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看守所的幼女强奸犯

2022-05-23 14:12:30
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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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2日,成片的黑云铺天盖地碾压着这座巴掌大的县城。本该转凉的天气却异常地燥闷,人人身上像裹了一层塑料膜,汗久久不能发散,不免心烦意乱。

上午8点30分,我和一大队一探组的2位搭档准时来到督查支队,等待督查分头讯问。没过一会儿,纪委书记和督查支队长带着3名检察官走了进来。带队的那个检察官我不认识,他1米6几的个头,却挺着六甲孕妇一样的肚子。另外2个我认识,一个曾在法纪科工作,一个曾在反贪局工作。

纪委书记向我们介绍了3名检察官,我当即明白大难临头了,只得苦笑着说“领导好、领导好”,可他们却连鼻子都不哼一下。

大肚子检察官一屁股塌在沙发上,一边用档案袋扇风,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王福贵受伤一事进行了初步调查,根据目前的事实和证据,认为你们涉嫌滥用职权,决定对你们立案侦查。”

看到立案决定书的那一刻,大山一样的黑云刹那间压在窗外,让人心头猛然一紧。接着一道闪电突然划过,一声惊雷在窗外炸响。大肚子检察官扭过粗壮的脖子望着窗外,说:“暴雨要来了。”

纪委书记立即跟我们仨谈话,让我们一定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务必用最诚恳的态度配合调查。

3辆带着“检察”标识的警车已经在公安局大门口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后排车门敞开着,每辆车左车门边都笔挺挺地站着法警。3位检察官把我和2位搭档分别带上警车,夹在后排中间坐着。

纪委书记、督查支队长堆着笑脸和端坐在车内的检察官们握手道别。之后,警车亮起警灯,我和大肚子检察官坐的头车“哞——”地响了一声警报,便一溜烟驶出公安局。

刚出公安局的大门,桶浇大雨接踵而至,驾驶员将雨刮拔到最高档,我还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我当警察十几年了,三天两头抓人,自认为历经过大风大浪,抗压能力强,但从看到立案决定书那一刻起,我的羞耻感还是油然而生——我成“阶下囚”了?!

1

一进检察院的大门,检察官将我们仨带到不同的楼层分头讯问。我暗自庆幸好在没带我们进讯问室,没让我们坐审讯椅、戴手铐。

检察官先给我宣读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然后让我回忆是怎么办理王福贵的案子的。

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往事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7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组装案卷,突然接到值班室的电话,让我马上过去接警。报警人就坐在条凳上,老妇带着个女孩。老妇一头枯发白多黑少,脸上沟壑纵横。女孩顶着一个妹妹头,面孔是16、7岁的样子,个头却不高。

我问老妇怎么了,她立即起身,细声细气地说:“同志,这是我女(),脏(方言:羞)人,说不出口哇……”

我当即明白了八九分,立即将她们带到办公室。妇人站着,不停地叹气,我几次喊她坐她都不坐,说自己满身臭汗,怕把沙发弄脏了。我牵着她的袖子到沙发边,她才坐下。女孩一直依偎在母亲身边,低着头,要么捏着两个脏兮兮的衣角,要么刮弄着指甲里的黑垢。怕说话不方便,我就让搭档将女孩带到隔壁办公室,请内勤女警帮忙询问。

女孩走后,妇人一开口就带着哭腔:“我这辈子走的是啥子运啰?冬瓜投的胎吗(方言,很倒霉的意思)?”

妇人姓张,55岁,她夫家姓李,是西城街道二塘村人。他们婚后生了个儿子,7岁时下河洗澡被淹死了,此后夫妻俩天天盼望再有个孩子,可张大姐的肚子却始终没有反应。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两人都慌了,总怕老了没人在床前端茶送水,更怕百年归天时没人端灵牌。

1995年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夫妇上街赶场,在供销社门口看到有个纸箱中装了个弃婴,女孩,也就才几天大。两口子欣喜若狂,立即将孩子抱回家中收养。腊月间谷进仓、肉上梁,到处都充满了腊月特有的年香味,李家在此时添人进口,故给女孩取名李腊香。

腊香一天天长大,张大姐两口子却焦虑了起来。二塘属于高山大盖,不通公路,经济条件较差,夫妻俩守着3间祖上传下来的木屋,虽然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但手里始终没有几个活钱。按照目前这个条件,他们觉得腊香出嫁时肯定寒酸,在婆家多半抬不起头,最好能修一栋一楼一底的水泥砖房,以后招个上门女婿给自己养老送终。

两口子不约而同想到了出去打工,可他们在县城转了几个月都没有人要,不是嫌他们年龄大,就是说他们没技术。2005年底,张大姐娘家侄儿回老家过年,说自己在广东承包了个小工程,工期大约半年。在张大姐的反复恳求之下,侄儿答应让她去工地煮饭,让李大哥去当小工。

找到了工作,张大姐两口子又不放心让腊香一个人在家,想只一个人去打工就好。没想到11岁的腊香安慰父母,说自己从小就在悬崖陡坎上来往,早就会煮饭、喂猪、种菜、打柴了,一个人在家不成问题。

两口子觉得都走了对不起女儿,但看看周围的情况,也只能狠下心:村里留守儿童并不少见,父母都外出打工,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娃儿满坡都是;还有几户人家,连老人也没有,一两个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读书,也没听说出问题。

于是,这年春节都没过完,两口子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8月初,广东的工程完工,侄儿要转场甘肃了,张大姐就顺道回家看看腊香。可一进门,她就发现腊香走路姿势不对劲,两腿分开,似乎裤裆里藏了一个什么东西。

她问起,腊香说自己胯子根部长了一个疱,正在吃消炎药,过几天就好。3天后,腊香突然发起高烧,张大姐给她换洗衣服时,发现腊香内裤底部硬翘翘的,像脓血干燥后留下的东西。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腊香的私处有问题,强行查看后,发现果真肿得像烂桃子。

张大姐立即拉着腊香去医院,医生一边检查,一边劈头盖脸地骂她:“你怎么当的娘,怎么管的娃儿?这么小就多次和男朋友那个,还染上病了!”

张大姐当即懵了——腊香才11岁啊!她一把揪住腊香的头发,“噼里啪啦”甩了一通耳光,还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骂她年纪轻轻就侮辱门风,又质问她男朋友是谁?

腊香埋着头,哭着说自己没耍男朋友,“是李全二爷强迫的”。

李全跟李大哥共一个祖宗,两家算是亲戚。张大姐当即抱着腊香哭了起来,医生让她莫只顾着哭,要赶快办住院手续,到公安局报案。

2

3个多小时后,内勤女警送来了腊香的询问笔录。

腊香说,大概在父母出门3个月之后,二爷就来家里侵犯了她。事后,二爷警告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要杀她全家,“只要不说出去,随时给你零用钱”。在这以后,二爷时不时出现在她身边,前前后后几十次,具体次数她已经记不清了。

当天夜晚,我和搭档赶到二塘抓捕李全。这糟老头子71岁,一副国字脸上布满了花白的络腮胡,再配上寸板头,看着很精神。他老伴死了十几年,一个人在家,一直跟我们顽抗了5、6个小时才投降。

在讯问室里,李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末了却鄙夷地说:“这丫头也不是什么好货,别看才11岁,那个事肯定做过好多次了。”

一旁记笔录的搭档气得顺手将一本刑法书砸向李全,又站起来冲过去,抡起了蒲扇大的巴掌。我赶紧拦住他,说打人就是刑讯逼供了,“再说,他的话里有重要线索!”

李全在笔录上签字后,我就给他普法,说与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无论幼女自愿与否,都以强奸论处。李全委屈地嚎叫:“她从来没反抗过!有几次我还拿钱的,这是嫖娼,怎么就成了强奸呢?王福贵从没拿过钱,那才叫强奸!”

这些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不像说谎。我当即一惊,难道是我们的内勤女警没问到位?于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解下李全的手铐,笑呵呵地给他点了一支烟,坐到他面前“吹聊斋”。

李全贪婪地抽着烟,说他是发觉王福贵有事无事在腊香周围转,才动了心思的——作为过来人,他晓得王福贵对腊香已经起了歹心,甚至可能已经得手。

后来,王福贵发现李全也在打腊香的主意,还开玩笑地般告诫他不要对“孙女”起歹猫心肠,“那意思是他要独占”。

我给检察官交代时,没说到底是谁举报了王福贵,只说我们是在调查走访中获取了这一线索——李全是“证人”,我们要给他保密。

交代完,检察官问我对王福贵立案没有?我说接到群众举报后就开展了初查,根据初查情况报请局领导批准立了案,卷宗里的法律文书记载得清清楚楚,程序上绝对没问题。

“初查情况如何?”检察官步步紧逼。

那天深夜,我和搭档将李全送进看守所后又立即赶到医院。我们在医院找了一间办公室,让支队的女政委负责询问腊香,并请了精神科的一位女医生辅助。她们先是和腊香聊学习,然后聊家常,再慢慢切入正题。很久之后,腊香突然“哇”地哭了起来,说王福贵在李全第一次来家前的2个月就欺负了她,次数不比李全少。那天她在医院被母亲打怕了,所以才不敢说。

第二天中午我们去抓人的时候,王福贵正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摇着蒲扇,跟一群大妈大爷摆龙门阵。他69岁,比李全高出半个头,膀子、腿上是一坨坨的腱子肉,手臂有碗口粗,铐子最多铐进去两三颗齿。

这老头嘴巴很硬,顽抗两天一夜后才撂,之后又问:“同志,可不可以交点罚款放我走?我回去立即给李腊香全家跪下认错,多赔点钱,他们家差钱。”

我鄙夷地瞪了他一眼:“拿得出好几十万嘛?”

没想到王福贵信以为真,连忙说:“我几个娃儿都不错,和城里好多当官的都有往来。老大在县城开建材门市,老二在省城当包工头修房子卖,幺女在县城开汽修厂,他们肯定愿意出钱救我。几十万不说嘛,几万、十几万分分钟就凑起了。”

王福贵的几个儿女“都不错”,我早已领教过了——刚把他抓回队里时,我就连续接了局里3个科所队长的电话;后来审讯时,还有个局领导打电话来问王福贵的案情,要约我和2个搭档吃饭。

谁家没有姐妹、女儿?为这种案子说情,我反感至极,只透露了他们早就知道的“奸淫幼女”,断然拒绝了所有人的吃请。

我对搭档说,王福贵有背景,我们更要三下五除二把询问受害人、讯问嫌疑人、调查知情人、指认现场等工作做完,“把证据锁死,争取最快速度提请逮捕,让那些想帮忙的老虎去咬天”。

3

王福贵的供述与李腊香的陈述基本吻合,我们据此刑拘了他。我和搭档商量之后,决定先将村里的贾大妈作为重要知情人来调查。

当年在王福贵老婆怀二娃期间,他大白天的出去偷人,结果被女方的跛脚男人拿着柴刀堵在了屋里。住在附近的贾大妈怕闹出人命,就死死吊住那个男人,王福贵才能乘机逃脱。后来,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事,贾大妈还经常拿它跟王福贵开玩笑。

王福贵说,有一次他从腊香家出来,碰到了正到地里摘海椒的贾大妈。为了掩饰尴尬,王福贵站住和她聊天,贾大妈还问他到腊香家干什么。王福贵说自己口渴,进屋找水喝,贾大妈取笑他:“老骚牯(方言:发情的公牛),你屋没得水?还绕山绕岭到这里找水喝,死不悔改!”

那天中午我们去贾大妈家,谎称自己是西城街道办事处来调查耕地林地权属的工作人员。贾大妈热情又健谈,很快就将自家耕地林地的位置、边界说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小块在腊香家旁边。

聊到这儿,我突然说起某天她在地里摘海椒遇到了王福贵。

“那得好久了,他到李腊香家找水喝,出来碰到我摘海椒。”贾大妈突然怔住了,“——咦,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随即亮明身份,请她聊一下当时的情况。可刚才还能言善辩的贾大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妪。她面露悔色,怯懦地说自己七老八十了,老眼昏花,经常拿着锅铲找锅铲,背着孙子找孙子,别人说的事转身就忘,更不要说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我正在做说服工作,又有3个大妈走了过来,为了避免惹麻烦,我急忙说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骗人,你们明明是公安局的。”有个大妈突然笑着说,“上次抓李全时,就有那个穿短裤的同志,我还帮忙撵狗的。”

事已至此,我只能请她们协助我们调查。谁知大妈们并不情愿,还鄙夷地说:“母狗不摆尾,公狗不上背。”

小时候我在老家经常听一些长舌妇说这种话,这一回才再想到它的含义,心里当即滴血。

一份笔录都没做成,我们只好又去王福贵家了解情况。可屁股还没坐稳,王福贵的老婆就开始诅咒自家男人:“关死他,让他把牢底坐穿,这辈子都莫出来。”可没一会儿,她又开始为他喊冤:“我自己的男人有几根头发、几根肠子我清楚得很。他从来都是循规蹈矩,从没听说过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事,更不要说李腊香这个娃儿。他绝对下不了那个手,肯定是那母狗乱咬人。”

那天一大早,我和搭档去看守所将王福贵提出来,要去指认现场。王福贵认罪态度很好,带路也顺道,边指认边交代。到了下午4点,我们把他带回看守所,可离开不过半小时,看守所值班室就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喊我们马上回去,说王福贵昏倒了。

大家把王福贵推进CT室不久,看守所所长就垮着脸走过来,像我们挖了他的祖坟。他咬牙切齿地质问我和搭档:“为啥子动手动脚?搞出这么大的事!”

“领导,自始至终没人动他一根指头,这种帽子不能乱扣。”我反驳后立即降低语气,问王福贵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颅内出血!说是外力所致,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多半活不过来!”看守所长压低声音说。

我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报告支队长。很快,支队长跑了过来。不久,分管刑警队、看守所的局领导也到了。紧接着,局里的纪委书记、督查支队长也赶到了。

几位领导将我和看守所所长喊到偏僻处问话。所长说,王福贵回仓室十几分钟后就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这几天白天都停电,看不了监控,但我们问了几个在押人员,都说仓里没人动手,可能是王福贵得了脑溢血。但王福贵的身体比年轻人还好,哪来脑溢血?肯定是在外面指认现场时出的事……”

我立即否认,说我们没动他一根指头,他自己也没摔倒碰倒:“我可以用儿女性命发誓,肯定是在看守所出的事。”

争执中,公安局局长、政委赶到医院,请医生全力抢救,费用由公安局出。同时又安排纪委书记带领督查支队调查我和2位搭档。我和搭档随即被带回公安局隔离,连夜审问,直到凌晨3点多,第一次讯问才结束。他们既不准我们回家,也不准我们回刑警队,就让我们留在督查大队,书写将王福贵提出看守所到还回看守所的全部过程。

第二天下午,我还在睡眼朦胧地写材料,楼下突然传来了哄闹声。我将窗子拉开一条缝,探头一看,只见三四十个男女打着横幅,呼喊着口号涌进了公安局大院。

那横幅像殡仪馆的挽联,黑布上贴着菱形白纸,写着“严惩杀人凶手”几个大字,百把米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喊一句“严惩杀人凶手”,后面就加上我和2个搭档的名字,一句口号一个名字,一刻不停歇。

王福贵死了?

我从警察这么多年,一直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和那些拿刀的、拿枪的、拿炸药包的都交过手;那些腐烂生蛆、大卸八块的尸体也摸过;几百人的群体性事件也参与处置过,甚至开枪打伤过犯罪嫌疑人……我从没怕过,这下却开始发慌、发抖。

不到一刻钟,一大批同事围上去收缴了横幅,前面的那几个被“请”进办公楼。正准备“请”其他人时,一个粗壮的男子振臂高呼:“公安局官官相卫,包庇杀人凶手,还抓我们的人,到区委区政府伸冤去!”

瞬间,几十个人又一窝蜂地涌出了公安局大院。

事态严重了。两天后,督查支队长拿出决定书,宣布让我们停止执行人民警察职务。虽然感到冤枉,但我和搭档们不得不乖乖卸下警衔、警号,交出工作手机,并在决定书上签名捺印。之后,我们每天上午8点半要准时到督查支队报到,不能回刑警队,也不能与同事、王福贵的亲属接触。也就是说,除了接受督查的讯问、教育,我们只能待在家里。

跨出公安局大门,我立即找公用电话拨通了支队长的手机,他让我们到城北加油站旁的岔路口汇合。

“王福贵还没死。”支队长一开口就带来了好消息,“但情况非常不妙,医生说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他的亲属到公安局上访被驱散后,直接去了区委,区长和政法委书记亲自接待了,表示一定给他们一个交代,局里正在努力平息事态。”

督查支队调查了看守所的管教和王福贵同仓的11名犯罪嫌疑人。管教证实,王福贵出所入所都是好好的;几道门岗都说,王福贵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喊着“报告”路过;同仓的犯罪嫌疑人说,仓里没人动手,王福贵也没自伤自残。他们又调查了王福贵2年来的体检、就医记录和他进看守所时的体检记录,显示他身体倍儿棒,“利用侦查推理和矛盾排除法,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只能出在你们身上”。

我立即喊冤,支队长说:“我了解你们的执法素养和工作作风,也相信你们没动粗,我将尽最大努力协调,让事情在公安局内部解决。现在最不利的是,王福贵的亲属天天到区委区政府上访,大领导为了平息事态,可能要让检察院查处你们。如果检察院介入,性质就变了,问题就严重了。”

4

我和搭档们被检察院接连讯问了5天,都不承认对王福贵动过粗。每天讯问结束时,检察官都会义正言辞地警告:“你们不配合调查,明天将根据你们的态度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言下之意就是再不承认,他们就会送我们进看守所。

第6天下午,金副检察长亲自出马了。金副检察长早年毕业于某政法大学,是检察院难得的科班生,他多年来一直从事法纪、反贪工作,当过法纪科长、反贪局长。后来成为副检察长,仍一直在分管反贪、法纪工作。我们支队曾请他讲过审讯课和刑事法律课,听得我佩服至极,总觉得他是正义的化身。

金副检察长先给我们进行法纪教育,然后亲自讯问我这个带队的探长。他对我说:“大家都搞了几十年侦查,谁也不用糊弄谁。”他的双眼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冷静地观察着我的表情变化,让人不寒而栗。

“领导,问题出在我们3人身上,这个结论不具备唯一性,你们轻易排除同仓室人员殴打的可能性,我不服……”

金副检察长猛地伸出右手食指,像一把标枪刺向我的面门,我本能的偏头躲闪。还未回过神来,他又严肃地说:“我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仅凭目前的零口供,检察院可以诉你,法院可以判你。”

“滥用职权的立案标准是死亡1人,或重伤3人,或经济损失200万。即使问题出在我们身上,也没有达到立案标准,最多就是个意外事故。”我索性豁出去了,跟他杠上了。

金副检察长“啪”地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盖子跳起来,在桌子上转圈。他冲我大吼:“上百名群众到区公安局、区委区政府拉横幅、呼口号集访;上千群众围观,质疑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是滥用职权立案的兜底标准!”

“一个全村老汉都在睡的母狗,用得着你几爷子动手动脚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要害苦了你的搭档。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明天上午8点半根据你的态度,决定要不要刑拘你。滚——”

我气呼呼地离开检察院,一出门就转弯抹角地联系了支队长,他还是秘密会见了我们。得知我刚和金副检察长杠上了,向来文绉绉的支队长劈头盖脸给我来了一顿臭骂,我大气都不敢喘。

“王福贵那边一天几十人到区委区政府喊冤,送你们进看守所就是区领导一句话、检察院一张纸的事。不管动没动手,是条龙必须给老子盘起,是只虎必须给老子趴起。一句话,接受调查时必须做龟儿子。”

骂完,支队长又和颜悦色地安慰我们,说局里已经将我们的事专题报告了市局,请求市局派员调查。市局成立了工作组已进驻局里,他参加过见面会,阐述了我们提出的疑点。

我的脑袋点得像鸡啄米,又问起腊香的案子。支队长说李全已执行逮捕,王福贵没有提捕,他目前这个状态没必要提捕。

第二天,大肚子检察官就宣布对我们仨取保候审。有了支队长的告诫,我乖乖地请老婆担保,2个搭档也乖乖地请各自的父亲担保,一起在决定书、保证书上签字画押。

5

1个多月后的深夜,支队长联系我,让我和搭档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说市局工作组围绕王福贵同仓室人员展开了调查,“人在做,天在看,做善事有回报,你帮腊香转学帮了大忙”。

李全和王福贵到案后,我曾抽空到腊香就读的“西城二小”去了一趟,想让班主任给腊香做做心理疏导工作。可班主任说,消息已经在附近传开了,很多小孩都嘲笑腊香是“母狗”。腊香不敢和同学们交往,说不想读书了,打算跟母亲一起出去打工——除此之外,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突然动了给腊香转学的念头,班主任也支持,于是当天我就征求了张大姐母女的意见,她们说如果我能帮忙转学,腊香愿意继续读下去,“看能否转到西城三小”。

当天下午,我找到西城三小的王校长,请他接收腊香,让她争取考个初中。王校长秃顶,带一副金丝眼镜,像个老学究,还没听完介绍,他就竖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说:“我早就听说这个事了,说两点:第一,李腊香年纪轻轻就多次和村里的老汉发生关系,充分说明这丫头本质败坏,到我这里肯定要带坏其他学生,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第二,西城二小的学生议论她,难道西城三小的就不会?两所学校本来就没隔多远,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二塘村的学生——转学不起作用哇,不如不转,还是让原学校加强心理辅导吧。我马上有个会……”

被下了逐客令后,我跑到西城街道分管政法的李副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出面协调。听我讲完,李副书记说他将竭尽全力协调此事,然后笑哈哈地预定酒店包间,又给王校长等人打电话,说自己想念老朋友,晚上小聚一下。

晚上,王校长一进包间看到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那时请人办事没有不喝酒的,七八两白酒下肚后,王校长就答应让腊香转学,之后他又提出要跟我喝啤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昨晚到底喝了多少,完全不记得了。洗漱回来,我接到王校长的电话,让我马上去办转学手续,我又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大姐。

这天上午安排好腊香转学的事,我又去看守所提审王福贵,顺便找老唐了解他在仓室的表现。老唐当过多年的派出所长、教导员,察言观色、揣摩人心理的能力比较强,管理犯人很有一套,仓室里很多几进宫的犯人都敬畏他。

搭档刚将一支烟递过去,烟鬼老唐立即笑着推辞:“莫抽烟,小心起火。你昨晚喝了好多?这房子都要被你的酒气撑爆了,遇到明火绝对要爆燃。”

我抱着胸口说自己是为了给腊香转学“舍命陪君子”。老唐当即竖起大拇指,说我这酒醉得功德无量,不但救了腊香一个,还救了腊香一家。听到“酒”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之后污秽喷涌而出,居然还带着血。老唐劝我赶快去医院,后来我又抽空挂了3天水。

我不明白这件事跟王福贵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又不能将功补过。支队长却说:“你要请老唐喝顿酒。”

原来,一开始市里派来的工作组逐个询问王福贵同仓室的犯人,他们都一口咬定是王福贵自己倒地,可能得了脑溢血。可几轮调查下来,工作组发现有的人说王福贵倒地时是仰面倒的,有的说是额头先着地,还有的说是侧身先倒地……细节纰漏百出,其中肯定有问题,工作组怀疑王福贵可能在仓室里被殴打了,就决定让老唐利用“管教”优势逐一瓦解。

两轮思想工作做下来,老唐认为华二最有嫌疑。此人24岁,初中毕业,当过多年混混,22岁那年他金盆洗手,靠在县城摆烧烤摊赚钱。因为发小被一个混混打折手杆,对方拒不赔付医疗费,他就提了一根钢管,当街打折对方的小腿,抵了。然后自己掏钱给发小支付了医疗费。

老唐照例先是对华二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然后把话题转移到了王福贵身上。华二依然说仓室里没人动手,“多半是强奸幼女遭报应,得了脑溢血”。

老唐没有搭理他,先是讲了腊香的凄惨身世,接着讲我为腊香转学喝成胃出血,最后拍着桌子咆哮:“王福贵出事后,检察院说是办案那3个兄弟动的粗,把他们弄进去了。天大的冤枉,要不是王福贵好过来……”

老唐一直盯着华二的脸,他看到华二的表情不断变化,先是可怜,接着点头赞许,然后胸膛起伏,似乎在发怒。

“报告管教。”华二突然站起来,“王福贵是我打的!”

6

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那天王福贵刚回仓室,“牢头”就安排他擦洗便槽。强奸犯是仓室里最没有地位的犯人,一般铺位在厕所边,还要负责洗厕所,而那些糟蹋幼女的,有的牢头还会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牙刷、脸巾擦洗便槽。

王福贵干活的时候,其他犯人就问他提审的情况,他嬉皮笑脸地说自己被拉出去指认现场了,在腊香家中、山林中、放学路上等等地方指了十几处。

有犯人问他:“你当时又指认又交代,身临其境,雀雀站起来没有?”

正擦洗着便槽的王福贵来了兴致,立即提着毛巾,大踏步走到铺位前,笑嘻嘻地说:“老子虽然要满70了,但床上功夫不输你几爷子。指认第一回那个现场时,雀雀一下就站起来了。你几爷子想嘛,那丫头是我破的处,咪咪还像一个才出蒸笼的泡粑,进了棺材都忘不了……”

华二比王福贵后入所几天,原以为他这么大的年纪,祸害的是村里的老太婆,不想却是糟蹋了一个小姑娘。现在他居然还恬不知耻、绘声绘色地跟人描述着。

“老子×你先人,你狗×的还是人不?”站在端头的华二怒吼一声冲了过去,飞起一脚,踹在王福贵的胸膛上。王福贵踉踉跄跄地飞出去,仰面倒地,后脑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啊”的一声惨叫,挣扎着。

看着王福贵起不来,大家都慌了。华二比较镇静,说他反正是打人进来的,也不在乎多这一个:“汉子做事汉子当,问起来就说是我打的,多判几年无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牢头”围着王福贵转了一圈,说:“这糟老头伤得不轻,你去投案可能不是多判一年两年的问题。”之后他警告大家,说华二耿直,打的是恶人,谁也不准出卖他。如果管教问起,就说是王福贵自己倒地,可能是得了脑溢血。

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牢头才报告管教。

工作组固定证据后,立即通报检察院,检察院安排大批人马连夜讯问华二和同仓室人员,得出了和工作组一样的结论。后来,大肚子检察院官非常客气地通知我和搭档,说他们决定撤销案件,让我们过去“完善一下手续”。

那天从检察院出来,我和搭档小跑回单位,整整齐齐地站在支队长面前:“报告支队长,一大队一探组归队。”

支队长举手回礼:“恢复一大队一探组建制!”

参加工作才2年的那个搭档,当即转身趴到沙发上,抱着扶手哭得稀里哗啦。不知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因为太委屈。

李全和王福贵先后被判了重刑,华二也被判了10年。

王福贵在医院躺了半年多,居然起来了,能歪歪倒倒地走几步。他双手不能握拳,嘴里流涎水,说话很难听清意思。判刑后,他被保外就医,活了4年多。

腊香转学后,学校不提供住宿,依然要走读。因为生活离不开土地,张大姐夫妇没听从我的建议到学校附近租房,于是腊香不可避免地要与村里人见面,王福贵、李全的亲属一如既往地骂她,西城三小也有孩子跟着嘲笑她。

腊香的成绩先是垫底,后来直接掉到了地底下。她很少和同学一起耍,要么几天不说话,要么一个人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大半天,也不知说些什么,有人说她可能是癫了。

2007年夏天,还有个把月腊香就要小学毕业了。那天放学后,同学们准备过马路,一辆水泥罐车鸣着大喇叭飞驰而来。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边等,唯有腊香选择飞跑过去。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过,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年秋天,金副检察长被调到区农机局任调研员,50多岁就结束了如日中天的事业,我一直感到纳闷。

几年后,我考进省厅,和当年工作组的某位同志成了同事。一次喝酒时聊这个话题,他半遮半掩地说,当时工作组发现金副检察长和王福贵的二儿子是结交多年的朋友,他在王家二儿子的项目上投了上百万。从通话记录来看,王福贵被抓以后,他的二儿子先托了金副检察长,金副检察长又托了我们局里3个科所队长和一位局领导找我。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华二提前2年出来了。他继续在县城摆烧烤摊,店里几乎天天满场,客人大多是敬慕他的“江湖人士”。

每次从省城回去,我都要邀两个老搭档去华二的店里吃宵夜。见到我们,华二再忙也要把生意交给老婆或服务员打理,好专心致志地陪我们。每次喝酒之前,华二都要提议:“敬李腊香一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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