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体育9月9日报道：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向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各行业协会下发《中国国家队联合市场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就是将分散在各运动管理中心、各协会的商务运营权收归一统、定于一尊，打造“中国国家队（Team China，亦或称‘大国家队’)”的概念。加之其措辞中不乏“赎买”等计划经济术语，时值国进民退的政策多变期，不少业内人士惊呼：难道体育界要迎来大锅饭时代了？知名篮球媒体人苏群更是在微博表示，《方案》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
整个《方案》充斥着“扬我国威”“振奋民族精神”“为国争光”等不容置辩的美好字眼，在这样的语境下，个体都变成了符号，都成了“不惜一切代价”里的“代价”，随时可以被牺牲。换句话说，只要目的具备正义性，便可以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为所欲为，枉顾程序的正义性。这是权力的傲慢，也是个体的无奈。
《方案》中引起最多争议的，莫过于对存续商业合同的赎买，其定义如下：“对本方案实施前已在上述类别中签署商业合作且合同仍然有效的项目中心（协会），根据其合同金额进行赎买（含现金和VIK），并由总局签订的合作企业直接支付该中心（协会）。”
简言之，就是以行政力量清退各项目中心（协会）与赞助商之间仍在履行的合同。那么，合同的约束力何在？合同的价值何在？当初为什么要签订合同？赞助商的权益谁来保障？运动队的权益谁来保障？企业以后在赞助国家队的时候，会不会因此投鼠忌器，而不敢使出全力？这些问题，在《方案》中，似乎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以CBA联赛为例，从筚路蓝缕到蓬勃发展，到如今成为中国职业体育仅次于中超的吸金大户，盈方中国的商务操盘功不可没。如果男女篮权益也被收走，且不说体育总局自带的官僚机构痼疾，单就相关专业人才也严重匮乏，很难相信体育总局会做得比盈方更好。
法律尚且讲究“不溯及既往”，体育总局出台这种具有可追溯性的政策，无疑增强了整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很难让企业、运动员、运动队看到稳定的预期，人心浮动，会有利于中国体育的长治久安吗？身为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带头藐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无疑是与国际主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在转型期，政策变动和政策连续性要有一个大体的均衡，让人们形成对未来的明确的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与体制、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朝令夕改，随意变动，令人无所适从，其行为就会处于紊乱之中。这种大张旗鼓的、缺乏调研的、未充分征求意见的政策变动，绝对不是好事。
众所周知，举国体制能创造金牌，却无法缔造体育强国。近年来，在“建设体育强国”这一指挥棒的引领下，举国体制已经愈显过时。然而《方案》却指出：“中国国家队联合市场开发……将集中统一优势力量为奥运备战、为体育改革创造更加坚实的物质保障。”这种表述很容易令人产生举国体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演愈烈的联想。
在体育社会化、去金牌化、去行政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无疑是一种倒退。
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有那么难吗？让受众更多的运动项目获得更多的赞助，这本应交由市场来解决，如今却再度沦为行政力量的玩物。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工具就是市场，而非计划，机械地生硬地将各个运动项目整合到一起，不一定能收到“1+1＞2”的奇效，也有可能是同归于尽。退一步说，即便能收到“1+1＞2”的奇效，原本在招商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项目会不会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就该被白白牺牲吗？
体育领域尤其是篮球领域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体育总局管得越少越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将问题交给行业协会集思广益，而非官员拍脑门决定。
篮球管办分离之后，“专业人做专业事”，在新任篮协主席姚明的带领下，搞得风生水起。联赛层面，CBA商务开发总收入创新高；国家队层面，中国男女篮、三人男女篮包揽亚运会篮球项目4枚金牌；基层篮球层面，小篮球、体教结合等事业均开展得风生水起。明眼人都知道，如果真的想摆脱举国体制，实现体育强国梦，管办分离乃是必经之路。
当然，管办分离推行数年，有利有弊，有哭有笑，对于篮球这种原本就具备深厚群众基础的项目，有关当局只需适当松绑就可以释放它原本的活力。
但是对于那些，群众基础差，受众稀少的项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冼东妹主持的柔道协会，就面临着拉不来赞助的窘境。即便是更具商业价值的花滑协会，也因为商业开发滞后，导致其市场化程度不高，同样面临着很大的资金缺口。在这些项目上，举国体制就有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顺着这个逻辑推理下来，体育总局统筹各个项目的商务开发再集中分配，好像也有其合理性，毕竟我们还没有大方到放弃一批金牌的地步。
然而事实上，保障金牌的做法有很多种，体育总局选择的确实最简单粗暴的一种。你大可以从柔道、花滑等项目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商务开发，何必要占用其他项目的资源？
另外，中国各个奥运项目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很大。有的项目成绩好热度大，市场化程度也高，比如排球、篮球；有的项目成绩差，但是市场化程度和热度很高，比如足球；有的项目成绩好，但是市场化程度和热度极低，比如举重、自行车……如此复杂的情况，怎么能搞一刀切？
我们需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如果为了给冷门项目拉赞助就伤害篮球的利益，也很是不妥。毕竟篮球改革刚步入正轨，稍见起色就兜头一瓢凉水浇下，时机并不恰当。
“大国家队”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Team GB（Team Great Britain）就是这一概念统筹下的成功范例。 “大国家队”的做法能让他们集中资源反哺那些弱势项目，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完成了金牌任务——英国从北京奥运会奖牌榜的第4名，一路上升到里约奥运会的第2名。“没落的帝国”成为中国睡榻旁不可忽视的力量。
英国“大国家队”的事例证明，举国体制和体育社会化并非无法共存，在某种情况下， 两者甚至相得益彰。根本问题在于，这两者谁是本，谁是枝？显然，体育社会化才是本，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有了发达的体育产业，再在适当的情况下用举国体制予以加持，才会事半功倍。
在群众基础尚未扎牢的情况下，盲目效仿英美搞大国家队，只不过是以一个时髦的概念为掩护，去开历史的倒车，只会于事无补。同时，这种做法也宣告了所谓“去金牌化”的破产。当然，也不排除体育总局领导对我们体育事业的战略形势出现误判，认为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做出了可以“跃进”一番的决定。
除了以上所述，《方案》本身的漏洞也非常之多，简单举个例子：“每个行业只选择唯一一家合作企业”，会不会造成赢者通吃和寡头垄断？不一而足。
知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表示，当下很多政策的出台都具备这样的特征：突然出台、惊天动地、大张旗鼓、截然脆断。他认为，这可能真的就只是一种姿势，“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只不过吸引的是不是老百姓的眼球。惊天动地之后是什么？往往就是一地鸡毛。”
显然，《方案》的出台完全具备了他所说的前三种特性，“截然脆断”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好在这一《方案》还没有走到具体实施的环节，悬崖勒马，为时未晚。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改革，而是踏踏实实按照常识和规律做事情。”孙立平认为。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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