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书香世家的百年变迁

2022-05-09 1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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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侯磊在《北京烟树》里面,给出了自己的思索和答案。 “燕京八景”中有“蓟门烟树”一景,意指北京前身蓟城的古城墙上树木蓊郁,如雾如烟。作者侯磊借此化成本书书名《北京烟树》,寄望于依依柳烟中,述世态变迁,品人情冷暖,发怀古幽思。本书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散文集,也是一部有关北京日常的生活之书。侯磊是老北京的后代,他在一系列的回忆中,记叙了胡同人生、街面儿江湖、古都掌故,展现了一位80后青年作家眼中北京市井的人间烟火。

朱四爷的简介中,写自己是浙江萧山人,是朱熹的第二十五世孙,可生活中他说一口道地(北京话中的“道地”就是“地道”)的老北京话,因为他的曾祖是“萧山相国”朱凤标,家中世代为官,居京已有五代了。

朱四爷深爱北京。他在文章中写道:“回忆从前的印象,无论是居住的‘绿槐荫里、深深庭院’,还是登高远眺的‘城门矗立、甲第连云’,都令人神往。”

他的父亲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号翼盦,是第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系的中国人,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翼盦先生共有四子,分别为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朱家溍行四,有个官称叫朱四爷。而他的一生,是以玩当学、以学当玩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痴迷于溜冰、吃馆子、书法、绘画、摄影等,花钱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京剧、昆曲,在家里练刀枪把子功。

要是家里不拦着,真没准儿下海唱戏去了。然而,这些爱好倒促使他“文革”以后恢复了许多传统京昆戏,有《麒麟阁》《青石山》《宁武关》《湘江会》等,整理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册),著有《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主编了大量文物图册。一个爱好,玩出如许门道。

业内流传着众多朱四爷学问大、学问广、学问杂的故事。读他的《故宫退食录》,他上一篇文章谈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绘画,考证宋徽宗《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下一篇谈清代珐琅器的制造,再下一篇谈古家具、古典建筑,而上网搜搜,到处都是他的书法和演京剧、昆曲的录像。不论是古代建筑、园林、工艺,还是家具、戏曲等,都有著述。

袁世凯当“皇帝”时为了表示和以前的皇帝有所区别,下令把故宫太和殿内的匾额,和历代皇帝的宝座——髹金雕龙大椅都换了。后来,是朱四爷在1959年时翻遍了故宫,根据一张清末的老照片,在堆满残破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原装宝座,并指导修复出来,又摆回太和殿当中供人参观。

他的学问,都是从小受到熏陶,并在兴趣的前提下玩出来的。

在自家的花园划船

清末政权易手,是北京居住者的一次大换血。北京城在政权交替时没有被夷为平地,实属历史的万幸。而京城文物的主要损失,则是在八国联军的战争和义和团内乱期间,使得中华古物屡集屡毁、屡聚屡散。

朱家世代收藏,世代书香,对文物有着数代人的积累。家中祖宅位于东交民巷,房屋众多。朱家曾将家中开辟成萧山会馆,以供进京赶考的萧山籍举子吃住。而宅院却毁于义和团的兵火,地方便荒废了。

朝廷发了六千两白银安家费,不够重置家业,只能先租房。直至其父朱文钧学成归国时,他们还没有置办产业。朱四爷出生在临时租住的东城区西堂子胡同的四合院内,这里临近灯市口商业区,是旧京的繁华所在。而朱家的收藏,虽然遭此大难,但始终就没断过。

在朱四爷九岁时,全家迁居帽儿胡同的可园。帽儿胡同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南锣鼓巷中一条知名的大胡同,多是重臣的大宅。可园是清代大学士文煜(1820—1884)的故居,有“凉亭、水榭、暖阁、假山、走廊、拱桥、清池、怪石、花木、翠竹”,后来宅院易手,租给了朱家。

朱四爷留有一张童年的照片,是在园中的池塘内划船的情景。看上去不过几岁的样子,在一个周围都是太湖石的小池塘里煞有介事地支开双桨,而岸上则是一圈游廊。能租住在这样的大四合院内,也能看出此时的房租并不算高。

朱家很重教育,使得幼年的朱四爷仍旧在家读家塾。他仍按照古人的方式,熟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等功课,并像古人一样背诵。与此同时,家塾先生辅以当时教育部审定的高小国文课本,教给朱家的子弟们用浅近文言编写的历史故事。五四运动以后,像这样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家不多了。

僧王府五十一间

1930年,朱家从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曾孙阿穆尔灵圭手中,以拍卖的形式,花一万零五百大洋买下炒豆胡同僧王府的中部共五十一间房。僧王府分东、中、西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四进院,东西部分成为其他机构或民居,中部归了朱家。朱家刚搬进来时,当时墙上挂的弓,都是僧王本人用过的。

旧王孙阿穆尔灵圭(1886—1930),六岁继承了亲王的爵位,二十五岁以前的营生是当王爷,后支持袁世凯,在民国时做议员,但已远不如做蒙古王爷时的风光。四十四岁早逝后,家中欠族中赡养费而惹上官司,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法院拍卖房产。

蒙古王爷卖房之日,便是朱家买房之时:他们都曾供职于清廷,同殿称臣,彼此知根知底。此时北京贫富更迭,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买了前清败家大臣的宅子,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少宅邸很大,堵上道月亮门或砌上堵墙,拆成几个部分卖给不同的人家。大量的败家故事与民国新生活的蓬勃,真实的居住状况是一种体现,也构成了社会新闻和通俗小说的素材。

如府学胡同36号,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的宅子,据说被刘宗敏占据后,陈圆圆曾在这里住过,在清朝又先后成为靖逆侯张勇、兵部尚书志和的宅院。民国时东院归了天主教神学院,西院住的是北洋政府海军上将刘冠雄。

黄米胡同的半亩园,清完颜氏居住,主人完颜麟庆著有《鸿雪姻缘图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卖给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家。

黑芝麻胡同13号,清四川总督奎俊的府邸,为民国外交总长顾孟余所居。

……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诸侯,都是发家了就买房子住富地方,败家了就卖房子搬到穷地方。铁打的宅院,流水的名人。大四合院里,清代住清代的名人,民国住民国的名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豪宅的易手,昭示着八旗权贵阶层的衰落。

八旗制度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军队编制,仿佛后来的军队大院,叫“在旗的”和“不在旗”的,旗内与旗外不通婚,并非所有的八旗都是贵族或都是满族,之间级别很严。旗人不能从商只能从军,不打仗时就操练或闲着。北京城外各处都是八旗营房,如朝阳门外北小营,海淀周边火器营、镶黄旗等,香山前一站叫红旗村,全名叫正红旗村。

八旗营房只有正房没有东西厢房,建筑精良,级别高的自然住房就大,级别低的就一般,早年都按月发饷,相对富裕,也养成了寅吃卯粮的习惯。买东西都赊账,等下个月一关饷先还账,因此破败时也极为凄惨。

前朝旧臣无法在新朝廷谋职,或职位收入远不如前清,旗人又不善经营者居多,便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活。典当会改变落魄者的思路,仅仅会为家中还有哪些东西能卖而窃喜,不去想家产只减不增,总有一天会败光。

中下层的旗人,有点文化的去教书,没文化的去当巡警或拉洋车,女人也要劳作贴补家用。他们的言行做派与不在旗的不一样,女人也不裹脚,在街面儿上饱受歧视。

老舍先生的故居在内城西四缸瓦市,但他的父亲每月三两银子,庚子年阵亡后抚恤家属一两五,家人几乎无法生存。北京本是一座富有的城市,渐渐在市中心出现了贫民。而京郊的八旗营房几乎拆迁殆尽,一代的往事也无人再提。

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朱四爷,则与我们想的不同。

他于十四岁时直接考入了中学,初中是励志中学,高中是北京四中。中学时,他遵父命点读了全部《资治通鉴》,看不懂的地方先跳过去,往后再读一遍。带着对旧学的爱好,他于1937年考入了辅仁大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跟随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顾随等先生读书。

他本属于“穿苏格兰花格子绒布衬衣,骑凤头、汉牌自行车,抽英国三B烟斗(英国的BBB烟斗俗称三B烟斗),会吃西餐,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阶层,却在1937年赴宋哲元二十九军学习刺杀、射击,要上前线抗战。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和同学赴南京请愿,在铁道上卧轨向政府死谏,直至1941年毕业后去重庆的大后方工作。

1943年,他借调到故宫参与“中国艺术品展览”工作,故宫中成箱文物的搬运,当年都是由朱家溍、王世襄这样的大师亲自动手来扛箱子,并亲自布展、写说明牌,等等。体力、脑力劳动都能做。

1946年,他回到北平,正式进入了故宫,开始他的学者生涯。这种旧式家庭出身的人并非不革命,他们不靠革命来为自己“刷色”(色,北京话念,刷色指靠革命来做资历)。

从私房到公房

北京真正变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失败,平津战役爆发。围了城,很多行业无法展开,公园都关门了,没有大众娱乐消费,北京百业俱废。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经历了公私合营和房屋的公有化(公租房运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再次经历大规模易手。

很多大型四合院是国民党机构或有钱人逃跑时扔下的,我们将其作为敌产接收后,分给了各个机关单位,作为办公地点或宿舍。这叫“对口接收”,以前是医院的还归医院,是公安的还归公安,有部分成为领导人的住房。作为仍旧住有众多房屋的北京市民,十五间房子以上转为公租房,房主或把房子卖(捐献、上交)给国家,或者为了控制租金而由国家代替原房主出租房屋。

当时多有主动将私房、私产交公,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人们以私营、私房为耻,国营、公房为荣(至今很多平房的门楣上有个小圆铁片写着“私”或“公”),即很多四合院改叫公房。需要租房的话,便由向个人租房改为向政府租房,以控制房租。公房只进不出,只能私转公,不能公转私。

“据内务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提交的《城市私人房屋情况及今后意见》,在北京,私人房地产占全部房地产的百分之五十四,私人房产主当中不少人拥有大量房产,百分之六十四的房主拥有房屋百间以上。”

然而,正当的房屋买卖并没有禁止,北京胡同里的房价,50年代是一百多块至几百块一间。老舍从美国归来用五百美元折合成一百匹布,买下丰富胡同四百多平方米的“丹柿小院”。而买房子最划算的或许是刘绍棠,从1953年到1957年,从他十八岁至二十二岁,共出版了五本小说,稿费近两万元,他花两千多元在光明胡同买了个四合院,是同时代中买房最划算的作家。

当时人们都挣几十块钱,最低生活标准七块钱,学徒工二十八元,大学生五十六元,八级工一百零二元八角。而房价也是不断增长的,1960年,东四北头条的大北房要到了一千块,房子不论是哪个朝代,都不是普通人随意能买的。

朱家的住房,是1954年将大部分房屋卖给了煤炭部,剩十六间半以自家居住。和从前相比,朱家的居住条件下滑了。而更磨难的事接踵而来。1952年,在“三反”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天,故宫的工作人员和学者们在神武门的广场上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送往两处公安学校,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看守所,其中就有朱四爷。

平常朱四爷好唱戏勤练功,人群中便谣传朱四爷会轻功,一垫脚就上房,押送他的时候便如临大敌。而据朱四爷自己说,他还是做了个京剧亮相,在临审查前过过戏瘾,直至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后又重归故宫工作。

而一同接受审查的大玩家王世襄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从此离开了故宫。在隔离审查期间的1953年,朱家人遵从母命(父亲朱翼盦先生已于1937年逝世),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碑帖七百余种一千多件。

这次捐献并非迫于时局,是父亲朱翼盦在世时的许诺,以及朱母和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四兄弟的共同主张。民国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准备申请专款十万元收购朱家的碑帖,但被朱翼盦先生婉拒。

他的理由是:“将来身后捐赠博物馆。”

抄家

朱家溍先后于1958年、1969年和1971年,分别下放江苏宝应、湖北咸宁、湖北丹江劳动锻炼。朱四爷能作诗,但自己从不在意,只有他在70年代下放这一段的诗保存得最多。他与内兄在通信中唱和了一首写武当山的诗:“道院清秋暮,推窗望碧空。长松迎落照,桂露染琳宫。太岳当无愧,幽奇自不同。重阳期畅聚,楝叶满山红。”颇有古人风貌。

“文革”中,朱家被扫地出门,藏书被北京市文物处抄走,住房改成了街道“五七”工厂。幸得“文革”后将大部分退还。而此时知青返城,胡同中的居住成了大问题。就像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歌:“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很多知青回来没地方住,工作也很难找,一大家子哥哥嫂子、弟弟妹妹的,只能在屋里搭个铺板,甚至睡在凳子上,生活穷困且艰辛。个别知青干脆回到插队地方安家,至今也没回来。

各家被占的房子,由占据单位分给职工做宿舍,住进了外人。要退赔时,却是大部分单位无法解决,职工也住着不走。而原房主自然要请走这些外来户,两下里过了过招,僵持许久,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有的房子不退,只是折价给钱。

而拿折价的钱去买房,一般人却没有这等观念。那时少有正式的房屋买卖,都等着单位福利分房或继承祖传的家产。可等需要买房时已错过了便宜的时候,弄得谁都买不起了。有不少至今尚未解决,院落中矛盾重重,胡同中便世风日下,民风不古。而每当住不下的时候,便开始加盖小厨房。

原先朱四爷家的院落已经搭满了小厨房,而自家的前后也被挤得空气逼仄,狭窄而堆满了杂物。朱家的收藏中,有多达两万册的古籍,朱翼盦先生因收藏有宋蜀本《唐六人集》而自号“唐六人斋”,直至1967年还保持着“万卷琳琅,致多善本,几案精严,庋置清雅”,收藏家袁珏题写给翼盦先生的寿联是:“万卷琳琅昨者汲古阁;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

朱四爷曾写过一篇《我家的藏书》,谈旧时藏书家中的书香本为事实。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康雍乾武英殿版、道咸年间许珊林刻书、苏州诗局、扬州诗局、楝亭家刻本、抄本书等有书香,而平装铅印书、影印书、晚清金陵书局、崇文书局等都无书香。

1976年,这些古籍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部的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给了承德避暑山庄。朱四爷只保留了一份他于1973年毛笔手录四册八卷的《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没有了藏书,看看目录以存个念想。而他父亲的著述文稿,以及母亲的画作,也几乎散失殆尽。

从四合院到大杂院

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比想象和预计的要快,平静的胡同被嘈杂所打断。北京大规模地拆迁,很多四合院被打着“危房改造”的旗号变成楼房。

1983年,“五七”工厂终于从朱家搬走,而炒豆胡同里那座昔日的僧格林沁王府,朱四爷家这个昔日的书香世家,多少显得有些破旧。只好各种因陋就简,用装裱的字画挡住破旧的窗棂。不少朱氏子孙新中国成立后到各地工作,如今也渐渐退休归来。

朱四爷住的两间半小房更显得逼仄,家中几乎无现代化设施,还用十二英寸小电视机、蜂窝煤炉子、马口铁烟囱、铝制的水吊子(水壶)、用十一块钱买的折叠椅……蜗居于几间小房之中,家猫野猫随意出入。挚友启功先生为他题写了“蜗居”二字挂于屋中,朱先生便怡然自得。他有不怕吵的神功,再嘈杂也照样写稿,那是他被关看守所时练就的。

有一回,几个土暴发户在一起神吹,大侃自家的楼房有多么好。朱四爷听不下去了,他只回了一句:“能划船吗?”

朱四爷家的院子,小时候是能划船的,可现在不能了。

残存的四合院大量沦为大杂院了,宽敞整洁的胡同沦为棚户区和贫民窟。曾经满院子是花,有天棚鱼缸石榴树,房檐下挂着鸟笼子,养着猫狗的生活渐渐远去。见不到一群男孩背着女孩在院子里玩骑马打仗,见不到外面的孩子跑进来撅尾巴管儿(弯腰跟公共自来水龙头嘴对嘴喝凉水)。

但朱四爷一如既往地过精神生活,他忙着恢复传统京昆戏曲,一个月能唱十场,要把自己会的杨派武生戏都过一遍。他曾为历史影视剧做顾问,但因作品乱改历史而十分不满,遂不再做此类工作。

除了故宫、中央文史馆和民革中央组织的活动,他很少参与社会上的文物鉴定。除了微薄的稿费,他不收车马费。直至八十三岁,他还骑着1946年的大力神牌自行车游走于后海,闲逛于北京。

1994年,他将二十六件珍贵书画再次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他说“聚是一乐,散亦是一乐”,用子女的话说,“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晚年时,朱夫人病重,却不寻求找单位想办法报销。而他于2003年去世时,存款只有几千元。

如果给朱四爷的家列个表,表格或许可以是这样的:

一个北京书香世家的百年变迁

学者赵珩先生的书中写道:“朱先生住的三〇五医院楼道很长,楼道最东头的窗户可以俯瞰故宫和北海。据说朱先生经常请护士把轮椅推到东窗下,长时间地伫望着故宫——那是他五十多年为之贡献的所在。”

他的一生都很高贵。

回看朱四爷的一生,再来看北京城百年以来的生活史,百年来的北京仿佛是一部“败家史”。在外人看来,物质上朱家是越来越贫乏,爸爸比儿子过得好,爷爷比爸爸过得好(不少老门老户都这样)。

但朱家人不一定这样看。晚年的朱四爷身陷蜗居,但他活得高贵,活得有尊严。几乎没有哪位像朱四爷这位祖籍浙江、居京五代的北京人,这般留恋自己的家园。

北京不是最好玩的地方,也不是最宜居的地方,而是最令人舍不得的地方。我们要思考,如何在北京活得快乐而自由;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

北京出版集团出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2年1月北京出版集团出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2年1月

(本文选自《北京烟树》,北京出版集团出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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