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拥有近1500年历史的圣索菲亚大教堂，7月24日后将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向穆斯林开放，同时管理权移交给宗教委员会。
这一决定遭到美国、俄罗斯和以希腊为首的欧盟国家集体谴责，在土耳其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土耳其传奇前锋、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创造者哈坎-苏克，在ins直播中公开对埃尔多安表达不满。
2008年退役后，哈坎-苏克曾步入政坛，加入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之后却因为与埃尔多安政见不合沦为“叛国者”，被迫流亡美国，一度要靠开网约车维生。
（哈坎-苏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是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回清真寺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激化与希腊和欧盟的矛盾。年轻人们需要更多的球场、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而不是清真寺。”
（流亡美国的哈坎-苏克，一度靠开网约车维生）
1935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当时也是清真寺）改为博物馆，他的做法出于多方面考虑，除了想让土耳其摆脱宗教保守主义的禁锢，走向世俗化和西方化之外，还想缓和与希腊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征服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自此开始了对希腊长达400年的统治。1821年，希腊在英法俄的帮助下发动独立战争，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100年的国土光复运动。
（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
当时的希腊人追随“伟大理想”的思想，主张恢复拜占庭帝国，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首都、雅典为经济中心，涵盖小亚细亚的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和黑海沿岸本都希腊人的故土特拉比宗（今特拉布宗）等领土的希腊人国家。
此后奥斯曼帝国日渐衰朽。一战结束后，身为战败国的他们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原本6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战后只剩下78万，而且还要继续被希腊、法国、意大利、英国和亚美尼亚瓜分。
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登陆士麦那，“伟大理想”的实现似乎已经近在咫尺。此时的土耳其人迎来救世主，凯末尔组建临时政府，并率军开始将各国军队逐出土耳其本土。此时希腊由于内部矛盾激化，加上失去了英法等国的支持而节节败退。
1922年9月13日，土耳其军队重夺士麦那，放了一把大火还开始屠杀希腊平民。士麦那大火成为了整个希腊民族的浩劫，约10万人丧生于此。原本士麦那的希腊人比雅典还要多，土耳其人放的一把火不仅烧毁了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后家园，“伟大理想”也随之灰飞烟灭。
1923年1月30日，希腊与土耳其开始交换人口，希腊用居住在希腊境内的40万土耳其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换回了160万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在人口交换之后，土耳其奉行与希腊和解的政策。尽管一年前刚刚一把火烧了士麦那，但是凯末尔还是主动与希腊对话。1923年正值君士坦丁堡陷落470周年，凯末尔顶着巨大的压力，禁止官方和民间在5月29日这一天庆祝，以免刺激到希腊人的情感，两国的外交关系得到些许改善。
官方虽然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民间的仇恨是始终无法消除的。谁能想到，土耳其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既不是贝西克塔斯（1903年）也不是加拉塔萨雷（1905年），而是雅典AEK（1875年）！
1875年，一群希腊爱国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体育联合会”，旨在通过和平的方式宣扬希腊民族主义思想，他们的官方旗帜就是黄底黑色双头鹰旗，也就是希腊正教会的旗帜。在1923年希土人口互换之后，“君士坦丁堡体育联合会”被勒令解散，所有成员都被驱逐出境，留在土耳其境内的财产也被没收。
1924年4月13日，“君士坦丁堡体育联合会”在雅典重建，并改名雅典AEK，AEK即是希腊语“君士坦丁堡体育联合会”的缩写。雅典AEK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后人，勿忘君士坦丁堡。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AEK都拒绝招收土耳其籍的球员和职员。
2017年，雅典AEK在船王奥纳西斯家族的赞助下在雅典修建新球场，新球场的名字正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球场”。球场本身只能容纳33000人，但是配套设施却是一应俱全，不过相比于商业设施，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位于球场内的希腊难民博物馆。整座球场计划于2021年竣工，博物馆在届时将向游客展示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在过去是以何等手段残忍对待希腊人的，这一消息被报道后，还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抗议。
（圣索菲亚大教堂球场）
俱乐部层面尚且对土耳其如此恨之入骨，就更不用提国家队了。21世纪的头十年是土耳其和希腊关系最好的十年，但是只要土耳其与希腊的足球队在比赛中相遇，全场基本上只能听见嘘声。尤其是在2007年3月24日的欧洲杯预选赛中，希腊队在雅典迎战土耳其队，在赛前升国旗奏唱国歌的环节中，根本听不到任何音乐，只能听见嘘声。不是希腊人在嘘土耳其人，就是土耳其人嘘希腊人，这场比赛最终以土耳其队客场4比1大胜希腊队而收场。
时至今日，土耳其足协和希腊足协组建时间都已经接近90年，但在这90年间，土耳其与希腊只踢了14场比赛。土耳其前国门里德万-迪尔门参加了这14场中的3场，这三场土耳其都因为他的出色发挥而取得了胜利，他也被土耳其人视作民族英雄。
在退役后迪尔门进入土耳其足协工作，他曾回忆说：“从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被一直灌输‘希腊人是我们天然的敌人’这样的思想。我想正因为他们是敌人，所以和他们比赛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我看过我们两国足协的沟通记录，两队取消的比赛场数远远多过进行完的比赛场数。”
2007年10月17日，希腊在伊斯坦布尔1比0击败土耳其，时隔55年之后再次取胜，这让无数希腊球迷喜极而泣。在回到雅典时，希腊球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希腊球员吉安纳科普洛斯感慨地说道：“之前每一次和土耳其队比赛，他们都像看着囚犯一样看着我们，但是今天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胜利了，也终于自由了。”
虽然希腊与土耳其在1923年的人口互换中都换回了大量主体民族人口，但是仍有许多对对方国家认同感更强的人拒绝回到自己的祖国。虽然土耳其如今的足球水平略胜希腊一筹，但在当时，土耳其国家队中的许多优秀球员都是希腊人，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土耳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前锋之一莱夫特-库楚克安东尼亚迪斯。
希土人口交换后的第二年，莱夫特在土耳其出生。他原名莱夫特-安东尼亚迪斯，因为他长得比较矮小，土耳其人总是嘲笑他的身材，叫他Küçük（土耳其语瘦小的意思）。1934年，土耳其颁布了《姓名法》，规定土耳其人从此后姓氏世袭（土耳其人原本没有姓），其他民族也必须把名字改成土耳其式的名字。莱夫特便把Küçük加到了自己的姓氏前面，把姓氏改成了库楚克安东尼亚迪斯。
(莱夫特为费内巴切效力11年，总共打进323个进球）
安东尼亚迪斯家族原本在土耳其枝繁叶茂，然而当土耳其开始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展开种族灭绝行动之后，他的亲戚们开始纷纷逃回希腊或是移居海外。莱夫特的父亲只是个渔夫，而且还有十个孩子要养，加上当时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或是上流阶级，像他这种底层劳动人民在哪里都一样，他觉得回到希腊和在土耳其没什么不同，就没有带领家人回去。
在当时的土耳其，希腊人的公民权利根本得不到保证，1942年11月11日，土耳其针对非穆斯林实行了《财富税法案》，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需缴纳232%的税，而犹太人和希腊人则需要缴纳179%和156%的税，穆斯林只需要缴纳4.94%。如果无法缴纳则会被送进集中营充当苦役犯。莱夫特的父亲因而流亡，自此下落不明。
莱夫特在16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足球才华，在父亲失踪后，他原本准备踢球养家，但哪怕成为职业球员也要经过土耳其当局允许。莱夫特被告知他必须为土耳其国民军服役三年之后才能成为职业球员。
1944年，莱夫特被征召入伍，并被派到高加索的山区服役，此时的他还没一杆枪高。直到1947年服役期满之后，莱夫特才被准许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加盟了费内巴切，还在后来被评为费内巴切队史最佳前锋，并被写进了费内巴切的队歌当中。他还帮助土耳其在1956年击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匈牙利队。然而虽然球迷很喜欢他，但他仍然需要向税务部门上缴高额的税，他甚至不如费内巴切的替补球员富有，只因为他是希腊人。
（费内巴切球迷致敬莱夫特）
1955年9月6日，伊斯坦布尔爆发了针对希腊人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希腊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大屠杀”。事件的起因是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土耳其安全部门放出假消息，称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安放了炸弹，引发了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事后据统计，大约有13到30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死于这起暴力事件。
莱夫特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土耳其人整晚向他的家里投掷石块。由于他在土耳其足坛的影响力，第二天警察局长赶到后，满怀歉意的向莱夫特保证，只要他可以指认肇事者，一定会将其捉拿归案。但莱夫特没有指认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抱怨，自己承担了全部损失。
1964年，步入职业生涯晚期的莱夫特转会到了雅典AEK，但是希腊人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敌视情绪，他们认为莱夫特在伊斯坦布尔的逆来顺受只会助长土耳其人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虽然球技出众，但却拒绝回到希腊帮助希腊国家队。
虽然莱夫特为雅典AEK打进了几球，但是批评声一直存在，球迷们高喊着：“希腊没有库楚克安东尼亚迪斯这个姓氏”、“我们不要土耳其球员”等口号，最终一场比赛中，他被敌视他的希腊球员狠狠撞伤，彻底告别了绿茵场。
2012年1月13日，莱夫特在伊斯坦布尔因肺炎去世，享年87岁。他被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墓地。2019年1月1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去世7年之后前往他的墓碑前悼念他，他这样说道：“他是我最难忘的球员，也是最伟大的土耳其球员，是所有土耳其人的楷模。”
针对此事，希腊媒体《希腊城市时报》这样评论道：“埃尔多安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希腊这个词，仿佛忘记了莱夫特·库楚克安东尼亚迪斯是希腊人，被埋在了希腊人的墓地。莱夫特的一生是充满了悲剧的，他在生前因自己希腊人的身份在土耳其处处受到刁难，直到死后才被当成土耳其人的英雄，我们至今仍不能理解他的软弱。”
2012年欧洲杯的揭幕战是希腊对阵波兰，当时这场比赛由央视解说员刘嘉远负责。在比赛开始前，刘嘉远半开玩笑的向观众表示：“这场比赛双方球员的名字都很有特点，而且很长，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但我会努力完成的。”
在此之前，中国网友就总结出了两队球员的人名规律，希腊球员结尾都有斯，波兰球员结尾多数有斯基。但也正因为如此，希腊前锋米特罗格卢（Mitroglu）的名字让他与其他希腊球员相比显得有些特殊。
（米特罗格卢是希腊国家队为数不多名字里没有“斯”的球员）
米特罗格卢是2007年欧青赛的最佳射手，拿过6次希腊联赛冠军和两次葡超冠军。不过和他的荣誉相比，他的名字和长相显得更为特殊，他是希腊队中唯一的黄种人，而且长相更接近突厥人。他的姓氏Mitroglu也是一个具有土耳其风格的姓氏，和恰尔汉奥卢（Calhanoglu）、贝洛措格卢（Belozoglu）一样。在土耳其语中，oglu意味着某人的儿子，比如恰尔汉奥卢就是恰尔汗之子的意思（在希腊语中，poulos也意味着某人之子的意思）。
那么米特罗格卢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呢？
2019年，米特罗格卢即将租借加盟加拉塔萨雷，这在土耳其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波讨论风潮。许多土耳其人都在猜测米特罗格卢的身世，并乐此不疲。很快土耳其网友就总结出了两种说法。
（米特罗格卢曾随富勒姆征战英超，但只出场过2次）
第一种是米特罗格卢的祖先是土耳其人，世代生活在希腊，心里更认同自己是希腊人。所以米特罗格卢是土耳其裔希腊人，Mitroglu就是Mitri之子的意思，说明米特罗格卢的祖先叫Mitri；第二种是米特罗格卢的祖先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1934年土耳其颁布《姓名法》后被迫改名，他原来的姓氏应该是Mitropoulos，这在希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姓氏。
但这两种说法很快都被推翻了，因为Mitri根本就不是一个土耳其姓氏；而米特罗格卢家族自打他曾祖父那辈就一直生活在希腊，这说明他根本没收到《姓名法》的影响。这下土耳其网友彻底懵了。
后来米特罗格卢在加盟加拉塔萨雷之后，一名土耳其历史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并被看作是最有可能的答案：“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安纳托利亚之前，米特罗格卢的祖辈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可能是佩切涅格人，也可能是乌古斯人。但是他的祖辈应当是效忠于拜占庭帝国的，也一直信仰东正教。这种传统流传了几百年，所以米特罗格卢有着突厥人的长相，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希腊人。”
不论米特罗格卢到底来自何方，这种不关注球员表现，反而关注球员血统的行为简直离谱。米特罗格卢后来在加拉塔萨雷也没有收获成功，打进一球之后就被退货给了马赛。但土耳其网友热火朝天帮米特罗格卢寻根的行为让人实在摸不着头脑，米特罗格卢本人对此讽刺道：“如果我在加拉塔萨雷进了很多球，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是土耳其人，而且不该为希腊踢球。”
土耳其球迷的确是世界上最看重血统的球迷。开头提到的哈坎-苏克是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土耳其现役前锋岑克-托松有希腊血统；曾效力于中超河北华夏幸福的厄尔桑-居鲁姆也有希腊血统；NBA球星伊利亚索瓦是鞑靼人和白俄罗斯人混血……就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是由格鲁吉亚血统，就连埃尔多安这个名字也是因《姓名法》的颁布而被迫改的。但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土耳其人眼中，这些都是不折不扣且纯粹的土耳其人。
（托松）
（伊利亚索瓦）
在世界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和民族早已无法单独割裂开来。埃尔多安梦想着重现奥斯曼的荣光，却挂上倒挡把油门踩到底，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温床，即便是纯净的足球场也不能幸免于难。随着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成清真寺，希腊与土耳其的和解变得愈发遥遥无期。
既然埃尔多安想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为什么不把伊斯坦布尔也改回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名字呢？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堡才是这座城市的官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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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足球大会
作者：苏联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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