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 | 表哥离开多少年，大姨就吃了多少年方便面|大写|胡千一|家族意外|丧子|北漂|荷包蛋|辍学|饺子|棚户区|失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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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我发现每次去大姨家，三餐中永远少不了煮方便面和荷包蛋。我小时候觉得那是美味，长大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大姨需要独自咀嚼、消化的人生况味。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本文为“人间有味”连载第119篇。

腊月廿四，北方小镇的极寒天气还在持续。我戴着大棉帽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提着准备好的年货，踉跄地迎着白毛儿风往前走。老北风夹杂着雪絮，刮得人脸蛋子生疼，我半眯着眼睛，艰难地在已经拆迁了一大半的土平房区四处张望——满眼的碎砖头、土坷拉，随大风刮过来的“红色条条”，看样子是谁家大门上的对联。

走了许久，我在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前面站定，屋顶塌了一角的土烟囱正冒着稀薄的白烟，烟还没升空就被大风搅散了。我把手缩在袖子里试探性地敲了几下门，沉闷的敲击声被大风盖了过去。我只好使劲儿朝着生锈的大铁门砸了几下，几大块土坷拉随着震动突然从门框处掉了下来，我吓得赶紧往后一闪，门开了——

“这么冷的天，还在外头傻站着干啥？快进来！”大姨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飞快给我掸去身上的积雪，又拉着我快步穿过门廊，往屋里走去。

屋外是化不开的寒冷，大姨的屋子里却是雾气氤氲。我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灶膛里的木柴在“噼啪”作响。大块大块的木头烧得正旺，灶台上的大锅没有盖锅盖，满满一锅水正“咕嘟咕嘟”翻滚着。我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那气味是从一旁的小铝锅里冒出来的。

“今天外头冷吧，听说是年前最冷的一天，你看看你，脸都冻得黑青紫了。”大姨说。

从一进门，我就发现大姨穿得有些古怪。她头上戴了两个毛线帽子，其中一个露出了很多线头，像是打毛线时候脱针了一样，而上身套着的夹袄得有三五层，最外面的一件是绛紫色摇粒绒外套，胸脯左上方隐约能看到“钢厂”两个字，下身则穿着笨重的厚棉裤，脚踩着带毛毡夹层的老棉鞋。

这么穿倒是保暖，可这一身行头把患有多年风湿腰腿病的大姨压得更垮了。她走起路来上身向前倾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这漫长寒冬丢给她的重量。

“大姨，我妈让我来给你送年货。喏，你看这是两条鲤鱼、这是白条鸡、这个是糖和花生，每样都给你买了点儿。对了，还有我给你买的一套保暖内衣，我妈说今年你逢‘九’，我特意挑了套红的……”我一边吸溜鼻涕，一边从袋子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捞东西。

“大姨有钱呢，别让你妈费心了。一会儿你走的时候，把门口木箱子里那袋柿饼给你妈带回去，我特意给她买的，又甜又软，她从小到大就好吃这个。”大姨都没多看我带来的东西一眼，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都提到了屋外，“这天儿冷的啊，外面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东西放外头准保没个坏。”

我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火炉上的小铝锅还在持续向外散发着香味儿。我伸头一看，里头约摸有十几个荷包蛋，炉子旁边还散落着五六个方便面袋子，面饼被大姨单独放在一个搪瓷盆里。

“敏敏，你可真会赶时候，我正煮方便面呢。你记得不？你小时候就爱跟着大姨，你妈问你为啥？你说‘跟着大姨吃方便面，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姨从不管着我，而且大姨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蛋黄都是我的……’你还记得不？”

我看着大姨，怔了一下，为难地笑了笑。然后大姨就把一块块面饼放进铝锅，我低着头，用筷子把面块一点点搅散。沉默的工夫，一大锅方便面就煮好了。

大姨从后屋拿出了一个小马扎，另一只手托着两个大碗，夹着两双筷子，吩咐道：“面就别出锅了，咱俩就围着炉子吃吧，热乎儿！”之后，分给我的碗，被大姨瓷瓷实实地堆了一碗面，上面还摞了六七个鸡蛋黄，摇摇欲坠。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面，刚才灌进鼻腔的老北风像是突然间液化了一般，直冲眼睛。

我俩一人坐一个小板凳，围着炉子开吃了。方便面煮得有些过火，软塌塌的。大姨也不在意，一筷接一筷地夹着面条，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每吸溜两口面，就一个蛋清。她“啪嗒啪嗒”地大口嚼完嘴里的东西，再把小勺探进锅里，盛一口滚烫的面汤喝下。吃到火热处，她擤了把鼻涕，又掏出手绢胡乱抹了两下脑门子上的汗。

在我的印象里，“煮方便面卧鸡蛋”一直是大姨常吃的“主食”，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我的一碗面没怎么动，吸饱汤汁的面条显得越发粗大、黏腻。大姨见状，一把捞过我的碗，囫囵几口就把剩下的面都吃完了。之后她又捞出锅里剩下的两个鸡蛋清，就着已经“咕嘟”得发白的面汤，一并吞了下去。

“真是长大了，胃口也不如小时候好了，你看你都没怎么吃。也是，煮方便面有啥好吃的，大姨也吃腻了。”大姨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小声嘟囔着。

吃完面，我一脑门子汗，准备去里屋瞧瞧，可大姨不让我进去。她说里屋没生炉子，“比室外暖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里屋这样冷，大姨晚上要咋睡，她解释说：“白天我净在外屋干活儿，烧一锅水就能把里屋的火炕烧热，等我进里屋也差不多该睡觉了，这样一冬天能省下不少煤呢，再说你看我穿得多厚，一点儿也不冷。”

我只好止步，继续坐在外屋的板凳上，盯着那一沓方便面袋子发呆。没多久，大姨一手托着腰，一手拿着几个纸卷筒和一个大红色线帽子从里屋走出来：“今儿是腊月二十四，按规矩说要扫房子，大姨这身子摇摇晃晃的也够不着，你戴上帽子给大姨掸掸灰吧！”

大姨住的这处房子是租的，不久之后就要拆迁了。夏天漏雨冲下来的黄土粘在墙上，好像一幅抽象画，墙皮被劣质涂料搞得青一块白一块，看来房东也不打算花钱、花时间修缮了。角落里结的蛛网，更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了，已经落满了灰尘。

等我扫完房，外头的白毛儿风渐渐停了下来，天也放晴了，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接过大姨手里的几个纸卷筒——原来是她托人买的几副对联：“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但好歹也算是有个自己的家了。年底超市都忙着加班呐，‘那个人’没空干这些事儿，你就给大姨把对子提前贴了吧。”

对联、福字、斗方，还挺全乎，我从里屋一直贴到院子。大门的垛子因为是黄土粘上的，所以对子很难贴上去，我干脆用图钉沿着对联外边给它摁上去了。大姨站在寒风里，满意地打量着这一切。突然，她转过头跟我说：“敏敏，你给大姨念念，大门口那副对子上写的是啥？”

大姨是不识字的，于是我开口念道：“门迎百福人财旺，户纳千祥阖家欢。”

我的姥姥姥爷一生育有4个子女，大姨排行老三，名叫周萍。可能是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儿，打小姥爷就十分宠爱她。

60年代，我姥爷在一个北方小镇的修配厂当厂长，家里的物质条件要比普通人家要好一些。整个修配厂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周厂长家的宝贝千金每天戴不重样的花头绳，吃的是牛奶泡饼干，只要城里来了电影队，周厂长永远抱着她坐在第一排。

到了1965年年底，这种舒适的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在一次对账中，修配厂的账目上硬是多了一个2毛3分钱的缺口，姥爷自然成了被众人怀疑的对象。上级领导对他说：“老周啊，你是厂里的老人了，平时干工作的那股子劲头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是眼下这个缺口实在没办法，也只有你来堵了。”姥爷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自己没做过的事儿，污名他绝对不担。上面多次找他谈话，让他把“贪污”这件事儿承认下来，然后厂里会给他一个处分，今后他不能再当厂长了，但也保证他的饭碗不会丢。

事情传开后，厂里的一些小人开始四处造谣生事，厂里迫于舆论压力，就把姥爷开除了。在一个刮着暴风雪的深夜，姥爷赶着马车，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修配厂，带着全家去了小镇下面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穷，村里有“大姓”，宗族意识特别强，十分排外。姥爷只能带着老婆孩子搬进村子最边上的一间小土房，房子的后面是一片乱葬岗。那一年，大姨6岁，本来马上就能去镇里的小学上学了，可因为变故，她读书的事就泡汤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让一家人吃饱饭，姥姥都跟着家里的男人们下地劳动了，大姨不得不蹬着小板凳开始学做饭，还要拿着镰刀割猪草去生产队喂猪。

1969年，我妈出生了。不久后，姥姥又要下地干活了，所以带孩子这件事儿理所应当地落在了10岁的大姨身上，她心里埋怨，但也只能无奈答应，白天要给全家人洗衣做饭，还要带哭闹不停的妹妹，有时嫌我妈哭得烦人，就在她身上狠狠地掐两把。

我妈小时机灵、乖巧又懂事，颇受我两个舅舅的宠。那时，20多岁的大舅在县里的工农兵大学上学，每次回家，都会给家里的小妹带回很多五颜六色的头绳；二舅有时为了给这个小妹打牛奶，还去连夜排队。

1975年秋天，大舅听说村里的小学要开学了，就拿出自己攒下的2块5毛钱给我妈交了学费，说：“小雅（我妈名叫周雅），等你学了写字，你要是想哥哥的时候，就能给哥哥写信了”。

大姨却不干了——那时候，姥姥的身体状况很差，家里的一摊子事儿仍然是她一个人在操持。眼看着一手带大的妹妹就能帮自己分担家务了，没想到大哥却要把她送去上学。自从被下放到农村后，姥爷和每个孩子的关系都变得很淡漠，对大姨也没那么宠了。他不太关心他们，平时有了家庭矛盾，解决方法就是一顿毒打。他作为一家之主，对孩子们的事没发表什么意见，就算是默许我妈去念书了。

大姨拗不过哥哥，也不敢违逆父亲，只能独自吞下了委屈。

1980年，当年的贪污案终于查清，真正的贪污犯是一位厂领导的亲弟弟。厂里觉得对不起我姥爷，就按工龄补了他一笔钱，又将修配厂大院里的3间土房分给了他。

一家人终于回了城。这一年大姨20岁，已经成了皮肤白净、身姿挺拔的大姑娘，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但是人看着干净又整洁。因为常年操持家务，她手脚麻利，走路带风，两根黑亮的大麻花辫总是甩来甩去的。可她身上的缺憾也很明显，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别人口中的“老姑娘”。

有段时间，我妈放学回家总能看到几张陌生男人的面孔，而一边的大姨通常都是低头沉默着，任由旁边的人说得起劲儿。一天，家里又来了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黄军装，蓝布裤子，一双黑布鞋刷洗得都泛白了。他一说话，一嘴参差不齐的牙齿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可姥姥姥爷似乎对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很满意，当天特意留了他吃晚饭，饭后还让大姨送送他。

我妈听两个哥哥说，这个男人叫余百盛，是修配厂里已故的余师傅的儿子。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技术，现在是修配厂里小有名气的技工，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先进个人”的荣誉，厂里人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好后生。

之后的几个月，余百盛成了姥爷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提一网兜苹果，有时拎两瓶烧酒再带半斤芙蓉糕。姥姥姥爷客气地留他吃饭，饭桌上，长辈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只咧嘴憨笑。他低头扒拉饭的时候，偶尔会悄悄瞟一眼大姨。

我妈最欢迎余百盛来家里做客了，她悄悄地问自己的大姐：“大哥说那个‘小余’以后就是我姐夫了，是不？”

大姨没有正面回答。

1980年中秋节刚过，大姨要出嫁了，毫无悬念，新郎就是那个老实巴交的余百盛。结婚当天，大姨拿出了10块钱递给我妈，认真地说：“小雅，姐就要离开家了，这钱你拿着，好好念书，将来找个文化人。”

之后，余百盛带着礼物，骑着一辆半新的“二八大杠”接走了大姨。对于大姨来说，这又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她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对她而言生活好像总是这样，让她没得选择。

婚后，大姨搬进了修配厂的职工宿舍，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可大半年不到，修配厂就因效益不好开始减员，姨父作为“先进个人”，领导要求他最先起到表率作用。

那时大姨刚怀孕，家里没了糊口的经济来源，修配厂的宿舍也要开始交房租，姨父只能在厂子南门外支起了一个修车摊。他每天早出晚归，勉强能够解决两人的温饱。

1981年6月的一个深夜，大姨被推进了产房。由于难产，她挣扎了18个小时才终于生下儿子。焦急万分的姨父看着大人小孩都保住了，特别激动，随即给儿子取名“保保”。

表哥的降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快乐，也平添了压力，为了能多赚些钱，姨父开始带着家伙什走街串巷，流动修车。大姨也没闲着，出了月子就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天，她把孩子哄睡之后就抓紧糊一些，有时姨父回家早也帮她一起干，一天下来能糊不少。

但日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勤奋而变得好起来。不到两年，修配厂黄了，没去处的工人们也开始以修车和钉鞋谋生。眼看丈夫的生意被人抢了不少，大姨就在镇上的酒厂找了一份洗瓶的活儿补贴家用，她每天不停地洗瓶子，一天能赚1块5。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转眼间，表哥保保8岁了。他特别懂事，从没向爸妈要过一件玩具，每天傍晚写完作业就跑到南门外去给爸爸送饭，回来还帮妈妈刷锅、收拾家务。因为工作忙，大姨每天只能回家做一顿晚饭，出摊的姨父吃饭更是没有准点儿。平时，表哥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带着前一天晚上的剩饭去学校，有时放学大姨还没回家，他就去姨父的修车摊上要几毛钱，买一袋蔬菜方便面充饥。方便面黄绿相间的袋子上印着大块牛肉，面饼又沉又硬，嚼着吃、泡着吃都有滋味。每次他买上一袋，总舍不得一顿吃完，把面饼从中间掰开，一半干吃，一半留给爸爸妈妈夜里吃。

那时，保保最大的心愿是能饱饱地吃一顿烧肉——“烧肉”并不是纯肉，只是用二三两肥多瘦少的猪肉炝锅，再放进大块的土豆一起焖煮。每个月大姨领了工资，就会在家做一顿烧肉，再用二等面蒸出来一些带花纹儿的硬馒头，算是给一家人打牙祭。

这是保保最快乐的时候，扁扁的肉躺在碗底，它们经由姨父的筷子到了大姨碗里，又从大姨的筷头溜到了表哥的口中。大姨就着馒头，大口吃着被油浸透的土豆，姨父则用馒头蘸着菜汤，有时来上一口小烧，烈酒穿喉而过，热辣直冲脑门子上去，似乎连平日里的辛苦都轻盈了一些。

1991年，我妈生了一场大病，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她和我爸好不容易在镇上安了一个家。住进新家后不久，我妈想请全家人来吃顿饺子——那时大家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的，吃一顿饺子就跟过年一样美。

一切准备妥当，我妈就挨家挨户去请人，最后走到了大姨家。一进门，她就听到保保在小声抽泣，往地上一看，方便面的面渣撒得到处都是。

我妈问保保：“你告诉二姨，这是咋啦？”

“我吃完饭……又吃了半袋方便面，我妈就打我。”

这时，大姨嘴里还不停地骂：“明明刚吃饱饭，还要糟践那袋方便面，你今儿都吃了，明儿是不还得买？你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东西呢？还怨我打你啦？”

“行了，不就是半袋方便面嘛。”我妈说了自己的大姐几句，又对自己的外甥讲，“今儿下午去二姨家吃饺子行不？”

一听到有饺子吃，保保吸溜着鼻涕，高兴地大喊起来。可他又怯生生地看了看大姨的方向。这时大姨发话了：“我们就不去了，你姐夫他摆摊没迟早，我今天还得给别人顶班儿，保保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完这话，保保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又哭丧起脸，大姨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妈心疼孩子，再三劝说正在气头上的大姨：“没事儿，你就让保保去吧，正好大哥家的亮亮也在，俩孩子还能一起玩。我煮好饺子给姐夫送去，你的那份我晚上送保保的时候给你带回来，就让他去吧！”

表哥泪眼汪汪地窝在我妈怀里，眼巴巴地望向自己的妈妈，大姨终于松口了，叮嘱道：“你二姨的病刚好点，你要是想去就得听话，不能给大家添乱，知道不？”

表哥高兴得从我妈怀里蹦了起来，大喊：“去二姨家吃饺子喽！”

当天下午，我妈牵着保保一进家门，大舅的儿子亮亮就拉着他往出跑，说是要出去玩。临走前，我妈嘱咐他们别走太远，记得早点回来吃饭，之后大人们就开始有说有笑地包饺子了。

不一会儿，亮亮表哥独自冲进院门，带着哭腔大声喊人。屋里的大人听见动静赶忙跑出去，只见亮亮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保保被土埋住了，在后山，“我……害怕！”

不等他说完，大人们飞快地往后山上冲，等到了出事的地方，看见那里多出了一块楦土。男人们顺着这堆土，用手使劲儿刨，一件米黄色的上衣先露出来了，紧接着露出的是保保的那张小脸，青紫的。

土终于刨得差不多了，我爸把保保从土坑里抱了出来，只感觉自己的右手冰凉，低头一看，表哥尿失禁了，裤子已经全部湿透。大家不愿相信表哥已经没了，就背着他，跑着把他送进了县城最大的医院抢救。不久后大姨父闻讯赶来，靠在医院冰冷的墙壁上，不断用双手揉搓着黝黑的脸。大姨扔掉了刚洗了一半的酒瓶，发疯一样地跑进医院哭喊：“谁让你去吃饺子的？谁让你去的！”

我妈跪在抢救室门口，不停地颤抖，她不敢看身后的姐姐和姐夫。

姨父把保保葬在了修配厂宿舍后面的东山上，大姨的精神受了严重的刺激，疯癫了。无奈的姨父只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人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心疼大姨，也理解我妈的痛苦不堪，只想着日子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过下去。

两个月后，大姨被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在药物的控制下，大姨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的歇斯底里了，但整个人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姨父每天除了要在外摆摊，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照顾她，有时还要承受她突然的“发疯”。

一天半夜，大姨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就直奔东门口的大桥。她坐在大桥的铁栏杆上，双脚在空中晃荡，一路尾随她的姨父在一旁不敢靠近，怕她做傻事儿。

我妈我爸也赶过去了——那是保保没了之后，我妈第一次去见她大姐。大姨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突然破口大骂：

“余百盛，你这个窝囊废，你给我杀了她，她害死了你儿子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所以你不舍得下手，是不是？是不是！”

“周雅，你欠我的。凭啥当年你能上学，我就得在家洗衣服做饭？凭啥大哥二哥都觉得你好、你聪明？我啥都没有了，现在你还把我儿子害死了。周雅，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我掐死你！”

大姨在深夜的冷风里嘶喊着，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最终筋疲力尽的她从栏杆翻回到了地面，被姨父一把接住。

我妈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大姐，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大姨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将近大半年才慢慢好转。她开始像以前一样生活，给姨父送饭、洗衣服、收拾家。这期间，我妈去看过她几次，每次她都表现得很正常，很平静，姐妹之间似乎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992年冬天，大姨再次怀孕，姨父这才感到了一丝难得的开心。产检时大夫再三叮嘱他们，说大姨是高龄产妇，之前又戴过节育环，加上精神受过刺激，要想留住这个孩子，必须要十分小心。

可奇怪的是，大姨对腹中的孩子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她在家甚至比之前更勤快了，勤快得有些反常，三天两头就把家里的床单被罩大洗一次。

北方的冬天，室外的井水很难打，姨父一个大男人提水走路都感觉吃力，而大姨每次都要扛着根扁担，担着两大桶水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直到一天，她在打水途中滑了一跤，流产了。

大姨靠在床头，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表情。姨父想不明白，一直追问她为什么要每天洗衣服？为什么路那么滑还要去打水？大姨平静地说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我告诉你，我是故意的，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我就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愧疚，让周雅难受，她欠我一个孩子，我要让她痛苦一辈子！”

看着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大姨，姨父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变得十分可怕。他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刚能看到一点光亮，她就为了报复亲妹妹，把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给“杀”了。姨父隐忍许久的痛苦、压抑、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他沉默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黑布包，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塞进去，又从箱底翻出一本影集，抽出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放进包里。临出门前，他回头跟大姨说：“我们离了吧。”

起初，亲戚们都以为这两口子是一时赌气，但过了几天才知道，姨父是真的和大姨离婚了，而后，这个黝黑老实的修车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里。他走了后，大姨的怨憎对象又多了一个，她开始了漫长的独居生活，为了养活自己，又回到酒厂车间里洗瓶子。

虽然心中有恨，但大姨始终没有和我妈断了来往，有时她会来我家串门，姐妹俩还一起去逛街。

跟我妈说话的时候，大姨动不动就要在前面加一句“如果我那孩子还活着……”一次，她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吵了起来，大姨就疯狂地冲着我妈大喊：“周雅，我绝对不能让你过得好，这辈子，你就得跟我一起苦！”

但过不了多久，大姨就又会来向我妈“求和”，每次的说辞几乎都一样：“小雅，其实姐知道不能怨你，这原本就是那孩子的命，也是姐的命。可姐有时候就是想不通，放不过，也许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作的！”

1994年，我出生了。打从有记忆开始，我就跟大姨特别亲，因为她实在太宠我了——每次我妈要揍我，她总会护在我身前；我妈不给我买的零食，她双倍买给我；每个月只要她轮休，就会第一时间来我家，把我接去她那里小住。

对此种种，妈妈表现得无可奈何，只是反复叮嘱我：“在大姨面前，不要跟爸爸妈妈过分亲热。”

如今我能回忆起的小时候和大姨待在一起的场景，似乎永远都是在冬天。小镇的冬天极冷，大姨怕我冻着，就在火炉里填上满满一膛煤。寒风顺着火筒吹进来，不一会就把煤烧旺了。她在通红的火膛上坐起一口锅，一锅冷水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

在大姨家，我总能吃上煮得喷香的方便面和鸡蛋黄——这是和大姨待在一起才有的“限定美味”。大姨卧荷包蛋的手艺是一绝，拿着鸡蛋在锅沿儿上轻轻一磕，然后顺着裂缝掰开蛋壳，蛋清和蛋黄就溜进了水里。这时的水不能是滚开的，不然蛋黄卧不住，会散成一锅蛋花。如此反复几次，不一会儿，锅里就装了十几个圆润的荷包蛋，个个白胖白胖、鼓鼓囊囊的。

蛋差不多熟了，大姨就从她随身的布袋里掏出几袋方便面，飞快地撕掉包装，把几块面饼和调料一并下到锅里。之后，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大搪瓷缸子，泡上一缸子白糖水，用一块干净的白布盖住，再连同鸭梨、海棠果一起拿到屋外的窗台上冻着：“明天一早起来咱们就有糖冰吃了，大姨给你放了好多糖，肯定特别甜。”

我曾经问过大姨，她为啥不吃蛋黄。她哼了一下，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没那个福分吧。”

2000年农历新年刚过，姥爷在睡梦中离世了，丧事吹吹打打办了7天，来灵前吊唁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姨疯癫的另一面——她跪在姥爷的灵前，断气似的哭喊着，怨自己命苦、怨哥哥们偏心，一边哭早夭的儿子，一边咒骂前夫懦弱无能。

外人看热闹，家里人却都视若无睹，默契地当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保保走了快10年了，这个大家庭表面看似一汪平静，其实怨恨、绝望、愧疚一直在底下暗流涌动着。大家不愿想起、提起当年发生的那起意外，可至亲之间还是无法回到从前，再也不能坦诚相见了。

姥爷下葬以后，大姨就收敛了哭闹，恢复到往常的样子，那个葬礼上的疯癫女人仿佛是所有人的共同幻觉。

又过了一个月，大姨带着几个罐头、几袋奶粉去看姥姥，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娘，这50块钱你拿上，我要出去了，跟‘那个人’去北京，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再回来看你。”

大姨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姥姥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哭着跑了出去。除了姥姥，大姨没跟家里其他人告别。

据说，大姨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北京。那时候电话不是家家都有的，大姨这一去，杳无音信。家里人十分着急，舅舅们打听到带她去北京的那个男人叫董明山，很早就离婚了，是酒厂酿酒车间的工人，也是厂里出了名的“醉鬼”，就算平时在大街上看见他，手里也总提着个酒瓶子东摇西晃的。

家里人越发担心了，舅舅们正打算动身去北京找大姨的时候，大姨给姥姥家门口的小卖部打来了电话。她说自己在门头沟住，董明山进了北京首钢当工人，“我不识字，干不了啥，就在早点摊儿当小时工，一个小时8块钱……你们千万别来找我，不然我就跑到你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

大家知道大姨平安后，算是松了一口气，她的那股子倔劲儿家里人都明白，所以就随了她的选择。大姨并没像她当初承诺的那样常回来看姥姥，只偶尔给小卖部打个电话，姥姥腿脚走得慢，大多是舅舅们先去接。

2004年，我家装了电话，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大姨。那是大姨去北京后，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敏敏，你妈托人捎的照片大姨看了，那是你参加演讲比赛吧，大姨给邻居们也看了，他们都说我外甥女真优秀……等大姨租个大房子，就接你来北京玩儿！”

自从联系方便了，大姨每次只要一买到IC卡就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守在电话边上，听她不住气儿地说。她说董明山还在首钢当工人，这些年他们住过门头沟、住过通州，还在石景山租过房子。不忙的时候，她瞻仰过好几次毛主席遗容，还献了花。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遍地的花团，遍地的外国人……

听起来，大姨这些年在北京过得还不错。

2016年大学毕业前，我跟朋友被系里选中去北京参加一个创新项目的交流会。那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在火车上，我摸了摸妈妈塞给我的那个信封，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大姨的电话：“大姨，你猜猜我在哪儿？我明儿一早就到北京啦，我要去看你！”

大姨的反应并不如我预想的那般惊喜，她局促又紧张地问：“你就骗大姨，你妈哪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北京呢？你骗我的对吧？”

“是真的，我和同学一起来的，明天早上9点半就到了。”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就听到大姨怯怯地说：“那你在西站下车，大姨告诉你怎么走，大姨……没法去接你了。”

从北京西站出来，我感觉北京比大姨描绘得更大，让人有一种发懵的不真实感。我们根据大姨的指引，换乘了2次地铁，之后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了她住的地方。同繁华的市区不同，这里北向的房子都是砖瓦平房，南向的房子则是房东用彩钢瓦搭起来的，红红蓝蓝的连成一片，感觉随时都可以被轻易拆解。

在成片的小南房里，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屋子属于大姨，大姨管它叫“窝棚”，每月的租金是600元。狭小的屋子里放着一张用木板支起来的床，床上的被垛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个暗红色的立柜放在墙角，顺过来是一张摆着碗筷的小矮桌，上面堆着一摞花花绿绿的方便面袋子——这几乎是大姨“窝棚”里肉眼可见的全部家当了。

7月末的北京像罩着一层巨大的塑料薄膜，闷热得让人窒息。大姨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提起水壶一瘸一拐地往对面的房东家走去。之后，她把从房东屋里打来的凉水倒进盆里，招呼我们洗把脸：“天气太热了，你们先拿凉水擦一擦，这屋子太小，千万别中暑了。”

看到大姨的居住环境，我感到心酸，于是执意要在这个转不开身的小屋里给她亲手做一顿饭。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已经长霉的锅，把它洗刷干净，大姨和面，朋友打下手，不一会儿，一锅美味的面片儿就做好了。

由于生了火，屋里的热浪一波波向鼻腔奔涌，大姨脖子上搭着毛巾，时不时擦一擦，但汗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手捧大白瓷碗“呼噜呼噜”地往嘴里吸溜面片儿，最后把锅里剩的一点汤也喝了个干净。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好长时间没吃面片儿了，真香！”

我指了指床底下的两大箱方便面，说：“那你以后就少吃点儿这个。”

饭后，大姨神神秘秘地从被垛下面摸出一个方便面口袋，从里面倒出来的照片撒了一床：“你看，这个是你参加演讲比赛的照片，刚才打水的时候我还跟房东说呢，我外甥女来看我了，就是特别会演讲的那个。我记得我走那年，你也就这么高吧，你看转眼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这个……你知道是谁不？”说着，她又拿出一张被剪去了一块的照片。照片里的大姨还年轻，身材匀称挺拔，跟现在判若两人。她旁边的男孩瘦瘦小小的，一手拉着大姨，另一只手连着被剪去的那部分。

“我保保哥？”我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个表哥，但我懂事之后，我妈会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她总会念叨：“你说，要是妈当初没带你保保哥上咱家吃饺子该有多好。这些年你大姨一和我闹起来，我就想着，要不让你去跟你大姨一起生活，你去给她当闺女。妈真的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其实妈的痛苦绝不比你大姨少，这么多年了，她为啥就是不能放过我……”

大姨在北京的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妈就很想联系她，但时常拿起电话又放下，之后就偷偷抹眼泪。有时我妈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会说起保保：“如果那孩子还活着，这会儿应该结婚了吧！”

夜里，大姨的“窝棚”里闷热难耐，我、朋友和大姨横躺在伸不开腿的木板床上。大姨挤在我身侧，一边小心地调试着风扇的方向，一边用一把破蒲扇给我俩扇风。

“你为啥不问大姨‘那个人’去哪儿了？他在厂子里的宿舍住呢，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回来给我送房租和生活费。哎，每次回来也是醉醺醺的。这么些年啊，大姨想过离开他回咱老家去，但是一想起他卖血给我凑钱治风湿病，我就心软了。”

“说起风湿病，这么多年在北京住的房子就没见过个太阳。刚来北京那会儿想着找个工作干，可我大字不识一个，到哪儿人家都不要，最后没办法，只能去早点摊儿上给人当钟点工，从凌晨4点到上午9点，一天能挣个40多块钱。后来又从农贸市场趸玉米，卖煮玉米——对了，大姨还给人家通过下水，那个味儿啊，现在想起来都呛脑子。”

“有一回，‘那个人’喝醉了打了我，我在街上哭了半夜，想回老家，但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再说了，就算回去了，又能有谁呢你说……”

大姨躺在我旁边，抱着我的胳膊小声抽泣着，我耳边充斥着她这十几年来的心酸过往。汗水、泪水混合着燥热潮湿的空气，把我牢牢钉在身下那张伸不开腿的床上，我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睡着的。

次日一大早醒来，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大姨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说：“太热了，没睡好吧？大姨去赶早市了，给你们买了油条、豆腐脑，还有你最爱吃的脆桃，你看，一个得有1斤呢！”

吃过早饭，大姨把洗好的大桃子装进一个干净塑料袋，然后一股脑儿地塞进我的包里。我背起近10斤重的桃子，把我妈让我捎来的装钱的信封悄悄塞到了大姨的被垛底下。

临走前，我抱着大姨，在她耳边说：“大姨，我想让你回去，虽然姥姥已经不在了，但那毕竟还是你熟悉的地方。”

“大姨知道，快走吧，下次大姨回老家去看你！”

后来想想，我这话说得有些残忍，大姨北漂16年，甚至都没回去看姥姥最后一眼。老家对她而言，也真的只是个“熟悉的地方”罢了，比起充斥着恩怨纠葛的故乡，冰冷陌生的北京似乎更能包容她，让她感到放松。

2018年国庆节，我放假回老家才知道大姨已经在7月份的时候和董明山一起回到了家乡。董明山的妹妹在镇上给他们租了一个快拆迁的小院儿，里头有一间半小土房可以住。

董明山在超市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大姨因为有风湿病，不能外出打工。她一回来，二舅就带着她去申请办理低保，奔波了3个多月，大姨终于每月能领到500元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像大姨这样的失独人群还能申领一笔4万元的补助金，“但需要失独的夫妻双方一起来办理申请”。

大姨听完这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跟二舅说：“我一个人每个月500块钱够花的。”

二舅看出了她的心思——比起这4万块钱的诱惑，大姨更害怕这些年她所逃避的人和事会再次掀起波澜。可大姨每月吃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终二舅还是瞒着她，私下多方打听，最后在山西找到了余百盛——他已经再婚了，但没有孩子。

离婚近30年后，大姨和前夫在民政局的办事大厅里再次相见，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早亡的保保，还有眼前的这笔失独补助金。填写和递交申请材料用了3天，余百盛就在镇上的宾馆住下，期间他想请大姨和董明山吃个饭，但是被大姨一口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