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二环的三轮车上看北京

2022-05-13 12:17:25
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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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8年,我辞去了上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彼时,“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还尚未成为大众熟悉的词汇。正值大国崛起之时,“新四大发明”(编者注:2017年诞生的网络流行词,具体是指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建立起巨大的自信,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仿佛就是外卖员逆行闯红灯、快递员不能准时把东西送到家,仅此而已。在和一些朋友的争论中,他们多把这些“大问题”归咎为从业者素质:因为素质不高,所以只能去做体力劳动,所以做了还做不好。甚至一度还流行过这样的叙事——不要讲述自己的不易,否则就是“你弱你有理”。土鳖而残忍。我曾目睹过这样一个场景:4个人,分别是保安、清洁工、城市管理者、门面老板,同时揪住一个共享单车运维员,让他清理掉马路上四处乱摆的共享单车。我随即应聘了这个岗位。从那时起,每年我都花上一段时间做体力零工,有时为期半年,有时一个多月,行业大都和城市生活构成相关——共享单车运维员,便利店店员,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我想厘清,哪些东西是个体性问题,哪些东西是结构性问题,以及大家能不能互相理解。可不可以不要再说什么“你弱你有理”了,大家都不容易。再说了,他们真的不知道对方不容易吗?——不知道个屁。我的原则是,做零工期间财务能自负盈亏。因此,在那段时间,我曾因工伤无法劳动而身无分文,逃过青旅的房租,也吃过别人剩下来的面浇头。卷入得越深,我就写得越重;能做旁观者的,我就撒肩而过。不能免俗的是,我总会反复回味偶然的慈悲。从去年开始,我明显感觉到,打零工的群体里,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被经济浪潮筛下来的白领群体越来越多。我一方面担忧,行业容量终究有限,另一方面又抱有希望——也许这些人的加入能够促进法规的完善,社会的平等。我常想起一些同辈年轻人的脸: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受惠,尝到了第一剂的甜,去咖啡厅,看展,看演出现场,去便利店打卡,野餐,露营,养猫,像狗游上岸一样甩掉身上的水,捕捞到一些转化率高的醒世箴言、论证逻辑和生活方式,健完身后神清气爽并毫无新意地指责“个人贫穷是因为懒惰”……这些复杂的元素各自波动又彼此交织,日复一日地构成我们目之所及的时代。现在,2022年,这些脸——也许是一张脸——开始在墙上逐渐黯淡下去。人们开始意识到,彼此的命运依旧在未来紧密相连。

1

夜里12点,遍布精酿酒吧和西餐厅的五道营或方家胡同可能还没睡,炮局胡同醒着的只有猫。我蹑手蹑脚下楼,分两趟把2块50公斤重的蓄电池搬上自己的橙色电三轮。每块蓄电池能续航30公里,是拎起来之前需要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的那种沉重,提手勒得肉疼。

楼梯口到胡同的三四十米,堆满了自行车和杂物,仅够一人出入。我尝试让这段距离省力些,比如扫一辆共享单车,把电池放在车框内推行,可它实在太重了,没走10米就滑落在地上,外壳摔了个粉碎,所幸电芯和我的脚都问题不大。

2018年夏末,我是某共享单车公司北京朝阳区15个“夜班运维员”中的一个。白天领导在微信群里交代过任务——我需要在晚上开着电三轮,用内部工作软件找到至少20辆故障单车并送到停车点,就能得到150元工资,要肯多找,公司会按每辆5块支付报酬——这份工作有点像在北京城里玩手机游戏Pokémon GO(《精灵宝可梦》):宠物小精灵随机分布在城市某处,你去屏幕显示的坐标捕获它。

待干预的车辆在工作软件的界面上是一个个闪烁的亮点,需要“干预”的理由包括失窃、低电量、未上报、以及非运营——也就是故障车。优先处理的是低电量和非运营状态的车,它们在地图上会发出求救信号的红点;随后这信号逐渐微弱,成为黄点,被标识为“120小时未骑行”,然后是“240小时未骑行”,到这个阶段,经验丰富的运维员就不会去找了,因为多半是永远找不到的;接下来它们会变成“480小时未骑行”,“720小时未骑行”,直到最后一点电耗光,在地图上成为灰点。

灰点也代表失窃车。在朝阳区范围内,系统判定有5452辆车疑似被居民故意搬回了家,比如离我20米开外,三里屯某小区6层楼中的一户就停着一辆,这是这个城市不特别体面的一个秘密,近在咫尺,我却找不到它。

另一些时候,工作软件显示单车就在河边绿地或路旁,却遍寻不得,有理由相信它已经被某位醉汉扔进了亮马河里;还有一辆坏掉的单车隔着某个非洲国家使馆的铁丝网和我面面相觑,我和门岗的武警战士对视了一眼,放弃了请他帮我搬出来的愚蠢念头。

那天晚上,离我最近的一辆出麻烦的单车在500米外——东土城路金孔雀大厦,系统里的故障备注是“链条掉了”。上一位使用者应当在开锁后不超过3秒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随即关锁、报错。然后我,也就是离他最近的运维员,赶来扫码、在“干预类别”上选择“链条损坏”,抬上电三轮,寻向下一辆坏车。

这份工作有时就像城市旅行——在神路街看到“永延帝祚”牌坊,这一端的旅途就该结束了,我开始掉头向北去和平里。

新一些的小区在晚上12点左右总有1/3左右的灯还亮着,老社区也偶有一两扇窗彻夜长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残留一丝白天的味道。我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到人类活动的迹象,那些人们在夏夜里熟悉的空调外机声、鼾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炒菜声、说话声、麻将声……什么都没有。在最核心的北京,二三环之间的地方,我感觉好像身处荒野,打着手电沿地图上的光点向前走,心中莫名害怕,直到把车扛到和平里东街上,才呼出一口长气。

和平里这个地方总是让外省小青年带着些仰视,最顶级的那一拨儿领导人虽然不住这儿,但能在此地分到房的也算第二流的中坚力量了。在最混乱的时期,一些王孙贵胄也曾暂居于此,被抄家后,贺龙的子女曾住在和平里一区5号楼,另一栋楼里,吕正操的子女与之相邻。赫鲁晓夫楼社区相继破败的今天,和平里仍然保有安宁和秩序之美,中央交响乐团坐落在北街的树荫下,人行道旁类似街心公园的区域坐满了打桥牌的老人。

它具备人间烟火里一切好的要素——街坊,邻里,亲和,水果店,但巧妙而精密地摒弃了不好的东西——比如混乱的治安,小餐馆带来的油污,胡同里常见的吵骂,像给共和国的建设者们精心修建的一座属于50年代的苏州园林。

我把坏掉的单车拉回和平里医院对面的停车点卸下,花圈寿衣店的长明灯把四周照亮,人行道上停着几百辆损坏的共享单车。不时有人试图扫码,但一辆都打不开。然后几个同事开着厢式货车过来,把坏车逐一登记,再送到六环外仓库修理,修好了就重新调度投放进市区。

2

当运维员的初衷,是一场基于好奇心的游戏。

在半个月前,我还在一家胡同里的内容创作公司上班,同事温和、宽厚、富于耐心,老板颇有罗永浩式的激情与人格魅力,在冬季到来前宣布员工因租房打官司的费用公司全额报销,驱散了刚刚刮到干净明亮茶水间里的阴霾。

那段时间,我反复归纳、总结、收集、采访、倾听,学习如何写出一个好故事。我们常讨论彼得·海斯勒或者李海鹏怎么写,但多数时候面对的还是自己的境遇。

我是2017年冬季来北京工作的。做出这决定不易,看起来像是从众加入饕鬄盛宴,或是拉上已开动列车的门把手。我在10多平米的出租屋如同瑟鼠,感觉同路人分道扬镳,有人战战兢兢、哀鸿遍野,有人不再着眼于不能改变的事,然后说着“躬身入局”一类黑话进场。

与此同时,互联网时空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剧烈变化,由那些通宵不灭的西二旗办公楼里传导至我们周围。一线城市与二线拉开距离,人在北京上海深圳说的事儿,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说的已不是一种东西了。似乎各行各业都深受鼓舞,加班的人走过的街道,都洋溢着兴奋与力量。

来北京前,我便听闻地铁早高峰的恐怖,图省事儿,就租了公司附近的房,炮局胡同甲34号,房租一个月2450元,15平米,步行上班半个多钟头,公交车或者地铁都不顺路,幸好有共享单车,使我从家到公司的通勤时间能保持在一刻钟以内。

我租住在似乎是合法的房子,但我还是做好了随时被人赶出去的准备。我住在这里,努力体会着彼得·海斯勒和梅尔笔下的北京。

朋友们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基于都市传说的浪漫想象。这儿曾是北京市局看守所,“老炮儿”们的西点军校,著名台词是:“镇西单镇东单的顽主,炮儿局全镇。”公交安保分局还在这儿,除了常有警车呼啸而过外,与其他胡同无异。

另一些朋友则表示羡慕,说居然只花了两千多就住进了北京的胡同。在他们的语境里,住胡同是有一种神秘感的,“胡同”构成了游客心中或宣传片里的北京印象,是另一个北京,是遍布着咖啡厅、网红西餐厅和Live House、古着店的北京。

许多原住民离开后,“头部时尚博主”们一夜间转战北京,找胡同房屋经纪人租下了专门改造过的loft,租金从七八千到数万。他们把生活记录在社交平台,说住胡同接地气,“北京人真好玩儿!”“遛鸟的大爷真逗。”“今天尝试了豆汁儿,我可真厉害!”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也热衷住胡同,有专门做老外生意的中介,一间稍微装修过的普通平房就要三四千。

不过,那股风还没吹到炮局胡同,这里住着的是打小儿就待在这儿的北京人、开出租或为了孩子上学的远郊北京人,还有修车修锁开便利店以及卖菜的外地人。

天气转暖,骑共享单车进胡同的人越来越多,堵住过道,惹得邻居纷纷投诉,公司行政不得不打印告示贴在墙上:请大家不要把共享单车停在门口,以免堵塞交通。

一些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新生的事物及衍生的规则,大有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之意,将从有记忆起就深受其害且怒不敢言的城市积弊顽疾一扫而空。他们苦公共交通久矣,经历过被拒载、找假币、挤地铁,因而极其痛恨违停或把共享单车扛回家的人——碰上就拍照去官方微博举报,“这里是城中村,不符合共享单车停放规范”;或者随身备一管胶水,随时灌在单车私锁的锁眼里;要么就拿肩去撞旁边逆行的单车——这是真的爱共享单车啊,生怕这生意被那些素质太低的用户给弄黄了。

不久后,胡同引进了街道物业,说要让居民在安保卫生方面享受和小区业主同等的服务,眼下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围追堵截共享单车进胡同,于是,围绕着这些单车,成了一场声东击西的猫鼠游戏。

就这样,新的职业出现了——共享单车运维员,在边界尚未划定的冲突高发期,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工作,当街被人呼来喝去,商户、城管、环卫工人,谁都能吆喝上一嘴。人们还没有学会和共享单车共处,运维员沉默的三轮车斗里装着满满一车单车,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

我好奇这个庞大的体系如何运转——每天像是有无形的手如潮汐一样把车从地铁口分散到各个小区,再从各个小区聚拢回地铁口。没有任何职业比骑在三轮车上更适合观察北京城了——我想知道他们把车拉到哪里去,再从哪里把车拉回来。

主管的面试题只有一个:你开过电三轮吗?

我告诉他,我开过摩的(只有两个轮子),还驾驶过农用车(假的),以此证明自己是驾驶技术的熟练掌握者。如果这份工作需要用电三轮来举办F1比赛,我就是莱科宁。主管不置可否,直到我交了2000块押金后,他才放下心来。

“这车放外面不会被偷吧?”我开玩笑地问。

“一般不会。”

3

领到电三轮的那一刻,我兴奋异常。等把车骑回出租房后,却犯了愁。

像从来没养过宠物的人突然有了一只狗或者一只猫一样,我完全不知道该把这个2米多长1米来宽的东西停在哪儿。它的大小足足要占8、9辆自行车或半辆汽车的位置,可胡同里的空间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马路边7点到22点禁止机动车停放,我想这规则也包括电三轮。我开始思考北京城里那些必须用三轮车干活的人都在哪儿停车,这的确是我从没想过的问题。来回走了三趟,我最终将电三轮见缝插针在两辆“瘸B乐”(北京人对残疾人三轮车的蔑称)中间。

第二日,我睡眼惺忪下楼看车,两位老大爷立即用手指向我——他们在谈论我,眼睛却不看我,彼此的脸冲着对方。

“是他的车吧?”

“对,就是他的车。”

“昨天晚上睡了半宿把我吵醒了,11点半一趟,4点半又一趟。”

我逐渐搞明白,是电三轮插拔钥匙时会自动播放提示“请您遵守交规注意安全”,夜里挺响,吵着人家睡觉了。等我走近,大爷说:“车是你的吧?放这儿一两天还成,明天你得挪走,我儿子回来要停车,平常都用小板凳占着呐,一天没摆出来你就给停上了。”

我连声说不好意思,他们这才终于停止关于我的话题,开始议论月盛斋的熟食,对著名京城老字号的今不如昔进行了一致的咒骂,过了一会儿,又突然问我:“这三轮车干嘛的?”我说,清理共享单车的,哪儿单车坏了没人骑我就过去给拉走。

大爷说,是该清理清理,满胡同都是,像什么样儿。

炮局胡同北边是国营的奥士凯便利店,有冷链统一配送的猪肉、鸡肉、蔬菜,没有鱼,南边还有一家私人的超市。老板微信名叫“豫往情深”,窗户上却贴着俄文——此地毗邻俄罗斯大使馆,那是一座克里姆林宫式的建筑,走在街上耳边仿佛就响起了《苏丽珂》,俄餐厅里坐着俄国人或者怀旧的中国人。

可往西拐,走两三分钟进了胡同,幻梦就醒了。常有俄国人来胡同里买菜,洋葱土豆胡萝卜,挑得细,有时嫌价钱高。再往里走,可就没有做生意的了,原本是有的,在点评网站的遗址上有些还是颇具人气的名店,现已全部关张。

胡同里大部分房子还是很便宜的,我租的房间不久前住的是五六个簋街的服务员,我花了大力气买墙纸家具改造,才把它打扮成正常房间的样子。砖横着盖,墙薄,省物料,没有客厅,公用厨卫,两间10来平米的开间为一户人家,设计使用期限20年,说是“暂时性的过渡”,但许多人也就在楼里住了一辈子。

住进去第一天,隔壁的大叔就对我说:“刚搬来是吧?规矩知道吗?来这儿要守规矩。”

胡同里最大的规矩就是停车,开车的人不多,能停的地方更少,车主都自觉把电话留在车窗上,筒子楼和平房间有块百平米见方的狭长空地,停了5辆车,如果最里边的车主打算出门,得依次打电话给前面至少3个人让他们把车挪开。

隔壁大叔的车有时处于多米诺骨牌的边缘,有时在中间,取决于回家的早晚。几乎每天早上,大叔都得被电话叫醒去挪车。“您稍等,甭着急”,言语间带着客气从容,由不得我不赞叹,脑子里重复着无数遍训练过的想象——北京话怎么讲?有里有面儿啊。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和我一样也是租房户,说在这儿开酒吧把孩子接来上学,或者是因为孩子来这儿上学顺便来开的酒吧。最后知道的是,他来自远郊的平谷。

最自由的是老年代步车,车窗上常贴两张纸:自家用、接送孩子。马路上没人查,还能占车位,以便儿子孙子偶尔过来过周末时方便停车。就算儿子没车,再不济,家门口总得占上,不然被人给占了,心里堵得慌。大叔对大爷们客客气气的,背后跟我说:“知道他们开的什么吗,那叫瘸B乐。”

我对北京不知所措,总睡不安稳,怕半夜有人踹门冲进来,也不知道如何跟本地居民相处,矛盾显得比其他地方更激烈些。生活中有老北京朋友,友善热情,但交谈中时常隐现对逝去日子的留恋。旧日为什么逝去?多少总和外来人口涌入有关,地铁上不文明行为一类是被网络讨伐的重点,得加倍小心。

有人盼动迁,也有人想搬进来,为了孩子上学。胡同里老有中介竖块牌子,写半句话,没头没尾:方家胡同,对口史家胡同小学,分司厅小学,房本14平,210万。旁边也看不着人影,意思可能是想要就打电话吧。有人说他们是囤房的,低买高卖,还有人拿以房养老的名义骗房子。胡同里本来就没听说过什么人真卖房子,这一来,就更不敢卖了。

4

不少电三轮把自己当汽车,走马路中间,我从不那样做。

北小街东四十条路口没有非机动车道,有一次我骑着车,大概是挡着人家路了,后面喇叭声让人心烦意乱。我拧电门加速,以为能从前方自行车和汽车间的空隙过去,发现错误时悲剧已经发生——自行车上的大爷被我带倒在地上。大爷穿着白色背心,自行车着实破烂,和真正的交通工具相比,更像是胡同里占车位的道具。

我连忙下车去扶,看见有血从大爷眉角流下来。

“你把我给撞了,你把我给撞了……”大爷捂着额角,不断复述这个事实,用北京腔喃喃自语,大概怕我抵赖,许是自己也需要对事实的一个确认。

我终于体会到常常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叫什么了——冬天来北京租房的头两个月的感觉,以及骑着电三轮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叫慌张。

这种感觉和驾驶汽车发生剐蹭完全不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交通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北京市交通法规禁止电动三轮车注册,车重40公斤、最高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瓶车等同于机动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道路行车证——我一个都没有。

有些职业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刻起,就走在违法的道路上。虽然好些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以及胡同里那些开“瘸B乐”的老头也这么干,可我又开始止不住地慌张,想自己不到1万块的存款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警察来了我会不会被拘留。不管怎样,眼下我都得以坚定而诚恳的态度挺过这一关。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送您去医院吧。”

大爷不作声,缓慢地整理自己系在车篓上的袋子。并没有东西撒出来,他反复清点袋子里的物品:一串钥匙,一个只能打电话的老年手机,几坨皱成团的卫生纸,几个空塑料袋。

马路牙子上聚拢来一堆看热闹的人,大都是帮歌华有线维护线路的农民工。我在出租房和单位门口都见过他们,这些沉默的迷彩服们把地面挖开,在胡同里制造尘土和堵塞,引来居民怨声载道。现在,轮到给东四十二条施工了,他们此刻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提着去奥士凯菜场买回来的白酒馒头和猪头肉,脸上慢慢活泛起来。

“你给我拿300块钱吧,我自个儿去看,接下来没事儿就算了。”大爷说出了一个远远低于我预期的金额,我长出一口气,随即又陷入忐忑——我身上没带现金。

我问大爷,您有微信吗,我转给您。大爷摇头,“没有”。

我小声问旁边一位面善的工人:“实在对不起,能麻烦您跟我换300块钱吗?”围观者中他对我的境遇最为关注,能想象出在家乡,他肯定也是那种总在微笑、令人安心的人。大爷说300块的时候,他似乎也和我一样松了口气。他翻了翻自己荷包,问工友:“你有300块钱吗?”

同伴口袋掏到一半,停下,小声劝他少管闲事。

“拿过来吧。”他说。

工友点了3张红钞票给我,我微信转账给他。

大爷还在整理车篓,抬头说:“你先别走。”

旁边的工人们不停冲我比手势、努嘴,暗示让我赶紧走。我用眼神表示感激,等在一旁。“你留个电话,有事我还得找你。”大爷说。

我问了大爷的手机号,用自己手机拨过去,目送老大爷嘟囔着走进胡同。

我也曾在这里得到过掌声。

傍晚的什刹海总是挤满游客,附近的农民工服务员也爱来这儿抽根烟,几位大爷像水獭似的躺在水里晒太阳,对周遭一切熟视无睹。有拍Vlog的博主问:您不冷吗?水獭们高贵极了,压根不搭理。

我想加入他们,第一次下水时呼吸稍有不顺畅,一位大爷指着我:“不常游吧?你别游了。”看得出,他们对新人持谨慎态度,是好事。

不久后,我和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搭上了话,老太太每天拖个小车过来,游泳兼买菜,知道我是武汉人,告诉我,她就是在武汉出生的,当时父母“在中南局工作”。

一天,我去什刹海散步,刚降温,风挺大,发现老太太已经下水了,因为一起游过几次,我知道她的泳速差不多是其他人的3/4,今天却被甩了一个来回都不止,而且泳姿已经不对了,没法自如换气,头抬得越来越低。我脱衣服跳下去游到她身边问:“没事吧?”她艰难抬起头,喘得一塌糊涂:“没劲儿了……”

我拉了她一把,勉强能带着她游,但心里没底。离我们最近的是一艘游船,大概隔了三四十米,上面坐了4个英国人,一人手上拿瓶青岛啤酒,我冲他们喊:“Help me!”

老太太还逞能,不肯上船,我说您嘴巴都乌了,呛了好几口水,消停点儿吧。老外人真不错,马上全速往这边开,扔了泳框下来,我们像抱着球的狗被拖回岸边。岸上的人都朝我们鼓掌,几位下棋的北京大爷说:“小伙子,今天真谢谢你。”

老太太起初连热水都拿不稳,后来慢慢缓过劲儿,找我加了微信。她把那4个英国人称作“俄罗斯游船”,然后又问我是哪儿人——“哦,武汉啊,我就出生在武汉,我爸那时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小伙子,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没想好如何介绍,含糊地说传媒行业,她又接住了——“我曾经是新华社记者”。

我感到她将自己想象成乐于亲近年轻人的、有风度的领导,讲话带有不合时宜地夸张和对大半个世纪前的浪漫化想象,交谈中过多地使用上个时代的书面语。她实际年纪也能让我喊大妈,但看上去是个老太太,衣着打扮显露出的半生际遇,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过一会儿,她说要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她是某位伟人的私生女。

我很沮丧,确定她是老糊涂了。

5

给电三轮的蓄电池充电是强体力劳动,所以就得计算性价比,比如东边3公里某处有8辆车,但沿途没车,而西边2公里处有5辆车,路上还有3、4辆,那我就该先去西边。

同时还要和同事“抢车”。我常循着亮点来到某处,却发现空无一物,本以为是西二旗办公楼里那些程序员捣的鬼,但很快微信工作群里传来咒骂声,不止一人和我殊途同归——原来是有人在规定的上班时间之前出来上班,把坏掉的单车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藏起来,然后在合法工作时间里再扫码消除罪证,其他人到亮点处自然就扑空了——他省力了,像猴子偷桃一样不知节制,可其他人也很难不觉得自己被当成猴耍了。

比如一个人在刚开工的半小时内就找到了10辆单车并且一次性扫码,就明显说不通。领导放话严查,可这人居然铤而走险,还拖着一车还没扫的坏车在街上跑。有一次他引起了公愤,3位同事像警匪片那样追赶地图上移动的亮点,最后也没能搞清是谁破坏了规矩。

尴尬事常有。西坝河附近有江浙沪城市群那么大一片亮点,我过去看,是一片类似驾校的地方,勾开铁门插销,瞧见荒地上停了上千辆各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我便像兔子啃胡萝卜那样,忙不迭把车往电三轮上搬。心里想,这样的话,每天我只用工作2个小时就能下班了。

门卫听到动静,拦住我,我把工作软件给他看,他对“运维员”一知半解,大概看我三轮车上有公司的Logo,就跟我说:“这儿是交警队的停车场,停事故罚没车的,下次就该拘你了。”

之后群里还有同事揶揄我,这么多车,为什么我们都不去拿?

是的,使用软件工作有点像在打游戏,会让人一叶障目,忽略常识。但游戏不会让人被拘留,顶多丢装备。

在三元桥霄云路口的牛肉火锅店大朵快颐后,我走出门,发现刚才停电三轮的地方现在是一块空地,我对自己说:搞什么鬼,公司可没有出共享电三轮啊!弯下腰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纸条、卡片,被剪断的锁,粉笔写的字,或者其他能够给出提示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四周空空如也,电三轮车就像没存在过一样。

前后左右找了一圈,我确认它消失了,连同上面10多台损坏的共享单车、一个好故事、叙事弧线、剧本完成度、饱和投放、束腰、电动牙刷、素人博主、大V、MCN……全部一起消失了。

这是寸土寸金的东三环,不是大红门、天通苑或《法治进行时》里常出现的别的什么地方。我第一反应,车不是被偷了,而是因为违停被交管局或者什么部门抄走了。112给了我东直门外交管队的号码,电话那头说“明天来队里问吧,现在下班了”,又顿了顿,“不过我没听说今天在那一块儿抄车”。

警官要我第二天带上发票去派出所做笔录,我不敢让公司知道丢车,请求现在去看监控,万一是误会,天亮前就能找回来呢?警官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知道再问下去殊为不智,只能嗫嚅着找补——就怕金额太小,不立案。

“立,两千块就立。”警官说。

我在工作群里向组长汇报了这个消息,沮丧地对几个朋友说,游戏结束了。

凌晨3点,我跟主管老高发微信,说车丢了。两分钟后,他回电话问车身编号,继而匆忙挂断。我想,马上就会有人通知我去办离职手续了。

早上8点,我又被老高的电话吵醒,他发给我一张GPS定位截图:“你去附近试着找找看,我马上就到。”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电三轮被哪个工作人员骑回去了?或者在交警队的停车场吗?一场误会的可能性最大——公司电三轮的特征太明显,有哪个盗车贼会优先偷公共汽车、校车或出租车吗?

截图上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251号”,定位时间是“2018.9.12,8:57”,当前状态是“已静止19分钟”。北京妇产医院正对面,附近的地名不能给出任何指向性答案——印度代购非布索坦有限公司,短租公寓,益生堂药店,广禾堂月子食品——我的电三轮就在这些红色的居民楼中间。

我挨个搜寻附近的小区,鼻腔中交织着没睡好的头昏脑涨和深夏的草木清香。在一栋楼后面,赫然出现了一抹熟悉的橙色——那是多么可爱的橙色啊,我的车就乖乖地停在锁住的车棚的角落。

我第一眼看到失而复返的车,欣喜若狂  (作者供图)我第一眼看到失而复返的车,欣喜若狂 (作者供图)

老高出现在后方,我欲上前打招呼,他比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问我,在里面?我点头。他用眼角余光警惕扫视片刻,小声说,不要打草惊蛇。然后径直走进最近的单元,左右逡巡一番:二楼,就在这里观察。

有老人下楼,狐疑地看向我们,是那种无论碰到什么都会狐疑地看一眼的人,老高报以友好无害的笑脸。

躲了10分钟,确定四下无人,我们快步向电三轮走去。老高首先打开后座盖,“看看电池”——果然少了一个。锁被完全撬烂了,窃贼把两根电线绞断,撕开绝缘胶皮绕在一起作为动力。

“这帮人一般都是先偷电池,把车子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等风声过了再来拿。先打110吧。”老高说。

我问他之前这种事多吗,他说有,但真不多,最远的一次车被弄到了廊坊。

“那能抓到人吗?”

“抓到过,但后续非常麻烦,一般追回车就算了。”

那天也许附近发生了其他什么紧急情况,110要我去找派出所,派出所电话没人接,再反馈,过了很久才来了个南方口音的警官,更像文职或户籍,看起来不常处理这类情况。

“我们觉得他偷完车之后,先把其中一个电池转移走,把车临时放在这里,可能过两天他会回来拿。”老高有些小心地对警官说。

“那些都只是你的个人想像。”警官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明天10点,带上发票来所里做笔录吧。”

“哎哟,您这车怎么进来的,咱们小区规定不让进啊。”门房阿姨发现了什么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惊呼道。

警官倒有些为我们生气:“人家报警了,小偷偷了车在你们这儿放了一夜。”

阿姨的北京腔里清白带一丝委屈:“是吗?那我可不知道,晚上不是我值班,没人呐。”

我打算第二天去派出所,老高欲言又止,有点难以启齿地劝说我放弃报案,因为在他的过往经验里,这多半是徒劳,还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麻烦——我猜也许不是每一辆电三轮都和发票对得上号。随后,他又告诉我,根据规定,丢失的电池得自己赔偿。说完就看着我,等待即将发生的异议乃至争吵。

运维员有两位直接上级,一位是公司专员,一位是“外包方”的代表,也就是老高。他拥有劳动密集行业里近乎高贵的品性和涵养,和下属说话从来是商量的口气。这并不是职场上常见的扮红脸白脸的手段——运维员工作门槛如此之低,我们来或走,与管理者无涉,他完全不需要做这些。中秋节时,他曾为运维员们申请了月饼,并一个个送到工作点位。

我问过工友,之前的工作中他们从未收到类似的公司福利,可能原本也没这项支出,或是领导嫌麻烦而没有申请。

我不想让老高再为我操心,告诉他,我是写作者,因为想了解共享单车才来应聘运维员的。这种坦白十分自以为是又很愚蠢,正常人多半会视为麻烦而要我赶快滚。老高盯着我看了5秒钟,如释重负地笑了出来,神情有些不自然。和之前有些防卫的状态不同,他说每一句话前都思考一下,不是怕泄密,而是怕说了什么让自己丢面子的话。

老高给了我一个电话,并提出建议:“这个人是我老乡,也干过运维员,他有多余的电池可以便宜卖给你。”

我经历的几件小事 (作者供图,朱寒烨\绘制)我经历的几件小事 (作者供图,朱寒烨\绘制)

6

北小街胡同口杂院里有个修车摊,关了大半年又重开张,有路过的街坊打招呼。

“哟,还开着呐?”

“开着呐。”

我去换锁头,有点忐忑,从没去过那里,做好了被宰的准备。老板在工具箱里翻了翻,“哟,刚好有旧的,收你20吧”。

我问老板,旧电池朋友说600卖我合适吗?

“挺合适的,我拿货就得这个价儿。”

电池在南四环的十八里店。车过分钟寺,马路边出现了一个大型露天市场,菜贩脚前,地上菜根带着新土。再往南走,一头驴向我走来。

我问自己:这里算北京吗?

和老高比,他老乡显得涣散茫然。屋里满是潮湿的霉味和白酒瓶,拌鸡架的残骸在垃圾桶里,楼道里有人用电磁炉炒菜,大葱炒猪肺和土豆丝烹出经久不散的油烟。这是2017年冬天后北京仅剩不多的城中村公寓,租金1000块一个月,是那种适应了北京后而让我感到陌生的南方城中村。

我问他怎么会有多余的电池,他答:“那时候好挣钱,公司发的2块电池不够跑,自己又配了1块,现在不干了。”

这个解释和他的微信名反差很大——他的微信叫“保证一直这样干下去了”。他继续解释,和媳妇吵架了,媳妇嫌他每份工作都干不长,没拿上钱回来。我问他现在在哪儿干活,他愣了一下说:“现在不干了,没找到活儿,工资太低了。”

“找不到车,混着呗,一个月只有4500,再怎么干也就5000。”

他的话和我观察到的招聘信息多少符合。在共享单车企业招人最多的时候,有最勤奋的运维员赚过1万出头(每月),这样的好光景只有一个月,接下来就降到8000,6000,现在大部分人每天出勤至少6小时,只能拿到4500的底薪。但也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活儿,互联网企业烧一波钱,人就来了,钱少了,一些人留下,更多人去了其他正在烧钱的地方。

我想起有一次,刚出发就下雨了——秋天不该有那么大的雨,那就还是夏天。工作群里响起争先恐后的抱怨,其实是报备:是暴雨让我没法收到规定任务的单车。“十里堡的雨挺大”,“东坝也不小”,还有人发来了下雨的小视频。不一会儿,我这边雨停了,可同事们那边雨似乎越来越大。看到一条“我在三里屯躲雨,脚都泡得发白了”,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描述中的雨,远比实际上要大——因为三里屯离我不到1公里。我明白,他们中大部分人也不想干这份工作,只想收车回家。

我在老高老乡的公寓里坐了20分钟,偶尔有人大声说话,其余的时候这里沉默得令人惊讶,墙角堆满了二锅头,5L一大桶的那种。在北京的冬夜我也常给自己灌上几口,桶装酒和同品牌的瓶装酒不一样,它不能让人兴奋,只能让人眩晕,然后沉沉睡去。

我决定接下来几天在姚家园蹲守,不是为了将偷车贼绳之以法或者挽回损失,只是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在东三环偷一辆电动车,然后存在东四环的车棚里。他是哪里人,有其他职业吗,有家庭吗,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偶尔为之,还是背后隐藏着金额巨大的盗销链?

我在北京妇产医院门口来回踱步,耳边传来号贩子的声音。

“要号吗?专家号建档,建档建档。”

“生孩子你得先建档知道吗?挂了专家号才能建档,我们这里连号带建档你给3000块钱就行了。”

“挂不到,早没有了,到明年都没有了,不信你自己去挂吧,回头还得来找我。”

也有人跟号贩子搭讪。

“早上开1个多小时车,6点就来了。”

“6点?三天两宿也挂不上。”

“刘为()的号有吗?”

“刘为,哪个刘为?同仁刘为北大刘为安定刘为。”

“哪个医生比较有名一点?”

“我们手上的号都是专家,都有名,吴亦凡鹿晗陈伟霆易烊千玺彭于晏谁更有名?”

大厅里有3个团伙,或者4个,也可能干脆就是1个。北方跟中原口音各半,有个号贩子右臂打着石膏,用绷带吊着,还有号贩子自己就是孕妇,如果不是主动上去找人推销,没有人会怀疑她不是个来就医的病人。

天快黑时,我发现了可疑对象,40来岁,不太干净,他在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和老高那天看见橙色电动车时的动作如出一辙,先是探头探脑,慢慢走到面前,发现锁是完整的,随即扭头疾走,跳上自己看到的第一辆公交车。我跟着在后门上车,他在车上显得非常紧张,刚到下一站又换乘后面跟上来的一辆车。终点站是五环外类似十八里店那种村庄。

前面堵成一片,他显得越来越焦灼,不时打量我和四周。我非常疲倦,在炎热的日头下晒了一天,所有的好奇心消失了。头一晚只睡了4个小时,我开始感到不安,觉得应该让这件事快点结束,不能在公交车上继续站下去。我喊司机开门,起初没人理我,过了两三分钟,这辆车还没能驶离站台,吱呀一声门突然开了。

我扭头跳下车,回家倒头就睡。我想,他在目送我离开。

醒来后,所有关于他面目的记忆都像被切除了。后来,我想,至少得让他赔偿电池的损失,不过不赔也就这样了,虽然事后想想应该这么做,却感到轻松极了。

我没能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纵容了犯罪,我给自己找了一百个理由:天气太热,跟过去有危险,报警太麻烦,是聪明的自保。

但最后,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明明白白地放走了偷车贼。事实指向了我一直在回避的答案:我就是想放走他。

如果说北京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世上没有一定之事,然后就是,人跟人之间终究怀有一点不那么情愿的慈悲。

7

什刹海的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找我说话了,朋友圈也不回复。头像换成了一张墓地的照片,人名后缀是“同志永垂不朽”,应该是她父亲,我在家属那一栏里看见了她。

我搜索这位老干部的信息,没有百度百科,找到了亲人建的网上纪念馆。网站还是上世纪的产物,付费的都是些老年人,弹窗通知下个月就停止运营了。

网页里简要地介绍了老干部的一生: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军区参加革命,随部队一路南下,建国后来北京,在中央机关党委秘书处和国务院做过副处长,最后去地方上离休,去世。末尾着重提到:在大军区禁烟局等党的秘密战线上做出过极为特殊的贡献。

老人留下4个子女,老太太是老二,住在北京石景山分配的宿舍,她的三弟留在地方学校,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知识分子;小妹去了美国。家人们很怀念这位革命者,会定期来留言版倾诉,有老太太的大哥写给父亲的诗:偶入革命缘书草,中原大学掩硝烟,字师坪上同文死,一段辉煌无人知。

另一条留言是老太太的小妹的,我找到了她的博客。这位美国华盛顿州劳动部门雇员写道:爸爸——我在美国时,常常看到一些白发的老人,每当看到他们,我都有一种奇怪亲切与震惊的感觉,因为我想到了您,在这个世界的西方,我看到了一些很像您的人。

我从这个家族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老太太的人生,她确实是新华社下属杂志的记者,CNKI能搜到她写过的稿件,最近一篇是在2001年采访某大学校长,以及某德国女士来北京减肥——那时这种事是能上新闻的。

“我只能像在大海边采摘贝壳那样,拿出几片敬献读者。”这是和她讲话风格一模一样的写作,在用过去的语言真诚展望未来。

2007年底,三弟暗示她精神出现了状况,“大姐还是不让人省心”,招来了老太太在评论中的咒骂,说他们是黑社会。

我感到不可思议——她告诉我的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真的,或者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自编自导自演,虚构了一个父亲和网上墓地(这可能性并不大)。但我唯一确定的是,她推着小车每天乘六号线去什刹海游泳。

最后一条留言里,我知道老太太为何不再出现了——她于2019年年底去世了。

就像被历史里钻出的一只小虫叮了一下,须臾间不见踪影,红肿却从皮肤慢慢泛起来。

北京是一个饱含心机和袒露所有毫不冲突的城市,我怀疑北京本质包容,什么人会在不包容的地方待上那么多年呢?我的睡不安稳只是把一些东西奇观化了。我还意识到,我们大惊小怪的,只是他们的生之日常。

我阅读过和平里的历史,在那些部长楼和中央芭蕾舞团之间,政界,商界,文艺界人士的年轻时代,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日后写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辛酸,对有些人来说痛苦极了。为了忘记,许多人四散各地,或者干脆出国。在该笃定时虚无,在令人痛苦迷惘之事上笃定,这是生存手册。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遇到一辆晚归的出租车,司机大概就住胡同里,不知道是土著还是租房子的郊县司机,有时在上班前,有时在收工后,黑夜里,对面照来一束大灯,我就知道他来了。不论户籍身份,此刻我们要分享一条逼仄的窄缝,我把电三轮尽力弯到一边,问,能过吗?司机叼着烟,探头眯了眯眼睛,说:差不多。于是两车交会,胡同里复归黑暗,只剩下猫在人们在深层和浅层睡眠的交替进行中。

辞职那天,我去找老高告别,在附近请他吃了顿便饭。我问他吃烤鸭还是羊肉,他说:“都可以啊,不过我不太吃羊肉。”

我很好奇他的工资,他苦笑:“你猜我一个月拿多少钱?”又伸出五个指头:“5000,好在包三餐,还有几百块交通补贴。”说起来是领导,并不比运维员收入更多,非常累,不用去外面找车,但是要做统计数据报表,电话得24小时开机,万一有三长两短,得马上去现场处理。

老高是一个英俊体面的业务员,衣着整洁,五官清秀,他在邯郸近郊付了房子的首付(他家在邯郸最偏远的县城),7000一平,贷款30年,父母帮还贷。结婚时他妻子不仅在彩礼上让了步,还选择不去外地务工留在家乡工作,和父母一起带孩子,他对此不能更心满意足。他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很少超过1000元,其余都打回家里,所幸那套房子在市场上表现不错,短短一年时间,房价已经涨到近万元了。

我建议他去广州深圳上海找机会,他肯干,心思缜密,容易获得更大的舞台。

“没办法啊,老婆孩子都在河北,如果家里有事,3个多小时就能回去看看。”

最后,我们在烤鸭店门口抽了支烟,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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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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