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生：天津篮球今昔

天津男篮虽然在2019至2020赛季常规赛最后一轮以118比110逆转广州队，但最终还是以8胜38负的成绩排名联盟第十九，连续6个赛季与季后赛无缘。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的摇篮，但如今现状却令人惭愧。有必要回顾曾经鼓舞人心的历史，以振奋精神，重铸天津篮球雄风。

1895年12月，一个叫来会理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把篮球这个游戏传入到了天津，从此天津就成了中国篮球的摇篮。由此拉开了在中国普及推广这项运动的序幕，天津人自然就成了中国篮球的先行者。

“南开五虎”与教练董守义

天津篮球在民国真正形成一定的气势，应是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董守义精心雕琢的“南开五虎”就诞生于这个时期。之后，津门便有了蓝白、良华、津电、旧雨、北联、原子能、勇津、泰东、华胜、铁联等劲旅。那时，平津两地多有互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48年初冬的赈灾赛。应天津之邀，北平的未名队和木乃伊队联袂赴津门，先后与原子能、勇津、泰东、华胜、铁联等队交锋，比赛精彩激烈，轰动平津两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不少强队中的球员、教练成为中国篮球运动的名将、教练、体育管理干部，为中国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津男篮一度在全国篮坛更是独树一帜。

光荣历史令人骄傲

2009年1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孙民治和钟添发先生主编的《中国篮坛群英录》中，来自天津或较长时间在天津工作过的国家级别的前辈近20位。当然，这个群英录收录的不太全，难免有遗漏，比如50年代的张珍山、米宝荣、王琦、李清安等，再比如60年代的国家队后卫郄国光以及前卫队的尹国良也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过社会主义国家公安系统比赛，并夺得过冠亚军。这些前辈都没能收录在其中。

董守义被称为“中国篮球之父

说到中国篮球运动的先行者，当首推董守义先生。他生于篮球传入天津的当年，少年时他勤学苦练，青年时就掌握了娴熟的篮球技术，不然，何以能有“篮球大王”的尊称？董先生32岁起就担任中国队的教练员，率队参加了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天津工作期间，他精心培育出由唐宝堃、李国琛、王锡良、刘建常、魏蓬云组成的“南开五虎”而威震民国篮坛。董先生后半生精心育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堪称桃李满天下。董先生颇有领导才能，不仅担任众多领导职务，且著书立说，是新中国第一任篮协主席，在国内外体坛广有影响。

在董先生众多弟子中，唐宝堃无疑是佼佼者，在民国篮坛有“最佳前锋”之美誉。唐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执教过解放军四野篮球队和八一队，开创了积极快速、严密防守、勇猛顽强的独特风格。在率领八一队豪取“七连冠”的同时，带出了余邦基、夏堃、王兆钰等名将。

现年94岁的张长禄先生，曾任国际篮联中央局执委、中国篮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务，年轻时是原子能队和天津市队主力。1951年即成为新中国首批篮球国手，195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男篮队长，出席了赫尔辛基奥运会闭幕式。退役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家队助教、教练。调入国家体委后历任科员、科长、处长、副司长等管理职务

张长禄

张先生注重理论研究，50年代就组织全国篮球队的领队、教练，研究探讨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方向。通过集思广益，确立了“积极、主动、快速、灵活、准确”的中国篮球技战术风格。70年代，他提出了加快新老交替的特殊规定，还推出了把一次进攻30秒缩短为25秒的改革举措。8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实行了3分球的特殊规定，比国际篮联实施3分球制早了三年。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篮球竞技水平的提高。1986年他作为中国男篮代表团团长，与主教练钱澄海共谋策略，率队在马德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男篮锦标赛上的夺得第九名，这届比赛首次扩军至24队，中国男篮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贺，国际媒体称其为“东方曙光。”

现年90岁的程世春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16岁时就入选了天津队。他投篮方式多样，尤以后撤步跳投而著称，因此成为华胜队主力。来北平上了北方交通大学后，又成了京城劲旅木乃伊队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入选了中国大学生队，参加了布达佩斯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952年作为中国男篮队员，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从1954年开始，程老转为教练员。

1956年第一届中国男篮甲级联赛。前排左二为程世春。

程老在回忆老天津队时认为，鼎盛时期的华胜队代表了天津篮球风格与特点。他把天津篮球打法概括为“刁、油、悍”三个字。他津津有味的详解道：“刁不光是指狡猾，还有凶狠之意，包含了不服输，敢拼搏，天津人好打架，即使被人打倒在地也不认怂；这油字是指动脑子，处理球灵活老到，不蛮干，球打得合理；悍字是指作风彪悍，硬朗。”他还说：“当时球队的几个主力那时各有特长，后卫王鸿宾控球能力强，掌握节点稳当，球传得好，常常是声东击西。付金声能突能投，里外皆灵。王友才投篮稳定，中远距离相当有把握。刘学琦身高块大，篮板球抢得好。我那时投篮准，开始是双手投篮，后来牟作云指导我掌握了单手投篮技术，技术就更全面了。那时我们跟不同的队比赛，应对的打法也是多有变化的。比如跟北平队的木乃伊队打，我们就来硬的，因为他们都是中学生；跟东北的那边球队打，我们就多传球，真真假假涮他们，刁、油、悍三字就都在其中了。”

程老还特意提到了比他年长两岁的李汉亭：“别看汉亭才1.74米，但中锋、前锋、后卫三个位置都能打，为嘛？就在于他技术全面，既能个人突投得分，还能给队友创造机会送出妙传。”李先生从1956年开始执教，先后担任国家队、天津和河北女篮的主教练。

华胜队还有一个老国手白金申，高中毕业于天津市一中，1950年入选天津市队，次年入选华北队，1952年入选国家队。1956年至1958年转入北京队，1960年起成为教练。70年代曾与胡利德搭档，执教中国女篮。执教北京女篮时，蝉联第三、四全运会冠军，创造了北京女篮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白先生博学多问，文武双全，以“名嘴”著称，是篮坛有名的“三秀才”之一，另两位“秀才”是陈文彬和张光烈。

1959年，王家桢在克里姆林宫

王家祯先生是五六十年代著名中锋之一。2018年4月初，我曾拜访了他，我上初中时见过王先生打球，身材细高的他戴副眼镜，看似文质彬彬，但作风硬朗，攻守兼备，抢篮板、盖帽、补篮是他绝活。作为59高峰期中国男篮的一员干将，他在回顾自己的成长之路时说：“50年代天津篮球挺普及的，时任副市长兼体委主任的李耕涛，不仅重视篮球，而且亲自拍板决定调我进了天津队。那时我的身高1.95米，但眼睛近视，为此有些教练犹豫。李市长说打篮球戴眼镜拍什么？他这么高的个儿，又挺灵活，练练不就行了。进队后，在李市长那句‘你们要汗水成桶’的勉励下，我刻苦训练，白天跟队练完了，夜晚我自己加练。李汉亭教练还给我开‘小灶，’大个当成小个练，要求把我重心降下来，动作要跟他做的一摸一样！仅两年之后，我就从天津入选到国家青年队，后来又晋升到国家队，跟钱澄海、杨伯镛、张锡山等一道，参加了与东欧强队的系列国际赛。”

王家祯成为天津队主力队员时，也是天津男篮的鼎盛时期。50年代天津队不仅在甲级队占据一席，且在1954年全国联赛斩获第一。当时参赛的有6个队。天津队除以32比32战平西南队外，分别以50比47胜上海，41比37胜华东，60比52胜中南，73比44胜东北。1955年全国联赛获第三，1958年获甲级联赛第三，王家祯在这次联赛作用突出。当然，让天津老球迷津津乐道的是1957年迎战苏联莫斯科队的那场球。当时国家队与八一队跟莫斯科队打平，最后两场是对上海队和天津队，结果上海队也输了。跟天津队比赛之前，贺老总亲自给天津队作动员，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敢于争胜，并与教练们制订了“解放思想，快字当头，扬长避短，争取胜利”的指导思想。在与莫斯科队的比赛中，天津队避实就虚，快巧结合，出人意料地以90比81获胜。赛后，贺老总大力赞扬了天津队。莫斯科队此次访华打了8场比赛，战绩5胜2平1负，这一负就是败给了天津队。

然而，进入60年代中后期天津篮球开始滑坡，不仅名落孙山，且从甲级降至乙级。到了70年代后期，天津男篮几乎销声匿迹，保留的天津青年队也是屡战屡败，天津篮球陷入沉沦。

追昔抚今现状堪忧

回忆天津篮球曾经拥有的光荣历史，再看看如今的现状，不禁令人唏嘘。天津荣钢男篮自2008年准入CBA以来的12个赛季中，最好名次是2013至2014赛季的第六名，其他赛季均与季后赛无缘，其中排名15名之后达9个赛季。在球队战绩不好的同时，天津男篮已经50多年没能向国家队输送一名国手，如此现状与中国篮球摇篮之称相去甚远。天津篮球怎么啦？天津篮球何时能再显雄风？

有人会说：“你又不是天津人，操的是哪门子心？”“我虽不是天津人，但因为篮球及其他缘故，我对天津不仅有感情，还可算半个天津人，这其中的渊源是这样来的。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我家从西城迁至崇文区，在崇文区生活学习的10年，恰是我痴迷篮球的10年。家址离北京体育馆不远，经常去该馆看篮球比赛，见识过安毓平、王家祯、郄国光、尹国梁等人的身手，觉得这些天津籍国手基本功扎实，技术细腻，各有特点。郄国光身高1.80米多点，身体魁梧，浑身肌肉，手脚上的活倍儿细，速度快，弹跳好，传球隐蔽，指东传西，十分佩服。“文革”开始后，曾在国家体委训练馆跟郄国光、马家驿、姜忠俭等国手玩过半场三对三，这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54年天津男篮夺得全国联赛冠军

记得是1967年初冬，我和四个球友商定骑车去天津玩玩，当然忘不了带上篮球。骑到杨村时下起了小雪，见天色渐黑，便在杨村红卫兵接待点歇了一宿。次日吃完早饭继续前行，到天津市中心已是中午。下午溜达到了天津市公安局，见栅栏里有个篮球场，就进去玩了起来，还问了看门的老大爷：“你们这儿有球队吗？我们是北京来的学生，想约场球打。”老大爷说：“以前有球队，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呢，哪有功夫打球！”球没约成，我们就去鞍山道红卫兵接待站住下，床是大通铺，上面铺着稻草，煤炉烧得挺旺，哥儿几个和衣而睡。第二天还是没约上球，便去逛街。晚上哥几个一商量，决定都去投奔亲朋，第一次去天津就这样郁郁而归。

这之后没多久，我跟北京西城红卫兵临时组织的一个球队二上天津，这次是事先约好了球，坐火车去的。记得是在耀华中学体育馆打的比赛，对手也是学生，训练有素，比赛打的挺好看，胜负记不得了。赛后，领队带着大伙儿去了狗不理包子铺，美美的吃上一顿。

三下津门就是70年代中期了，北京团体购买运动服要先到市财政局办理审批，获批后带着审批单和支票去天津购买，那时都买利生厂生产的梅花牌运动服。我曾为单位去天津采购过两次运动服，住宿在劝业场附近的酒店。再后来我娶了个媳妇，她在北京工作，但她的家人都在天津，逢年节假日必去天津看望岳父岳母，往来天津就不计其数了。

80年代中期，北京成立了记者篮球队，听说天津梅厂乡有个农民篮球队，我就让《体育报》的张小柱联系场比赛，张小柱很快联系妥当了。记得是个秋末冬初时节，记者队在国家体委宣传司副司长凌志伟的率领下，乘坐一辆中巴车走老国道奔了杨村，央视的孙正平、韩乔生也跟着去了，其中孙正平是记者队队员。杨村体育馆那时还没建成，场边放着几个大油桶，里面烧着煤取暖。等梅厂乡农民队一进场，我就认出了打头的就是郄国光，我赶忙迎上去跟郄指导打招呼，这是自“文革”后我第一次与他在天津地界相逢。看他身后的小伙子们的个头不像是农民队的，郄指导说：“听说你们北京记者队来，乡里拍打不过，就让我们天津青年队来了，带着他们打。梅厂乡挺重视体育活动的，组织了篮球队，有空我就过来辅导。”那时我们记者队实力不错，罗更前、田苏东打过部队专业队，中锋唐春跃毕业于北京体院。比赛打的挺好，记得是我们险胜。赛后，我们还参观了村办的运动鞋厂。走时乡里还送给我们一些花生瓜子。

此后，我还数次来天津采访过一些全国性比赛，结识了不少天津同行，如：天津电台的熊其新，天津日报的白金贵和苏连雄，今晚报的赵世斌等。白天采访比赛，晚上到这几家单位发稿，然后一块儿吃夜宵，喝点小酒聊聊天，气氛融洽。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的龚培山先生、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宁飞和浙江大学教师陈南生，联合发起创办了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天津财大是北方赛区的承办校，我作为该项赛事的参与者，多次来天财观摩比赛。

1957年，天津男篮出访印尼

以上就是我与天津50多年的缘分，我能不关心天津篮球吗？天津篮球为什么今不如昔？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赶上新冠疫情期间使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它，我还请教了几位天津人士，看法基本相同。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天津篮球的衰落与河北省的离分有直接关系。解放后至1967年间，天津作为河北省省会，对发展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了核心引领作用，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离不开副市长兼体委主任李耕涛的重视、政策制定与贯彻和亲力亲为，而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篮球在这些年里，既有普及也有提高。普及的显著标志就是四处可见的“小皮球”活动，其成为篮球人才辈出的沃土。提高就是篮球重点校、少体校、青年队的梯次结构布局合理。在那个时期，天津自1958年成为省会后可以在河北省选材，自是不愁后备力量。1967年以后天津被列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变为石家庄，从此天津篮球渐显后劲不足。

其次，除天津与河北分离原因之外，在足球、篮球之间，天津人似乎更偏爱足球。天津足球同样历史悠久，早在1957年李耕涛就经过努力运筹，把国家足球白队留在了天津，由此拉开了天津足球波澜壮阔的帷幕。自70年代起，天津足球多次称雄全国足坛。足球改革后，天津足球得到了泰达等企业的大力扶植，球迷群体与日俱增。

再次，尽管天津拥有一定的足球人口，但真正能成为天津体育精神一面旗帜的却是天津女排。自90年代初期天津女排重建至今，在历任教练的精心打磨下，已经夺得各类冠军近30个，同时向国家输送了一茬又一茬的国手。天津女排的“牛皮糖”球风，不甘落后，奋发向上和追求高目标，争创一流的精神，诠释了自信自强的天津人可贵品格和敢打硬仗的坚强意志。战绩如此显赫，球市焉能不火？天津女排主场拥有座席3000多个，散票和年票一直畅销，季后赛更是一票难求，电视直播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哪个企业不愿意打这样的广告？天津女排如此长盛不衰，在于青训体系成熟规范，他们已在天津和外埠建立了8个人才培训基地。在天津女排成功经验面前，天津篮球衰落之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重铸辉煌任重道远

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对照足球、排球近30年的发展轨迹，天津篮球落后多年已成事实。即便天津荣钢队准入了CBA之后的10余年，也未见明显起色。天津有关人士认为造成如此窘境的原因很多，除属地合离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落伍保守，相关领导不重视、不思进取、不投入，这就挫伤了各级教练、教师的积极性。吆喝的多，真抓实干的少。尽管没少利用“篮球摇篮”这块牌子招揽，但空的多，实的少。

20世纪初期的天津篮球场

天津篮球运动历史文化悠久的这张名片确实珍贵，但这些年却疏于在传承上下真功夫。天津有关人士认为，天津篮球组织管理职能作用缺失，致使培养体系衔接不上，人才培养队伍断档。天津体育界缺乏对中国与世界篮球运动发展的新环境与市场化新趋势的深入思考，既无宏观布局，更无针对性举措。这就说明，天津篮球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观念落伍、胸无大志、缺乏社会支持所致。在全国人才大流动的今天，天津女排可以从外地找苗子，天津篮球怎么就不能走出津门呢？天津人口1600万，中小学近千所，那么多的少年儿童能不喜欢打篮球吗？“小皮球”精神能否重拾？如果真有心重振天津篮球雄风完全可以在学习借鉴天津女排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实际摸索出一条新的校园篮球发展之路，但这确实需要得到天津市政府、天津市体育和教育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同时也需要天津篮球界人士团结一心，沉下心来埋头苦干。

今昔对比有一条是根本不同的，光讲艰苦奋斗精神是不够的，必须辅以训练设施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据了解，天津荣钢俱乐部这些年的资金投入有限，每个赛季约3000万元，扣除外教、外籍球员工资及差旅费支出外，落到国内球员头上的年薪能有多少？那些为争冠或欲打进八强的CBA球队，年投入在1亿元上下。显然，天津荣钢队需要得到更多企业的扶植。当然，这取决于天津荣钢队的成绩能逐年提升。天津女排若无骄人战绩，何来火爆球市？

时德帅是天津队的核心

天津荣钢俱乐部总经理徐建斌任职不到两年，已经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并与教育部门有了接洽。他分析，球队这些年之所以在CBA下游徘徊，原因在于球队在年龄结构上出了断层。天津青年队早已解散，后备力量成了无源之水。从球员能力上看，基本功不扎实，特点不突出，缺乏战斗力。外教是有长处，但在训练狠抠细节上不及本土教练，所以才把刘铁推上位。目前球队打球的基本上是以95后出生的为主，相信经两年努力会有变化。缺乏内线只能靠引进，但是，这就受到资金制约。罗切斯特这个小外援确实有能力，但他要价太高，只好分手。李荣培、时德帅等还有提升的空间。徐建斌透露，俱乐部已经与滨海新区教育局，南开中学及一些高校接触，初步商谈了合作事宜，解决后备力量的来源问题确实已是刻不容缓。

在我看来，振兴天津篮球不能只盯着天津市，京津冀一体化不仅包括科技经济，也包括文化体育的“一体化”发展。只要树立了振兴天津篮球的决心和信心，并找到路径和人才，肯于付出，就一定能让“中国篮球摇篮”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