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地记者

（原标题：台儿庄战地记者）

郑学富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每年的11月8日是记者节。实际上，这个节日在七十多年前就已存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同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的年轻新闻工作者，以笔作武器，毅然投身于抗日斗争的烽火中。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旨在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的11月8日，新闻工作者会举办仪式庆祝这个节日，而这个协会也成为中国记协的前身。

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后，年轻热血的记者们纷纷踏上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记录下了战场的硝烟战火，让更多的同胞了解到战争的动态。

1938年春，日军由山东分两路进犯徐州时，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展开了一场激战，史称台儿庄战役。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团结一心，迎接强敌。与此同时，在《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带领下，一大批年轻记者来到了台儿庄抗日前线：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60军政训处干事张天虚来到台儿庄，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由军人编辑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曾与周恩来在国民党政治部共事过的蒋思豫陪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深入台儿庄前线，蒋思豫在指挥部第一时间报道战争动态；陆诒则深入台儿庄城，将台儿庄战役中的57人敢死队的英勇事迹，通过《新华日报》第一次向外界报道……

正是在全体同胞的同仇敌忾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人物之一

既拿枪上阵杀敌，又提笔撰写报道

1从日本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1911年12月8日，张天虚出生在云南省呈贡县。张天虚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他喜欢编演话剧，而省立一中组织晚会时，常邀请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经过几次接触，张天虚和聂耳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7·11”火药爆炸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立即通过党的秘密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服务团帮助老百姓。张天虚和聂耳都参加了“济难会”，积极参加救助活动和演出，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并揭露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反动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天虚、聂耳于1930年先后前往上海。

张天虚到上海后，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除参加左联的活动动外，张天虚还进行各种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到北平学习，又利用假期到浙江普陀旅游，为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张天虚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巨著：《铁轮》。

聂耳到上海后，先是当店员，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三十多首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行的上海，关系非同一般。张天虚在《忆聂耳》一文中说，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云南爱国商人）到平安旅店看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

由于张天虚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1935年3月，他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的社会系读书。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聂耳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在会上，聂耳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并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此后，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没想到，这次分开竟成诀别。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遇难。张天虚闻讯后，迅速赶赴现场料理后事。不料当时的中国领事馆说聂耳没办过登记手续，不算中国留学生，拒绝认领尸体。张天虚回东京与中国大使馆留日学生管理处交涉，他们也不承认聂耳是留学生。张天虚和留学生们商量，准备到大使馆请愿。大使馆怕事态扩大，通知有关人员出面认领并火化了聂耳遗体。1936年初，张天虚等人把聂耳的骨灰、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1937年8月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将聂耳遗物带回昆明，并将其骨灰安葬在昆明西山。

2编抗日剧获赠钢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步的政治中心，国统区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延安。1937年，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张天虚任通讯股长。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丁玲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发布了行动纲领、成立宣言等。

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张天虚潜心创作，写了一些话剧。

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她平时的装扮就是八路军的服装，所以不需要特别化装，稍施粉墨就勇敢地上台了。演出时，毛泽东也来观看，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才到前台去。毛泽东看到丁玲尽心尽力的演出，一直为其鼓掌。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这支精干的队伍，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爬过高山，蹚过大河，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白天行军，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张天虚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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