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吸毒7年,错过深圳红利

2022-08-03 11:43:12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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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是我们家族里最先来深圳闯荡的人。

1987年,她离开山区老家,来到深圳西边某市场附近摆路边摊,卖自采的中草药,偶尔能开张。路边的摊位费便宜,蹭人流量的摊主不少,有卖水果的、卖烧腊的、卖蟑螂药、老鼠药的……

那时的深圳朝气蓬勃,连西边这个偏僻的小镇上都满是从香港招商引资过来的加工厂。还有一些厂房正在紧锣密鼓地盖着,简易工棚随处可见,傍晚总能看到晒得黝黑的建筑工人在工棚门口穿着大裤衩擦洗身子。

不到一年,开了眼界的外婆就让我妈妈也来深圳。她认为进厂打工比在家里种田放牛轻松多了,不用晒太阳,也不用挑柴担水,“坐着就可以挣钱”。

我妈那时还很年轻,她听了外婆的话,拎着行李离开家乡,从深圳客运站的大客车里下来,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他们也都是从外地来的打工人,背着背包,提着水桶,里面还装着凉席、衣架和牙杯牙刷,一下车就把各种招工广告围得水泄不通。

几天后,我妈妈和同村的阿芳一同进了一家玩具加工厂。夏天的工厂格外闷热,干活的时候,女工们齐刷刷地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侧,头顶是吊扇和整齐的长白灯管。大家汗流浃背,手脚却不敢放松——小组长在生产线附近不停地来回走动,要是被他发现动作慢,是会挨批评的。

玩具厂经常加班,一有闲暇的时间,妈妈和阿芳就会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发工资后,她俩偶尔会去逛逛小镇上的“步行街”,舍不得买小摊上的衣服,试一试也很满足。偶尔也会奢侈一顿吃次大排档,再聊点少女情思。

很快,市场附近的阿姨们就看出这两个外来妹都是性格开朗、手脚勤快、老实本分的女孩,便想撮合她们和本地男孩的姻缘,“现在有土地的本地男人就是个宝,要抓紧机会。嫁对人,一辈子都不愁吃喝,安安心心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就行了”。

阿芳动了心,在别人的介绍下,和一个深圳本地人结婚,生了一儿一女。但我妈妈接连拒绝了几个本地的相亲对象,她对前来相劝的阿姨说:“我还是想嫁得近一些,回娘家探亲方便。”

1991年,我妈妈通过工友介绍,和老乡阿全——也就是我爸爸,相识了。

阿全来深圳的时间更早,在厂里一个月能挣400元。他为人沉默少言,与人相处不会主动找话题,但长相却和刘德华有几分相似。后来我妈妈讲起他俩第一次见面,说:“第一眼,很难不心动。”

妈妈开始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当她得知阿全爬山扭了脚,走路一瘸一拐的,便煲木瓜花生鸡脚汤给他送去,“以形补形,吃了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此外,她还细心地帮阿全换绷带……加上介绍人不断地撮合,他们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恋爱两个月后,妈妈带阿全去见外婆,但外婆的脸色并不好看。吃饭的时候,外婆象征性地询问阿全的基本情况,她问一句,阿全答一句,一句话都不肯多说。饭后,外婆只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没有再说什么了。阿全临走时,外婆让他把买来的一袋苹果带走。

外婆质问妈妈:“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靠脸可以吃饱饭啊?”

“我又不是图他好看。”

“不是图他好看,那图他有钱吗?我是怕你辛苦,要一直捱日子,你以后后悔了,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他现在是没钱,但是他愿意干啊。又不是那些大懒虫,天天只会吃不去做。”她口中的“大懒虫”,是那些物质条件充足却不思进取的本地男人,她讨厌那样的人。

那天,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妈妈是铁了心要跟阿全在一起。

1992年11月,妈妈怀了第一个孩子,当时他们还没有领结婚证;1996年,我出生了,随后就被送往爸爸的老家。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之后,爸爸不能接受,1998年我的弟弟出生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2

90年代初,深圳的发展速度再次提升,一幢幢楼房、厂房拔地而起,不断有外地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各个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算下来,建筑工人每月的工资比进厂还要高两三百元。

姐姐出生后,爸爸就离开了工厂,每天在工地上顶着烈日绑扎钢筋,混合砂浆,在屋顶批灰,为建设这座城市出着一份力。

外地人越来越多,深圳本地人趁着这股春风,家里盖了楼房的便出租楼房,拥有厂房的就出租厂房,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包租公、包租婆。富太太们懒得动手做家务,钟点工也成了一种新兴职业。

因为钟点工上班时间相对灵活,晚上也不需要加班,妈妈生下我之后,就离开工厂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那时候,她平均一天要做三四份工,清洗抽油烟机、刷洗马桶,一遍又一遍地拖地,让每个雇主的家都看起来干净、整洁。

直到今天,她还在为深圳本地的有钱人家扫地拖地、洗衣煮食,以至于我没法直视她的手——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痕,摸起来十分刺人。

记忆中,我们曾搬家多次,但一直住在深圳西边的这个小镇里。

那时小镇还没有被纳入重点开发建设的蓝图里,看不到高楼大厦、大型商场、造型各异的花坛,只有大片的工厂和数不清的厂仔厂妹。走在一些巷子里,两旁是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危房。

为了节省一点房租,也为了方便外婆可以偶尔帮忙照顾我们三姐弟,我们一家搬去了外婆住的合租房。那栋房子一共有两层,里面大概居住了六七户人家。

除了我们三姐弟,这个合租房里再也没有其他小孩。那些来深圳打工的叔叔阿姨都把小孩留在老家,大家普遍觉得,夫妻两个人在深圳挣钱,如果把小孩带在身边,就等于少了一份钱。但妈妈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小孩在父母身边才算是拥有完整的家,在一起生活,也免去了彼此日夜牵肠挂肚的思念。

自从我们一家到来以后,外婆就没了独立的房间,晚上她把一楼的木头沙发展开,那就是她的床。我们一家住二楼,要走上一个长长的木楼梯才能到达房间。五个人住在一起实在太拥挤了,后来爸爸干脆在二楼的客厅里用木板搭了一张小床,装上蚊帐,给我和姐姐睡。

房东在二楼客厅里摆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租户们吃完饭,都会聚集在这里看电视、聊天,所以我和姐姐的“小天地”总是很热闹。我们发现,娇姨和林叔叔很少来看电视,他们夫妇都在服装厂上班,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来,尽管辛苦,但他们和旁人聊天时总说:“拿到加班费的时候,感觉一切辛苦都值得。”

可能因为是老乡、又比我爸妈年长的缘故,娇姨夫妇平时格外照顾我们三姐弟。他们拿到工资后,总会买些零食送给我们。看到我们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起自己留在老家的小孩。

1999年,深圳市政府投资了7000多万元在小镇上建设了一处市民广场。广场竣工后,每晚都是灯光闪烁,人山人海,有人在宽广的草地上放风筝,有人遛狗,还有人静静地躺着吹风。等一旁的游乐设施启动了,就会看到海盗船摇来晃去,过山车呼啸而下,巨大的摩天轮梦幻地旋转着。

只是,这些娱乐项目我们三姐弟从来没有玩过。

晚上,爸爸带我们去广场上只为散步,顺带捡些塑料瓶子、可乐罐子和纸皮添补家用。好在妈妈不吝啬,夏季的夜晚,她会给我们买五毛钱两根的红豆、绿豆冰棍吃。不忙的时候,他们会带我们三姐弟去逛镇上的商场,买点日用品。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就算不买,心里也高兴。

那时的我们虽然羡慕本地小孩,但内心还是满足的。妈妈的雇主都很大方,常会送给我们一些糖果、饼干和自家孩子淘汰的衣服。那些衣服虽是二手的,但款式新潮,干干净净,有些甚至连标签都没拆。

这样的日子不咸不淡,紧巴巴的,可也算得上是一种平静的幸福。但爸爸的突然倒地,让这一切都破裂了。

3

1999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有租户提议一起凑钱做饭过节。平时大家下班的时间不一样,很难聚在一起,到了中秋节当天,早下班的人先去买菜、洗菜,等着擅长炒菜的人回来掌勺。

晚上8点,大家终于坐定,叔叔们喝啤酒,阿姨们喝饮料,大家说说笑笑很愉快。在这种团圆的节日里,有人不禁感慨,说今年中秋又不能跟老人小孩一起过了。

说着说着,气氛变得伤感起来。这时,林叔叔赶紧提议:“来来来,大家把杯子举起来,还没有一起碰个杯呢。”

就在大家纷纷起身的时候,我爸突然往后倒地,身体抽搐起来。我和弟弟吓得放声大哭,大人们惊慌失措,赶紧推开木板做的长凳,围过去喊爸爸的名字,可他的眼睛始终闭着,没有丝毫回应。

因为缺乏叫救护车的意识,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几个叔叔就合力将爸爸抬回了二楼的房间。中秋晚宴仍要继续,外婆安慰大家:“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

印象里,爸爸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等他醒后坦白,妈妈才知道他早已染上了毒瘾——1997年的秋天,妈妈还在怀着弟弟的时候,爸爸在工友的教唆下第一次尝试了海洛因的滋味。起初他并不感兴趣,但工友不停跟他说,吸完之后有多么幸福,身体上所有的疲惫感会一扫而光……最终,他没有经受住诱惑。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天不吸,就感觉自己的心肝像是被无数蚂蚁同时啃食。

回忆起爸爸之前反常的举动,妈妈懊恼不已——从两年前的那个秋天开始,爸爸每到月底就说包工头发不出工资,要缓几天。慢慢地,他给家里的生活费变少了,晚上频繁出门,说是要跟以前的工友聚聚,商量是否有合适的小生意可以做——原来,这都是他吸毒的借口。

震惊愤怒之余,妈妈决定对外隐瞒真相。她怕同住的租户知道了嫌弃,不允许我们继续合租了。她只说爸爸有点贫血,早上在工地干活又太累了。

消息隐秘地传回老家,大伯让妈妈趁早把爸爸送去戒毒所强制戒毒。但爸爸不肯去,他流着眼泪,不停地扇自己巴掌,痛骂自己不该碰毒品。不知他从哪里听到的传言,说戒毒所里的警察很恐怖,老毒鬼也会欺负新人,自己进去了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他还说自己舍不得离开孩子,会慢慢控制,自己戒毒……

对于这番说辞,外婆是不信的,她劝妈妈把我们三姐弟带回老家,然后和爸爸断绝联系。但妈妈犹豫不决,一是觉得爸爸吸毒的时间不算长,应该可以自己戒掉;二是觉得我们还小,身边不能没有爸爸。

思虑再三,最终她没有送爸爸去戒毒所。

爸爸“自我悔恨”还不到一周,包工头就找到妈妈表达不满,说爸爸经常上两个小时班就不见人影,等到快收工的时候才出现。一开始,爸爸会搪塞妈妈,说他朋友突然住院,自己去探望了;又说自己不舒服,去打吊针了……到后来,他甚至不找理由了,不再躲去毒友家里偷偷吸毒,而是打发我们三姐弟去外面玩,然后把房门关上,给自己注射。

建筑工地上的活儿,爸爸做起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注射一次毒品,他就有些力气去干半天活儿,等药劲儿一过,整个人就萎靡不振,两眼无光,哈欠连天,不停地有鼻涕流出。即使是大热天,他也会感觉冷,让我们拿两三张厚棉被盖在他的身上。

有时爸爸实在难受,又没有钱买毒品,就叫姐姐去药店给他买便宜的“头痛散”。那种白色粉末和海洛因长得一模一样,却只能稍微缓解他的痛苦,并不能带来“神仙般的快乐”。实在缺钱了,爸爸还会要求我和姐姐去市民广场上捡纸皮和汽水罐子。我俩在草地、阴暗的巷子里四处翻找,但卖废品换来的钱远远不够买一克海洛因。

我家住的合租房旁边,有一道长长的斜坡,坡上有几张石椅供路人休息。到了傍晚,老人们坐在石椅上摇扇子纳凉,小孩子就在跟前跑来跑去。正午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都在家午睡,我拖着几张比我还高的纸皮爬坡,后来实在是提不动了,便拖着它们慢慢走向石椅,想要休息一会儿。身后的爸爸突然走近,踹了我一脚。我身体往前倾,但稳住了没有摔倒,他又一个箭步跟上来,往我脸上甩了一巴掌,嘴里还不停地骂娘。

后来,我用玩笑般的口气和姐姐聊起这件事,姐姐说她也挨过打,“被他一脚踢在肚子上,痛得立马倒地,但好在当时没有痛到晕过去。万一晕倒被人贩子抱走,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你们了”。

4

2002年,我们一家五口搬离了合租房。妈妈彻底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养着四口人,还要不停地填补爸爸到处借的外债。

听说,娇姨和林叔叔在我们搬家后不久,靠着多年的存款和银行贷款在沙井买了一间50平方米的房子。后来深圳的房价一路飙升,他们靠着这套早早买下的房子,置换了一间120平米的三房一厅,又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还把乡下的儿女接到深圳读书。

两家人的生活,迅速拉开了距离。

我家新租的房子位于一条巷子的最尾端,附近有3间危房,屋顶都长出了狗尾巴草和一些不知名的红色小花。平时路过,可以看到里面十分脏乱,后来我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时,毫无戒备心地躲进里面,看过破旧的塑料袋、用过的婴儿纸尿裤,还有散落在砖头瓦砾之间的针管和针头。

这间出租屋不大,只有一室一厅,客厅的右侧放了一张掉漆的黑色木桌,上面摆着布满茶垢的陶瓷茶壶。阳光没办法直接照进房间,所以里屋总是黑咕隆咚的,只有在晚上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才会变黄。做饭的地方和冲凉的区域挨在一起,只用铁皮简单地隔开。

新房东叫根叔,是妈妈的雇主,因为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他只象征性地收一点房租。他也看到了,当时我家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后来,这台小小的电视机被爸爸卖过很多次,妈妈也赎回来很多次。爸爸总承诺自己不会再卖电视机了,但买了毒品之后,他就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有时他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进房间后就迫不及待撕开针管包装——他不再关房门,而是直接当着我们三姐弟的面注射。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妈妈实在负担不起赎电视机的钱了,就放弃和他在这件事上拉扯。我有时会想,二手电器店的老板总算不用和他俩面面相觑了。

不和外婆住一起了,妈妈偶尔会带我们三姐弟去市场附近的摊位上探望她。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我们都是步行半个小时过去。

那几年,深圳好像总是在修路,道路两旁老被长长的护栏围着,机器不停地发出“轰轰”的响声。遇到下雨天,路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泞。慢慢地,像宫殿一般的万科翡丽郡被建起,沃尔玛、京基百纳、新沙天虹先后开门迎客,我才后知后觉——这个小镇,已然焕然一新了。

到了外婆那儿,尽管一早上还都没有收入,她仍旧每次都兴冲冲地去马路对面买我们爱吃的炸芋头饼和韭菜饼,之后,她提着食物,一脸慈祥地走过来,笑眼里藏着满满的爱意。

后来,深圳政府对市容市貌的要求逐渐提高,杂乱的市场成了重点整顿对象之一。由于负担不起新市场里档口的租金,也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日渐老迈,最后外婆选择回了老家。

外婆离开后,妈妈在深圳就少了一处可以歇脚、倾诉的地方。她一天要打五六份钟点工才能维持生活,白天在不同的雇主家里干活,晚上回家还要面对丈夫的死缠烂打。为了要钱,爸爸半夜找她吵架是常态,对她拳打脚踢也是常态。他扯她的头发,掐她的脖子,扇她的脸,辱骂她,像一只红了眼要吸血的野兽。

我们“哇哇”哭叫,但爸爸充耳不闻,到后来,他甚至将菜刀架在妈妈的脖子威胁她拿钱出来——他不敢用刀刃对准她的脖颈,从来都是用刀背,不然一刀切下去,他要去哪里才能再找到这么好的摇钱树呢?她还要帮他养大三个孩子,以后他才好继续吸孩子们的血。

每次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邻居胖阿姨总能挺身而出,站在他们中间劝架。胖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吸毒,但很幸运地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毒了。所以她不像普通人一般畏惧瘾君子。可是她的调解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妈妈拿出血汗钱,爸爸夺钱放下菜刀摔门而去。

这么多年,我从未见妈妈因为这些暴行哭过,她只哭自己没能力给我们三个小孩带来舒适的生活。

5

早在2003年年初,爸爸就完全不干活了。一方面是周边的建筑圈子都知道了他吸毒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根本没有身体条件再干苦力活了。

6月的深圳又闷又热,那天爸爸非要载着我和他一起去找妈妈。他顶着烈日骑了二十多分钟的单车才到达妈妈工作的地方,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位公办学校的教师,当时不在家。

爸爸在楼下呼喊着“阿燕”,一遍又一遍。妈妈从二楼的一个窗口探出头来,他就没再喊了,只举起三根手指做出数钱的动作:“给我点钱!”

妈妈又气又难受:“我没有钱,天天哪里去找钱给你?要钱就自己去找活儿干!”

“我现在浑身都疼,吃完这次我就去戒毒,然后去找工作,你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去哪里给你找钱?吃是我给的,住也是我给的,你现在养过三个孩子一天吗?”妈妈扭头就把窗户关上了。

爸爸又开始大喊:“阿燕,阿燕——你不给我,我就站在这里等到你下班!”

可能是不想因为他的吵闹弄得村子里人尽皆知,最终吵到雇主耳朵里,影响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心疼我在烈日下站着,担心我会中暑。最终,妈妈妥协了,她从二楼扔下来25块钱,嘱咐道:“你还有良心的话就先把妹妹带回家。”

当时,25块钱够爸爸买一次海洛因,大概有2厘米左右的透明吸管的量。而妈妈每天累死累活,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900块钱左右。为了让一家人在深圳不致于饿死,她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日,看起来比同龄人憔悴许多。

一天,一对夫妻来到我家,说自己是爸爸的朋友。那个男人留着寸头和八字胡,女人的脸尖尖的,脸色蜡黄,很瘦。他们自称已经成功戒毒,表示愿意在本地住一段时间,免费帮助爸爸戒毒。

“搬去另外的房子戒毒,和朋友一起互相监督戒毒”,是爸爸曾经给我们许下的承诺,但他从未做到。这次爸爸又燃起希望,提出让妈妈给他们仨租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就可以在朋友的指导下戒毒了。

一开始,妈妈坚决反对,她对爸爸已经心灰意冷了,更何况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姐姐读书需要用钱,我也即将要进入小学,她实在没有闲钱另外租房了。

那个女人过来开导她:“嫂子,你再相信全哥一次吧,这次他真的是决心戒毒了,不然也不会联系我们两公婆跋山涉水地过来帮他了。你看你还有三个小孩,都还那么小,以后只靠你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等他戒毒成功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你也不想孩子那么小就没爸爸了吧?”

一旁的爸爸接着说:“你不相信我,还是要给个面子相信他们吧,难道他们也会和我一起骗你吗?”

妈妈面露难色,变得摇摆不定,最后爸爸直接跪下哭着恳求:“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

这次,妈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她提前预支了部分工资,又跟关系比较好的雇主借了些钱。她和爸爸约定,以一个月为期限,看爸爸的表现,之后,她给了爸爸600块钱,其中包含一个月的房租,还有买菜钱——她不好意思让来帮助丈夫的朋友自掏腰包,还特意提醒爸爸记得把他们的饭菜也买上。

头两天,我们去看爸爸,他的精神状态不好,黑眼圈重重的,浑身抖动,说话结结巴巴的。在我眼里,那种样子是可怕的,但妈妈却感到欣慰,这说明他这两天真的没有吸毒。那对夫妻还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麻绳,说爸爸难受得不行的时候,他们会用绳子将他的手绑起来——这是妈妈平日里做不到的,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时刻盯着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大概十天后,我在和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恰好经过爸爸租住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小院,站在窗边往里看,只见那对夫妻躺在床上,爸爸缩坐在桌子旁边,三人都昏昏欲睡的样子。桌上放着一张锡纸,旁边还有三根针管,我当然知道他们刚刚做了什么。

妈妈回家后,我把自己看到的都跟她说了,她立即快步走向三人的住处,我跟在后面一路小跑。只见妈妈满脸怒气地转动门把手,大力地将门推开,门撞到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又迅速弹了回来,她用手抵住门,进屋后就把桌子掀了。

这时,桌上的针管和锡纸早没了踪影,只有几个碗碟摔得四分五裂。妈妈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问爸爸:“你这样对得起谁?”

爸爸低着头,沉默不语。那个男人说了一句“嫂子对不起”,然后夫妻俩连夜收拾东西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爸爸把刚租的房子退了,又搬回了家。

一周后,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和朋友说说笑笑,打算去我家拿一副飞行棋。走到芒果树下,我看到妈妈背对着我们,双手放在爸爸的腋下,正吃力地把他往门外拖。因为要经过稍高的门槛,得将人抬起,妈妈用力过度,一张脸涨得通红,她嘴里念叨着:“要死就死在外面,别死在家里。”而爸爸闭着眼睛,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没有任何挣扎,任由人拉扯。

因为常年注射毒品,爸爸的手臂和腿已经被扎得没有一块好肉了。这次,他竟然往生殖器的血管里注射毒品,针管还没来得及拔下。一开始,妈妈并没有意识到我和朋友在身后,等发现了,她立刻将身子侧了侧,试图遮住我们不能看的东西:“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再去多玩一会儿吧。”

我即刻会意,对朋友说:“不如我们先去你家看电视,晚点再回来拿飞行棋?”

朋友点点头,表示同意。或许她早就从家长的嘴里听说过我家的情况,或许就是善良。之后,她没有问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问题。

6

2003年9月,我在深圳上小学了,我和姐姐的学费成了压在妈妈身上的一副重担。当时一学期的学费是850元,交完费后,老师会给一张收据。我的“收据”跟其他同学不同,上面常常写着“欠费300元”、“欠费200元”。这些字眼让我觉得羞耻,恨不得将那粉色的“收据”撕个粉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深圳的一个民间爱心组织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对我们伸出了援手。这个爱心组织的会长是一位姓曾的退休老师,她从二十多岁起就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尤其关注那些家庭贫困但想读书的小孩。

曾老师是深圳本地人,身材瘦小,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她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平易近人。她将善者仁翁捐助的善款送到我家,说这些钱是支持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的。过年的时候,她还不忘给我们送红包,祝福我们学业进步,快快长大。

为了表达感谢,妈妈经常提醒我们三姐弟,放了假就要去参加爱心组织的义工活动,比如捡垃圾美化环境,或是去养老院探访老人。无论事情大小,只要付出了就好。

得益于爱心组织帮助和曾老师的额外的照顾,我才不至于因贫困早早辍学。后来我渐渐长大,靠着勤工俭学拿到了本科学历,也见到了更大的世界。

现在回想,我最后一次见爸爸,应该是2004年的深秋。具体是哪一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连妈妈也记不清了。

那天,爸爸又跟妈妈表态,说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戒毒了。他要回老家,说在乡下的房子里戒,大伯等长辈也可以帮帮忙,还说:“戒毒不成功,就不回深圳了。”

我们都不相信,但一听到他要回老家,还是开心的——他不在身边,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稍微安静一些,不用在半夜看他把菜刀架在妈妈的脖子上,也听不到他辱骂我们的声音了。

爸爸回老家不到两个星期,一天半夜,妈妈就接到了大伯的电话,让她赶紧回去一趟,大致意思是说爸爸撑不了几天了。这个结局似乎在妈妈的意料之中,只是她不清楚要回去待几天。

为了保险起见,第二天,她买了一箱我们平时很想吃但舍不得买的方便面,又留下100块钱给胖阿姨,请她顺便照顾我们姐弟。晚上,她背着黑色双肩包,收拾了两套衣服,交代了姐姐几句话,就匆匆坐上了返乡的长途车。

两天后,我半夜迷迷糊糊地听到妈妈和姐姐说话的声音。早上醒来,妈妈真的回来了。她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嘴角干裂,眼睛浮肿,还有两个明显的黑眼圈。妈妈把我们喊到跟前,嗫嚅地说:“他走了。”

我并不觉得难过,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甚至暗自庆幸——他再也不能折磨妈妈了。

妈妈接着说:“我到老家的时候,打开门,闻到房间里臭得不得了,到处是黑色的大便。他穿的衣服很脏,床也很脏,我帮他换了一套衣服和床单,(脏的)拿到旁边的河里洗干净了。”

姐姐问:“他跟你有说话吗?”

“没说什么,哪里还有力气说,半夜就走了。我把房子收拾了一下,将他的衣服和裤子都烧了就回来了。”

7

从此,我们从一家五口变成了一家四口,不变的是我们依旧居住在城中村。在深圳这个城市,依旧没有属于我们的一窗一门。

我们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大叔已经吸毒三十几年了,戒毒所进了又出,出了又进。他一直没有正经工作,靠入屋盗窃、碰瓷、抢老人家的金耳饰来满足自己的毒瘾。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他顶着大大的黑眼圈,双眼无神地骑单车,就会感慨自己足够幸运。爸爸折磨我们的时间还相对比较短。

自从爸爸误入歧途,我们家就不再是平常的家庭,合格父亲的角色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他的缺位会不会是理想状态呢?至少家里是平静的,我们不用再面对欺骗、辱骂和暴力。家人一起趟过泥潭之后,总庆幸现在的生活终归平静,我想,这或许比变得大富大贵更令人欣喜。

早年和妈妈一起打工的阿芳,现在已经做了老板娘。她依靠丈夫的门面开了一家饭店,如今这家店在镇上有口皆碑。从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芳姨现在过得很好,她住在别墅里,生日时女儿会给她弹奏钢琴,结婚纪念日老公会给她买玫瑰花和金项链,儿子正在国外念书……因为拥有宠爱和财富,她看起来还宛如少女一般。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妈妈:“当时你为什么不走,发现他吸毒你还不跑啊?”

妈妈笑了,说:“我能跑去哪?带着你们三个能去哪里啊?在深圳还能做个钟点工养活你们,去别的地方也是人生地不熟。”

我开玩笑地说:“你可以扔下我们三个啊。”

“你们都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他要是没有钱买毒品,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

感谢妈妈,她真的足够坚强,面对拳打脚踢没有哭泣,面对刀锋架在脖子上也没有畏惧,用自己的双肩撑起了我们的家。

小时候,我常常想要一种超能力,不是点石成金,不是瞬间移动,而是能在妈妈身上实现世界上所有美好的祝福。她值得拥有一切美好,这辈子,最坏的苦果她都已经尝过。

尾声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目前的服务对象是街道的特定弱势群体。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她们很好的引导者和支持者,不单单只有热情,还有专业。

我想,这样也是在实现曾老师和妈妈反复跟我强调的要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诺言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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