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二姨一家

2022-05-25 11:48:32
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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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刚离世后那几年,大家族的春节团圆饭改为了每家订饭店轮流请客。没有老人维系,这个形式的聚会勉强维持几年就断了。

2022年的春节过得无味,大年初一,母亲和几个姐妹挨个通电话相互拜年。她们姐妹四个,人到暮年,回忆起十几年前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事情,感叹岁月蹉跎,言辞之间尽是唏嘘。

人上了年纪总觉得以前好,我记忆里的春节,绝大多数画面也是幸福的。但我心中偏僻之隅有一处阴影,是我童年时代少有的、不愉快的甚至恐怖的记忆。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热闹欢乐的春节团圆饭,还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仿佛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1

80年代末,外公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平房里。房子有个很大的前院,外公睡觉时,我偷拿他的拐棍在空场上舞,或者把小洋鞭一个个揪下来,点着了,往邻院里丢,邻居不胜其烦,就会找上门来跟外婆告状。

外婆跟我说,原来这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咱家的。曾外公是做大生意的,有木材厂、金店和橡胶厂,这整一条街上一大半的房子都是他的。土改后,曾经的深宅大院就剩下这一个院一间房。

外公外婆都是1920年代生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外公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钦点进入该高校任数学教员;本应是文盲的外婆,少女时代离家出走,在她舅舅的资助下读过伪满洲国国立女子高中,后来又在卫校学习“接产”,是县城里唯一敢下“钳子术”和手动纠正“倒胎”的妇产科“大拿”。她创建的诊所,后成为周总理批示的新中国最早的百家妇幼保健院之一。

老两口一个大学教员,一个医院院长,1955年旧币值“改万为元”后,市长才200元工资,他们就能领150多元的工资。外婆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可担任院长的她也无法避免6个夭折,一个儿子都没活下来。5个女儿都出嫁后,女婿们有的家在农村,有的实在太穷,于是就养成了在娘家过年的习惯。

打我记事起,一到除夕下午,外婆家就喧闹起来。老两口再加上女儿们家里带来的7个孙辈,19个家族成员齐聚一堂,七手八脚地在方厅里支上两张大圆桌,不一会儿就铺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肴。

大人和小孩是分桌坐的。大人那桌,四姨打小能歌善舞,她当年跳忠字舞时就是领舞,后来成了我的小学音乐老师;五姨是医院护士,打屁股针不疼,在我的小胖手上扎点滴总是稳稳的一针;老姨那时候才20多岁,经常骑车驮着我到处疯玩。

在我母亲和外婆之间,有一个眼生的女人静静地坐着。她年龄和我母亲相仿,穿着带一排盘扣的深紫色上衣。外公外婆讲完话后大家才能动筷,她就右手擎着筷子,左手捧着饭碗,只捡面前的那两盘菜吃,一次只从碗里夹起几个米粒,慢慢放进口中。大家很少和她交谈,就连两个日常喜欢逗笑的姨夫,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绝不开一句玩笑。

那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二姨。如今我已回忆不起她的长相,似乎她的脸总笼罩在阴影之中。挨着她坐的男人是二姨夫,同样少言寡语,两口子就那么阴郁地坐着,面无表情地自顾着吃饭,与这个欢乐喧闹的场面很不搭调。

我们小孩这桌,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是二姨的女儿和儿子。等我出生时,有了计划生育,所以从我母亲到小姨,都只有1个孩子。我们4棵“独苗”在外婆家随意得很,水果糕点拿起来就啃,可二姨家的表姐表哥们就很拘谨,非要长辈把吃的递到嘴边才肯接过去。

而那些年,我母亲和姨妈们去外地,总会买点玩具或糖果回来给我们,一直都是4份而不是7份。有次四姨家去北京旅游买回来4只憨态可掬的玩具熊猫,装上电池能摇头晃脑地爬行。我们分别给熊猫起了名字,走到哪里都抱着。我问母亲,二姨家的哥哥姐姐为什么没有?母亲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们长大了,不喜欢。”

除了“二姨好”三个字,我好像没和二姨说过别的话。母亲告诉我,二姨是病人,对她要礼貌,少说话,更不要和她打闹。听说二姨从10岁左右开始偶尔会抽羊癫疯,玩着玩着就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吓得外婆赶快上去撬开她的嘴,往里塞上东西防止卷舌窒息;再长大一点,羊癫疯不犯了,却发现她总是对着空气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着什么;等到十七八岁时,二姨的精神障碍就变得严重起来,没法上学了,外婆就只好托关系让她去了亚麻厂上班。

因为精神特殊情况,二姨不能接触车间轰鸣的机器,只能去“摔亚麻”。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头顶炎炎烈日,手握住麻把根部,用力掼在铺好的木板上摔打脱粒,再把摔好的麻颈打成几十斤的大捆,最后把亚麻粒筛好装袋。

厂里有上万男工人,看见来了个漂亮的大姑娘,难免有来逗壳子的。一来二去,引得二姨的病又发作起来,时常又哭又喊,引人侧目。

2

外公外婆是出身旧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所学的科学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并行不悖,既信牛顿定律,也信算命跳大神。等二姨到了婚配的年龄,老两口就觉得,借着结婚的喜气冲一冲,闺女的病兴许就好了。

县城那么小,街上逛一圈总能碰到两个熟人,二姨有精神问题是瞒不住的。于是媒人介绍了县工程队的二姨夫,评价里有一条是:“这人有些老实……”

外公外婆也知道这话是指二姨夫的智力有点问题,但他在单位能画图纸设计建筑,生活也能够自理,应该没什么大碍。

精神分裂与轻度弱智的结合,真是危险且无奈的“般配”。二姨结婚后,很快生了一个女儿。大表姐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亲戚们都叫她的小名“大娥子”。起初我以为是大鹅的鹅,后来看了《西游记》才恍然大悟,问母亲是不是嫦娥的娥?母亲想了一会儿才说是。我又翻了汉语词典,才知道“娥”原来是美女的意思,用来形容雍容华贵的王族女子。想想大表姐白白的皮肤,细高挑的个头,齐耳的短发,虽然没法和瑶池起舞、裙裾飞扬的嫦娥仙子相比,但也蛮漂亮的。

外公理、化都通,还能阅读日、俄语书籍,在名校任教时,教授们都在巨大的长廊里一起办公,估计对遗传学也耳濡目染。听说,大表姐出生后,他就隐晦地嘱咐过二姨夫:“你跟淑文有一个孩子就行了,孩子多了,操心。”

这话与那时候讲究的“人多力量大”不搭调,二姨夫一听,傻气冒了出来,把嘴一咧,顶撞道:“我家的事,要你管?”气得外公说不出话来。

往后几年里,二姨又生了2个儿子,小两口每月几十块工资养3个孩子,生活很是拮据,常靠外公外婆暗中接济。

外公一生埋头钻研教学,不问时事,也不善于与人交流,整天宅在家里研读俄文的数学书。因为他家庭成分是中农,在文革时备受欺侮,被喊“臭老九”也就罢了,连教学楼走廊少了一个电灯泡,都有人诬陷是他偷的。外公自己气不过,就卷了铺盖卷辞职回县城了,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外婆的娘家成分是地主,运动来时,直接被撸掉院长职务成了平头医生。老两口的工资减少了一大块,分不出多少钱来资助二姨家了。

就这样到了80年代,一天,二姨回娘家吃饭,正赶上四姨在练习舞蹈,可能是妹妹挥舞的手臂让她产生了恐怖的联想,二姨扔下碗筷,猛兽一般地扑过去,把四姨按倒在地,双手像是铁钳一样,死死扼住妹妹的脖子。

瓷器碎裂的声响惊动了众人。我父亲正在外公家帮忙干活,他赶紧冲过去用力去掰二姨的手指,结果被她回臂一肘打碎了眼镜,差点扎到眼球。后来五姨心有余悸地跟外婆说:“这要是打坏了三姐夫的眼睛,人家妈能饶了咱们家嘛?”

众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制服了犯病的二姨,四姨脖子上深深的紫红色掐痕告诉大家,她差点就没命了。

二姨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几个月后,二姨出院了,医生说是状态很稳定了,但要按时吃药,避免刺激。亚麻厂的工作也没法干了,几万人的大厂,接触的人和事越多,越容易诱发病症。二姨没了工作,3个孩子要上学,要穿衣吃饭,一家人的生活更窘迫了。

外婆眼看着要退休了,那时候讲究子女接班。医院的工作是个好活,能解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吃饭问题。于是,她就动了让二姨接班的念头。

与外公外婆当年的忍气吞声不同,我母亲和几个姨们在“运动”时正值青春期,学校停课,念语录,背“老三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白专道路”,万万走不得的。她们天天带着红袖箍去占领“司令部”,后来又跑遍全国“大串联”,都只有是中、小学肄业学历,“上山下乡”回来,也不太好找个像样的工作。

我母亲和五姨就表示反对,认为二姨接了班,要是干不下去的话,就等于白白浪费一个名额。可外婆却觉得,老二本来就有些毛病,找不到工作怎么养3个孩子呢?于是力排众议,提前退休,让二姨接了班。就这样,二姨被安排到医院洗衣房洗衣服。

二姨去医院上班后添了个到处溜达的毛病,经常在上班的路上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一转悠就是一天。好在同事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就多干点,也不和她计较。

3

从1990年开始,县里进行大规模拆迁,外公家那条街的平房都要拆掉盖楼。外公家作为回迁户,给补偿了一套50平的两室一厅,楼房。当时住楼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家也跟风卖掉平房,在外婆家楼上买了房。

外公家虽没有了平房的宽敞,但一到过年,女儿女婿们照旧回来,屋里挤挤插插塞满了人,显得更热闹了。女婿们轮流上阵跟老两口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另一间卧室里,我们4个孩子坐在床上,手里掐着一把零钱掷骰子。母亲和妹妹们则嗑着瓜子看电视。鞭炮声、麻将声、孩子的吵嚷声和电视机里的春晚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充满了幸福祥和的味道。

那年除夕夜的团圆饭,仍是我父亲他们4个女婿负责掌勺,每人2道拿手的热菜。待饭菜都摆上桌开吃了,二姨夫才领着表姐表哥们姗姗来迟,唯独不见二姨的身影。

“淑文呢?”外婆问他。

“淑文走丢了。”二姨夫木张张地说。

“啥时候不见的?”两个老人一下就急了。

“有一两个月了。”二姨夫还是面无表情地说。

外婆本能地从棉坎肩兜里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含上几粒:“怎么走丢了?”

二姨夫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让拍花的拍走的!”才4岁的表弟舞着一把塑料宝剑,连蹦带跳地插话。

外婆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

我们小时候一哭闹,就被大人吓唬说“拍花的来了”,一开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拍花的”其实就是人贩子,传说是他们手掌上抹了一种神秘的药水,往小孩脑袋上一拍,小孩就会对他们言听计从,乖乖跟着走了。

女儿丢了,这年还怎么过得下去?大伙都劝外公外婆不要太上火。那时候找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各地的收容所也会定期把收留的不明身份的人登在报纸上,家人看到就来认领——二姨在这之前也走丢过3次,有2次靠登广告、看报纸找回来的,还有1次是被她大儿子找回来的。

二姨的大儿子小名叫“大小子”,他们一家人性子都闷,唯独这个大表哥性格外向,很“闯荡”。因为几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外婆格外喜欢这个大外孙,总说“淘小子出好将啊!”以往过年时,大表哥会负责领着我们4个小的出去点烟花、放鞭炮。他朝外公要根烟,点着了斜叼在嘴里,把我们都害怕的“二踢脚”剥出捻来,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掐着,用烟点着,“嗵”地一声就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啪”地炸开。他仰着头看,叼着烟卷的嘴里满意地喷出一口烟雾,潇洒极了。

二姨那次走丢时,大表哥正念初中,学习成绩不行,全班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他天天逃课,跟着一帮兄弟混社会,敞着怀叼着烟在街上游荡,一副小流氓的模样。

在一个炎炎夏日里,二姨出了家门后一夜未归——这事之前不是没有过,二姨有时候会在公园坐一整夜,有时候会沿河岸溜达。大表哥确定他妈不在外婆家后,领着2个小兄弟沿着县城几条主要街道找,鬼使神差地跑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正好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领着一个女人上长途汽车。

即便只是远远地看背影,从那女人穿的衣服颜色、异常缓慢的走路方式,大表哥就确定那是他妈。他大吼一声,借助疾跑的力量,飞起一脚踹在那男人身上。那人被踢得一个趔趄,还没缓过劲来,又被赶上来的小弟们抽了几个大耳光,肚子上也挨了一脚。那男人挨了打,竟一言不发,一溜烟似的快速跑开了。

这边亲戚们找二姨正乱成一团时,大表哥已经把二姨领回了外婆家。平时因为学习不好被亲戚瞧不起的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得意得像个凯旋的将军,叉着腰威风凛凛地讲起“救母”的过程。

可这一次,外公连续在报纸上登了1年多的寻人启事,亲戚朋友也帮留意报纸的寻人信息,都毫无线索。我父亲他们几个女婿把周边县市的收容所都跑遍了,外婆在电线杆上、墙上头贴过无数的告示,还上过电视台午夜蓝底白字的寻人启事,仍然杳无音信。公安局那边也没有线索,外婆去看过几次无名女尸,显然都不是二姨。二姨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二姨走失时只有40岁出头,不发病时和健康人一样,出门前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爱系一条紫色的纱巾。几个女婿私底下议论,不敢让老太太听到:“二姐十有八九是被人拐卖了,不知道有病的话,能卖大几千元,就算知道有毛病也能卖一两千,因为她还能生育呢。”

二姨失踪后没几个月,县医院就不给她“开支”了。当时单位接班制度尚在,外婆知道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个空岗位。二姨失踪的头两年里,她每隔几个月就去医院骂上一次:“我看哪个敢顶我姑娘的名额?告诉你们这帮王八犊子,说不定哪天我姑娘就回来了!”

外婆当过院长,曾是妇产科“第一刀”,气势汹汹的,没一个领导敢过来搭话,任凭她在那里骂,可骂着骂着,老太太自个就哭了。

4

往后的几年吃团圆饭时,二姨夫若无其事似的,还是木木地领着3个孩子来外公家过年。他吃完饭也不走,像是没事儿人一样笑嘻嘻地看大伙打麻将。看着窝囊的二女婿,有一年,外婆忍到大年初二,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去到河沿呆坐了一整夜。

我和表弟靠打扑克、掷骰子,连唬带骗从外婆那搞到三五块钱,就去街机厅打游戏。大小子和二小子也想玩,但没钱就站在后面干巴巴地看。大娥子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跟几个臭小子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春晚。

后来大娥子发病了,跟二姨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精神分裂症状。她无法上学了,经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

二姨失踪后,大娥子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弟们,她生病后,家务就靠二姨夫来做了。我母亲不放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瞅瞅,毫不夸张地说,一是看孩子们是不是吃不上饭了,二是看二姨夫生火做饭有没有把房子点着。

大娥子就在床上躺着,问起话来一言不发,黑乎乎、稀溜溜泔水般的一碗菜汤和带“嘎巴”的米饭就摆在床头,上面叮着几只苍蝇。

我母亲跟二姨夫说:“这孩子病了,得去医院看看。”

“没病,没病,她是装的。”二姨夫说,“我可没钱上医院。”

我母亲也没法子,只好时不时地去二姨家送点吃的东西和生活用品。

时代变了,学历又值钱了,我们几个小家都在为生计操劳,说白了,努力工作,都为供“独苗”上大学攒钱,哪有太多精力和财力去帮扶这个悲剧的家庭?

1994年的一天深夜,我一生中最真实的恐怖片上演了。

那夜雷电交加,暴雨滂沱。我早早上床睡觉,却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吵醒了,只迷迷糊糊看见父亲急匆匆穿上衣服出了门去。

父亲出门时墙上的挂钟显示正是午夜时分,他回来时天已经蒙蒙亮,高度近视眼镜被揣在上衣口袋里,从胶皮靴子里倒出雨水来。

大娥子死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3天,任凭外面人如何叫都一声不吭。外婆领着父亲去撞开房门,看见她赤身裸体,上半身躺在地上,两条腿搁在炕上。

母亲听父亲讲完,就跟他面对面地坐着,一言不发。哭,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又感觉哪里不舒服,隐隐作痛。

经公安局司法鉴定,大娥子为自然死亡。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对死亡刚有稍许认识,更多的是对那未知的黑暗深渊的恐惧。听大人们说起大表姐的死,眼前就浮现出她梳着齐耳短发、咯咯地笑着拉着我的手,去她学校操场上玩。

我甚至一度认为她的死是与我有关——有一次她来我家玩,没见过抽水马桶的她上厕所时把卫生纸丢在马桶里。通常我母亲的习惯是丢在单独的纸篓里,我很不高兴地训斥她说:“纸扔在里面,堵了怎么办?”大娥子被我说得如同闯了大祸,顾不得脏,赶紧用手去捞。我按动按钮,轰地一声,水流倾泻而下,一道急速的漩涡冲走了一切,吓了她一大跳。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卫生纸扔进马桶冲走也没什么大关系,一般不会堵住的,我感到十分后悔,错怪了大表姐。

在大娥子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责得无以复加。我虽从未去过二姨家的平房,却根据大人闲聊的内容勾勒出那恐怖的一幕,成了我的童年梦魇。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踽踽独行在破败不堪的校园,随后穿过狭窄逼仄的院子,二姨家中空无一人,推开大表姐房间的门,里面是死一般的寂静,她躺在炕上,脸上是被黑发盖住的恐怖死相,旁边还摆放着苍蝇萦绕的饭菜。

我偷偷跟外婆说起这梦,外婆安慰我说,大娥子的死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她遗传了你二姨的精神疾病,“要说有错的话,都是姥姥的错”。

没人比当过妇幼保健院院长的外婆更懂“优生优育”。也许她想的是,如果剥夺二女儿结婚生育的权利,像养小鸟一样把她关进铁笼,或许就能够阻止悲剧的扩大。

5

二姨家只剩下3个男人后,屋里又脏又乱,我母亲去了,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二姨夫的呆傻似乎更严重了,每月领了工资就领着2个儿子去下馆子,几天下来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再东挪西凑到处借钱。大表哥跟着一帮兄弟混,怎么也能混饱肚皮,二表哥老实巴交,实在吃不上饭,就只好跑到外婆家蹭。

有一天我母亲去二姨家送吃的,看见大表哥斜靠在土墙上和几个叼着烟卷的半大小子唠嗑,隐约听见他们说:“……搞点钱……完事就跑……哪儿抓去?”

母亲赶紧把大表哥拽到一边说:“咱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啊,出了事,谁捞你?”

大表哥听了点点头,不知道算是认同,还是怕我母亲的啰嗦被兄弟们听见丢了威风。

当天午夜,夜色深沉,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几个青年人当街截住一个中年女人,亮出弹簧刀让她掏钱出来,那女人拼了命地抵抗,把手提包的拎带都扯断了。尖利的呼喊声传出很远,一名带枪出来的便衣警察闻声赶来,几个黑影见状四散奔逃,警察随便盯住一个,边吼边追,最后掏出枪来“砰”地一声打倒了他。

这是大表哥第一次作案,一分钱没抢到手,大腿中了一枪,还因持刀抢劫被判了12年。

二姨家的小平房里就剩下二姨夫和二表哥了。

二小子长得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因为“锛儿喽(脑门)”大,外公说他“天庭饱满,能当大官”。二小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级前5名,坚持下去是能考上大学的。

遗憾的是,在二表哥十五六岁时,也“准时”出现了精神障碍。他总觉得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们排挤他,甚至要暗害他。他在课本上画满了扭曲变形的怪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能辍学。有人看见他在街上像是芭蕾舞演员那样用脚尖转圈,一个接一个。

二姨夫不去上班了,工程队给按70%“开支”。爷俩相依为命,谁也不做家务,发了工资就去饭店大吃一顿,没钱就继续东借点、西凑点对付日子。

1997年除夕,二姨夫孤身一人来外公家吃团圆饭,进门就对外公外婆说:“二小子不见了……”

他说前一阵子领二表哥去外县的哥哥家借钱,因为没钱坐车,爷俩要走几十里路。半路二表哥说走不动了要歇会儿,就在路边坐下了。二姨夫没管他,径直自顾走,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踪影,再也没回家,人就此失踪了。

外公气得眼泪掉了下来,拐杖把瓷砖跺碎了一块,外婆恼恨二女婿的迂囊不喘,把他骂出了门。从此以后,二姨夫就再也不来外公家过年了。

亲戚们还是用登报的法子寻找二表哥,2年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和他失踪的母亲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外婆年迈,没法儿到外地去了,只能在县城的几条街道一圈一圈地转,去市场买菜,看到缺胳膊少腿乞讨的年轻人,总要端详一会儿,回家还会偷偷地哭。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亲戚们满腔的怨气都发泄到剩下的二姨夫身上,没有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外婆一家和他这个“外人”形同陌路。

我上高中后,听母亲说二姨夫也去世了,他死得无声无息的,是工程队派人去收尸、火化的,没通知任何人,他的平房也被单位收回了。

就这样,二姨一家五口人,就这样消失了。

外婆学医从医一辈子,也不耽误她去算命烧香。不止一个算命先生跟她说过:“老二没死,二小子也没死。”

后来外公先走一步,就剩下外婆一个人,过年时还是4个女儿、4个女婿、4个外孙子孙女回来。除夕夜里大家吃团圆饭,打麻将,看春晚,笑声飞扬。独苗们都长大了,似乎从记忆中自动删除了还在服刑的大小子。我成了“大外孙”,负责领弟弟妹妹们去放烟花鞭炮,虽然我还是不敢手拿着二踢脚放,但也在表弟表妹眼里看到了崇拜。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里,外婆似乎忘却了还有二姨这个女儿,以及她消失的一大家子人。

年过完,喧闹散去,便是令人窒息的安静。外婆总是开着电视睡觉,母亲下楼开门查看时,给她关上,她反而会醒来。外婆把一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没事儿就坐在那里边吸烟边往远处看,嘴里叨念着:“小二啊,你要是死了,妈也就死心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心里惦记一辈子啊……”

我上大二那年春节前夕,外婆心脏病复发住院,经诊断动脉有3处梗阻,需要支架。4家开会,决定平摊手术费用。手术后外婆似乎康复得很快,大年初二像是没事儿人一样坐起来吃了饺子,嚷着要出院回家过年、打麻将。

大家在一片宽慰中打车回家,行到半途,值班的五姨五姨夫打来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等我们掉头回到医院,外婆已在昏迷中抢救,当天深夜去世了。

我母亲和3个姨们检查外婆遗产,发现她只有几千块钱。惊讶之余,一算细账,老两口的退休金微薄,每年五一、国庆、中秋、春节,一大家子人都来吃喝,再加上给外孙辈的压岁钱,麻将扑克再输点,确实攒不下什么。

外婆去世后,习惯热闹的4个小家勉强把春节的团圆饭的传统延续了5、6年,后无疾而终,过年时,就都各过各的了。

后记

外婆去世的第3年,大表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了刑放出来。他发现家已经没有了,房子被工程队分给了别人住,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家里人死的死,丢的丢,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来到外婆家敲门,老姨告诉他,姥姥、姥爷也都去世了,外婆去世只留下几千元钱,还不够住院费。心脏支架手术花费6万多元,是4个姨家平摊的。大表哥沉默了一会儿,明白了什么意思,接过老姨给他的几百块钱,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大表哥从此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亲戚的视野中。二表哥如果还活着,已是年近半百,二姨比我母亲还大3岁,如果活着的话,已经76周岁了——想必她大概率已不在人世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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