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没想给你好好讲故事)
一个上海老头在下班途中被当作他人而错遭绑架,被发现后又不幸失忆——这该是一个多么具有悬疑色彩的故事。然而,王安忆在她今年的新书《匿名》中,却把这个故事写得并不好读。而且,还是有意为之。
说这个故事不好读,其实是说它不像一般的小说有极强的故事性。它本来有个引人好奇的开头:老人下班,并没有照常接外孙回家,而是失踪了。全书上半部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交替叙述老人的遭遇和家人的找寻历程。
在大多数读者的期许里,绑票失踪的故事应该是环环相扣甚至险象环生,可这个故事偏没有——失踪的老人如同泥牛入海,家人的寻找也是徒劳无功。两条主线的穿插甚至没有紧密相扣,旁逸斜出的人事关系看似有关联,最后却归于无用,事件没有层层推进,也没有豁然开朗,而是陷入琐碎。身为读者,被王安忆吊起来的胃口无数次落空,再加上她绵密的叙事针脚,插入了无数意指模糊的线头,最后都化作老婆婆无奈的念叨:“朋友,又是朋友,哪里有那么多朋友。”本来应该是惊心动魄的找寻,被消解得变作一地鸡毛。
一地鸡毛显然不好读,可正是这样的笔法却将王安忆的写作野心浮出水面:两条交替进行的主线显然构成两套对照的时空。这边厢,老太太对老伴儿的寻找完全依照时间线进行。时间在推移,家人对老头儿的失踪从不愿接受到接受,从寻求警察帮助,到求神问卜……直到老太太一声感叹“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消解了一家人寻找的动力。
与之相对,被错当成公司老板吴宝宝而被绑架的老头儿,却像是坠入到一个永恒的空间。绑匪发现他并非吴宝宝后,把他弃置深山,失忆后再被人带往小镇。在那些与上海迥异的“原始”空间里,时间是无效的。山林里,村镇里,过去与现在、居民与环境浑然一体,“日子还是像先前那样过”,和开天辟地之初似乎并无区别。那里的人甚至没有时间意识,“压根儿不意识活着和死去”。
在这样的永恒空间中,失忆的老头儿变成了“匿名”的人——王安忆在这里扣了题。围绕被绑架的老者展开的厚厚一本书,竟然从来没提及他的名字。与其说他叫什么没人知道,不如说在深山和古镇这样两个“原始”的空间里,他叫什么并不重要。姓名和身份的对位被消解,“吴宝宝”的自然情结则被一个身为绑匪的哑子唤醒。书中有一处精彩的“对战”,吴宝宝和哑子用柴火棍在地上写汉字:哑子写乡、田、农、黍、稷、茱萸,吴宝宝感觉出扑面而来的古意,却分辨不出黍、稷、茱萸到底是什么,只得写下城、市、耕耘稼穑。面对哑子的原始经验,吴宝宝的文明底色显得十分局促,这场自然与文明的对垒,显然是前者占了上风。用他自己的话说:“对文明的认识有限,比较起存在,认识多么有限啊!”
在哑子的启发下,失忆的吴宝宝就此作别现代社会奔涌向前的时间洪流,断裂性地跌入山林的原始空间。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当吴宝宝的真实身份被确认,马上就要返回那个被时间主宰的现代社会时,他却在被送回家的路上落水而亡。一部有着悬疑情节开头的小说,在穿插了无数象征与玄思之后,最终落入虚无,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的小说《玫瑰之名》,同样以悬疑的情节开篇,同样被作者穿插的符号学论辩占满,同样无数次挑战读者的耐心,形成极大的阅读摩擦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文学的写作是否一定要取悦读者?小说的行文一定要注重故事情节吗?似乎不能决绝地下结论。有注重故事情节的作者,自然也有重视形式创新的实验者。远至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近至上世纪80年代的格非、余华,他们的小说,说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形式的迷宫也好,形式本身的创新甚至可以取代故事内容,情节也就不再是决定小说优劣的必然要素。
王安忆也是同样,至少她就从来都不是一个仅靠情节取胜的作家。从她最著名的《长恨歌》中就可以看出,她对感官体验有着极大的偏爱。《长恨歌》的头几章中,每一部分都用大篇幅的文字描绘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阿妹、天空盘旋的和平鸽,还有从黄浦江传来的汽笛声——这些鲜有时间逻辑的文字,也是相当难读,稍一走神,恐怕就要从头再来。
而在《匿名》中,王安忆更进了一步,把感官体验从现代都市迁出,还原到野外空间,尤其是吴宝宝被虏至浙江深山时,一个失忆的人失去了以时间为维度的人生轴线,只能用手、用眼睛、用身体感知外界,而这些没有逻辑的感观,虽然造就了本书的难读,却也是全书最可贵的地方。相比之下,她对于城市生活经验的描述,却有些“拾自己牙慧”之嫌。书中吴宝宝的老伴儿回忆起年轻时小姊妹们相互取昵称的情景,以及她走在上海街头的场景,太像《长恨歌》,读起来未免有些出戏。
还是那句话,《匿名》真不是一本好看的书,而王安忆,根本也没打算把它写成好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