理学的方向，他也被认为是现代智商测试的真正奠基者。
比奈的实验方法是：选择一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任务，在专人指导下让孩子们完成，这些任务会根据难易程度评分。
1908年，比奈量表的第一个版本终于问世，这个量表建立了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IQ测量标准。
其实这个奠基人从一开始就讲的很清楚，智力（智商就是智力商数）是一个复杂概念，不是仅凭一个数字就能解释的。
你现在知道了，IQ这个概念完全是人造的，起初只是为解释实验结果而设，这个概念注定是粗糙的。
并且按照比奈的说法，他所研发的智商测试，是企图证明用恰当的教育能够提高人的潜能。
所以比奈实际上是反遗传论的，他认为智商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先天数值，智商可以通过后天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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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终究，比奈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像这样的先驱者，很难逃过被曲解的命运。不管你是支持先天或是后天，一份比奈量表问世，就意味着人的智商被数字化的分为三六九等。
而这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当时有大量移民涌入，当局需要甄别这些移民是否弱智。所以尽管智商测试是在英国和法国发端，真正给测试提供大行其道的土壤，却是在那片新大陆。美国人戈达德（H.H.Goddard）开始大力推行比奈的测试方法，美国公立学校从1910年开始正式对学生统一做智商测试，这是智商测试第一次开始具有官方色彩。
来看看智商测试这个东西在改革派的戈达德手上，是如何彻底变成优生学工具的：首先，不允许智力低下的美国本土人民生育；其次，阻止一切外国的傻子进入美国。
戈达德对刚刚踏上美国土地的移民统一做了智商测试，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根据比奈量表，有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罗斯人的智力年龄低于12岁，也就是说，这些人全部都是弱智。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测试本身的设置出了问题，但在当时，智商测试就这样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像美国和德国当年都曾颁布过允许对“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这是对人权最根本的漠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仅凭一个智商测试，就能判定一个人是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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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就是智商测试的原罪：如果你认为智商测试是科学的，那它在理论上的致命漏洞怎么解释？
早在1912年的《教育心理学杂志》上，就有人指出了这个漏洞：智商（智力）到底怎么定义？如果这个最核心的概念我们都没有办法定义，那测试还有什么合理性？还有什么意义？
之前我们提到过，比奈只是说“智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如何定义它是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触及”。所以连这个奠基人自己心里也没底，那么他所制定的量表，至多只能测出“比奈智商”。
在智力这个概念无法得到准确定义的前提下，我们对某些研究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不盲从：比如1994年曾经轰动一时的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社会需要的和社会不需要的行为与特质，被智商曲线划出了分水岭
这部《钟形曲线》一度被西方媒体看做是“邪典”，只因其中有不少“政治不正确”的结论：比如“智商基本靠遗传，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艺术才华不算智商范畴”；“蒙古人种智商最高”……
当然客观来说，本书也有可取之处，尽管它鼓吹社会的不平等是注定的，却也间接承认个人成就其实和智商数字没有直接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金本位”的逻辑：行业薪资与从业者的智商并非成正比。
比如在中国，金融行业被公认为是平均薪资最高的行业，大学生毕业之后几乎很难拒绝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然而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调查显示，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平均智商，在所有行业中仅排第9位。当然，这个平均智商，也是拿现在最流行的那套方法测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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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并不属于精密科学（当然也不能算伪科学）的智商测试，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我们试着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给出一种解释。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资源短缺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有短缺，就要解决分配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尽量公平的进行分配？这就需要设计一套筛选机制，而现代教育这种模式就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筛选机制教育一直是这个社会最受争议的问题，争议的核心是：教育的手段和路径，与教育的本质存在背离。
客观来说，现代教育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只教书不育人”的，但这样的设计却有它的苦衷。为什么在发达社会中，学历仍然是决定性的指标？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中要加进很多在踏入社会中很少能用到的知识？为什么在考试中，一定要设计少量难度高到变态的题目？
说白了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考不上，这样才能顺利实现社会资源（比如名校资源）的第一步分配。无论怎么说，这样的分配方式已经算是相对公平公正公开了。
智商测试跟这个道理是类似的：也许它并不十分科学，但却是相对公平的一种筛选机制。就像高考失意并不等于未来的人生失意，智商测试更加无法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成就。
当然个体层面的差异性，并不能左右官方层面的顶层设计——智商测试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的确有它的合理性，这不以你“信或不信”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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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开篇就提到的，智商测试这个东西，成年人作为娱乐是可以的，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把最后的结果当真。然而如果你是家长，希望用智商测试来了解孩子，那无论初衷如何，我们都不提倡。最大的理由是：这种测试根本没法评判孩子的智力水平。
当下流行的智商测试都是什么类型？无非是语言、数字、逻辑、图形等方面的题目，然而人的智力远不止这些所能概括。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资深教授戴维·珀金斯博士（Dr. David Perkins）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倒是可以参考：他认为人的智力应该分为三类：神经智力、经验智力和反省智力。
现在的智商测试，测的基本都是前两项，而像求知欲、自律性、创造力、沟通能力等等，很难通过测试得到结果。
珀金斯博士给出了一个公式：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神经智力＋经验智力）×反省智力。
也就是说，反省智力才是成就的关键，而这个部分极难量化，自然也就很容易被忽略。
天赋高的人（神经智力和经验智力更高）在进入任何一个领域的初始阶段，总是进步最快的。但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从小就很熟悉，乌龟在反省智力这个乘数上的水准，是它稳稳反超的关键。所以对家长而言，与其费心做智商测试，不如在培养“反省智力”的维度上下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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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即便您对智商测试的科学性深信不疑，目前在中国想做一次正儿八经的智商测试其实很难。
很多人以为智商测试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做一套题目。哪有那么简单？正规的智商测试，首先在硬件方面就有严格限定：除了设备本身，还需要标准的环境，包括光线、室内陈设、温度湿度等等。除此之外，测评师也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有心理学储备，测评师的语速、声调、表情都可能影响到受试者。
最后，即便这些条件都达到，您的孩子也大概率不是智商测试的目标用户。因为智商测试是为极个别的超常儿童或是弱智儿童而设，这在人群中比例非常低。所以，您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么？
据统计，在真正的高智商人群中，精神病患者（这里指的是严重精神病）的比例高达4.2%，是普通智商人群的数十倍。
还是祝愿每一位家长的孩子都健康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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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家长会了么
作者：d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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