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一种精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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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国际轰动。

这一切要从一篇约稿说起。当时有一本新创的激进刊物《罢工！》（Strike!）邀请我写一篇小文章，编辑问我能不能写点儿煽动性的内容，就是其他刊物都不愿意发表的那种。我脑海里常常有那么一两篇符合这个要求的文章，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名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的小文章交给了他。

这篇文章是基于我的一个直觉写成的。

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来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学术圈都很熟悉的）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

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我不禁问自己，假如这些工作的的确确毫无意义，而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时不时会碰到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一个成年人，每周有5天，要早早起来去做一项他内心知道其实没必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甚至还会给世界带来害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沮丧和泄气的呢？这难道不是蔓延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关于人们工作时开心与否的调查和论述已有许多，但据我了解，还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或论述是关于人们对自身工作必要性的判断的。

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而人们对此也避而不谈，这件事从其本质来看并非不可信。关于工作的话题充满了禁忌。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若是能找到借口不去上班，人们会很开心，但这样的事实甚至被认为是不能在电视上承认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不能在新闻类节目中承认，但偶尔会在纪录片或单口喜剧中被提及。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禁忌：我曾经给某个激进组织当媒体联络员，据传闻，当时该组织正在策划一起“公民抗命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他们想要逼停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交通系统，以此来向某个全球经济峰会示威施压。

峰会前夕，你要打扮成一副无政府主义者的样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兴高采烈的公务员向你走来，问你周一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与此同时，电视台却尽职尽责地成功采访到了一些公务员，他们在镜头前向观众表示，没办法上班简直就是一场悲剧，糟糕透了。

他们如果不那么说，就可能上不了电视。似乎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自己对此类事件的真实感受，起码在公开场合不可以。以上的判断似乎可信，但我当时并不确定。

2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

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就技术而言，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它，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恰恰相反，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

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欧洲和北美洲，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凯恩斯承诺的（20世纪60年代依然被人们热切盼望着的）乌托邦为何从未成为现实？对此，如今普遍的说法是，凯恩斯未能考虑到消费主义的兴起。

在“少工作点”和“多娱乐些”两者之中，人们集体性地选择了后者。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细想一分钟，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20世纪20年代至今，我们目睹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新岗位、新行业的诞生，但这些新生的工作中与寿司、苹果手机和高档运动鞋的生产和售卖扯得上关系的寥寥无几。

那么，这些新岗位究竟是什么？

最近，有报告对比了美国人在1910年和2000年的就业情况，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世纪，佣人、工人和农民的数量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即从“总就业人数的1/4增加到了3/4”。

换句话说，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没能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幻想以及实践理念。

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

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如，给狗狗洗澡、24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我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3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

当然，在从前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们不仅把就业当作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国家体制创造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所以，在苏联百货公司里，卖一块肉都需要三个人来干。

可是，市场竞争不是可以消除此类问题吗？起码根据经济学理论，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绝不可能把钱付给那些没什么用的人。但不知为何，这样的情况的的确确发生了。

公司裁员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进，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实事的，他们真的在制造什么、搬运什么、修理什么、维护什么。然而谁也没办法解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魔法，从事行政文书工作的领薪人数最终却在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跟苏联那会儿的工人没什么两样，理论上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50小时，然而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不过每周15小时，这与凯恩斯的预言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还得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和参加各种动员大会，来更新脸书内容，来下载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的，我们需要转向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

统治阶级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那么就会埋下巨大的危险种子。（想想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就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靠近这个方向。）

同时，人们觉得工作才是正确的事。如果有人每天醒来后，不愿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中，那他就不配拥有好生活——这种道德理念正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英国学界，人们需要应付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没完没了。有一次思考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地狱或许正是这样的：

在地狱中，人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做着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工作。比如，你木工活儿很好，因而被雇用，结果发现你居然需要做大量炸鱼的活儿。并且炸鱼这个工作也不是必须要做的，反正真正需要炸的鱼没几条。但不知道为何，一想到某些同事炸的鱼竟然比自己少，做的木工活儿比自己多，这里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齿。不久，地狱工厂里堆满了数不尽的炸鱼，很难吃，也没人来吃，而这竟然就是地狱工厂的全部产出。

我觉得，这幅画面为我们精确地描述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力量。

我明白任何类似的观点都会立刻激起反对的声音：“你是谁啊？凭什么由你来说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又究竟怎么去定义？你不是人类学教授吗，那么人类学教授这个岗位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

事实上，许多媒体后来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表示我的工作就是无谓的社会开支的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没说错，社会价值本来就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我不会冒昧地告诉一个认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实对世界没有贡献。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明白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那样又该如何？

前不久，我和年少时的某个校友重新联系上了，我俩15岁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些年他的经历让我感到吃惊：他先是写了一段时间的诗歌，后来又在某家独立公司做摇滚乐队主唱。他的歌我在电台里听到过，但我不知道歌手是我认识的人。

很明显，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创造力满满，他的作品也确确实实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几张专辑接连失败后，他被解雇了。他债务缠身，女儿又刚刚出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只好勾了人生的默认选项——上法学院，跟无数茫然无方向的人一样”。

现在他就职于纽约一家知名公司，是一位企业律师。他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工作全然无用、对世界毫无贡献。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就不该存在。

在这里，人们有太多问题可以问。比如，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没什么需求，而对专攻公司法的专业人士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说明了什么？

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

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事实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业律师。除了企业律师，前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新行业的从业者也都这么想。

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领薪的专业人士阶层，如果你在什么派对上与他们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的工作或许挺有趣（比如搞人类学研究），他们就会躲避这个话题，只字不谈自己的工作。等到几杯酒下肚后，他们却开始激动不已、滔滔不绝、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愚蠢透顶。

这是很严重的精神暴力了。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心中的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汹涌？

然而这个社会的独特性就在于，正如前文所提的炸鱼的例子，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使这股愤怒和憎恨精准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义的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想要拿出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容易，但是如果想对这个问题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人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

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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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除了少数人们熟知的例外（比如医生），这种情况竟然真的普遍存在。更有悖于常理的是，似乎存在某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种看法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某种隐秘力量。我们可以从媒体对地铁工人的态度上得到佐证。在伦敦地铁工人和雇主发生合同纠纷时，媒体煽动民众憎恨地铁工人，说他们把伦敦搞瘫痪了。地铁工人可以导致伦敦瘫痪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这一点惹恼了大家。

我们再看看美国，此种情况更甚，共和党相当成功地调动了人们对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的愤怒。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憎恨并不针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层，也不针对汽车行业的高管，而问题恰恰是他们带来的。

人们指责他们要的薪水待遇太高了，这就好像在对教师和工人喊道：“书是要教的！车是要造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这些就够了！你们怎么还敢嚷嚷着要拿到中产阶级的福利待遇？”

假如有人想要设计出一项制度，能够完美地维护资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难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击和斥责；更多人是在另一组，他们领着工资，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比如经理、行政管理人员等，其中统治阶级的财务代理人尤为突出），同时还能促使人们对那些从事着具有无可辩驳的社会价值之工作的人产生隐隐不满。

显然，这个体系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将近100年的试错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唯一用来解释为什么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么多，我们大部分人的每日工作时间还是远超三四个小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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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5日，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发表一年多以后，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周一，也就是大部分伦敦居民从冬季假期返回工作的第一天，有人把伦敦地铁车厢里的几百张广告取了下来，换上了一系列游击队风格的海报。

海报上印着从这篇文章中摘取的话，比如：

“非常多的人，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

这次海报行动引发了又一轮的热烈讨论。在此番热度下，民意调查机构YouGov（舆观）也自行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面向英国居民，来验证文章中的假说是否成立。

调查中的选项直接从原文中摘取，比如，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有贡献”？结果令人惊讶，超过1/3的人（37%）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50%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贡献，13%的人表示拿不准。

这比我预期的数据高了将近一倍。我之前估摸着狗屁工作的占比在20%左右。

后来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事实上，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更高：在参与民意调查的荷兰工作者中，有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显然，此文发表之前，对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几乎从未有过系统性的关注。文章给了人们一个谈论的契机，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便秘许久终于可以通畅一次，他们隐秘的感受得到了一次发泄。

而且很肯定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对该问题更广泛的探索将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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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这篇文章重点放在了该问题政治方面的影响上，事实上，该文只涉及当时我构思的一系列论点中的一个。

这一系列论点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自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时代以来，这种思想体系统治了全世界。然而，该思想体系的实质与其宣扬的理念恰恰相反，不过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行为罢了。

我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这似乎是唯一能解释这些当权者所作所为的说法。他们天花乱坠地宣扬着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好处，声称新自由主义能够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声称新自由主义把经济效率放到了第一位。然而事实上，这些自由市场政策总体上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

在大部分富裕国家，几百年来第一次，年青一代的生活很可能会过得不如他们的父辈。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只会反复呼吁要加大自由市场的力量。

同样的配方，更猛的剂量，政客再将这些呼吁正式付诸实践。这让我很讶异。如果一家公司雇用了一名顾问来制订商业计划，这个计划导致公司利润的大幅度下降，那这名顾问肯定是会被开除的啊，即使不开除，起码公司也会要求他再想个别的商业计划。可是我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却从未遭遇喊停。改革效果越糟糕，改革力度就越大。那么对此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改革根本就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那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想统治阶级的思维模式。对国家决策有决定权的那帮人，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60年代上的大学。那个年代的校园正是政治动荡、风起云涌的中心，他们强烈地感到类似的事情绝不可以重演。

因此，他们虽然对下降的经济指标或许也有关注，但当他们注意到不管是全球化、工会力量的削弱，还是累得要死要活却跟安全感无缘的劳苦大众，抑或是对60年代个人享乐解放运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财务保守主义”）进行的积极口头响应、消极行动支持，这些事件联合起来带来的结果都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权贵阶层手中，而能够对他们的权力造成挑战的组织力量已被摧毁得近乎荡然无存。虽然在经济上，这项改革效果或许不佳，但是在政治上，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方案，因此他们没有动力去废除相关的政策。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每当你看到有人打着经济效能的旗号在从事一件经济上完全荒谬的事情，比如，给某人付好多钱，但这个人整天啥都不用做的时候，那你最好先问一个问题，就像古罗马人所问的：“Qui bono?”——“这件事对谁有好处？”“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好处的？”

你可能要说我这就是阴谋论，但其实这正是“反阴谋”的理论。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我只是想问问，对于这样的经济下滑，怎么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

经济走向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如果走向不利于权贵阶层，那么权贵阶层定会给相关机构施压，去介入、改变这个走向。这也就是为什么2008至2009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型投资银行得以保全，而普通抵押贷款人却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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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工作数量的激增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促成的。我认为，狗屁工作现象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有机会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仅要问自己，为何这么多人身处自己都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岗位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

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些人从抽象意义上认同这种情况出现的必要性，觉得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比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高报酬、更多尊重，也认为这些完全可以接受。但具体到自身，如果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什么都不做却拿着薪水，或者自己的劳动产出并不以任何方式造福任何人，他们还是会感到沮丧、感到糟透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肯定存在各种矛盾的想法、各种混杂在一起的力量。我想把这些混杂的想法理一理。对此，我首先会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狗屁工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其次，我也会提出一些有深度的历史问题，比如，我们是从何时开始认为，又是如何开始认为创造力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以及我们如何产生了售卖自己时间的想法；最后，我会就人性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化作一支利箭，射向我们所处的时代，射向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人们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

人们建立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如果有人在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岗位上不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心，也不值得获得社会的帮助。大家就好像集体默许了我们每个人被奴役的这种遭遇。

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做着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而且往往是我们讨厌的那个人命令我们这么做。这种意识往往会产生某种政治反应：我们一想到，说不定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并没有遭遇自己遭遇过的困境和圈套，心中就会因愤恨而耿耿于怀。因此，这个社会充满了憎恨、怨愤和怀疑，人与人之间因此而联结。

这种情况糟透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毫无意义的工作》，略有删减）

|[美]大卫·格雷伯 著 吕宇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毫无意义的工作》，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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