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放弃，是离婚教给我的事

2020年的初夏，我经历了一场兵荒马乱的离婚。

拿到离婚证后，我花了两个周末的时间匆匆收拾好行囊，狼狈不堪地逃离了上海那个曾经的“家”——房子是前妻蓓蓓的婚前财产，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时候，我的工作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杭州。

这源于1年前的一个决定，而支撑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动机，不过只有简单的两点——更加可观的薪资待遇，和一条清晰明确的晋升路径——为此，我已经在上海挣扎了整整4年。

离开上海前，我在一家小贷机构做风控工程师。那时我虽然有稳定的收入，且大多数的时间都不必加班，但这份工作始终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不仅是因为彼时的民间小额借贷面临着极大的政策压力，基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升职加薪的希望着实渺茫。

老实说，在离开上海这件事上，我不可能没有顾虑。毕竟那时候我已经31岁，做出转行这个决定本身就很艰难；而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蓓蓓——在一起的几年里，她一直是个非常需要陪伴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结婚前不久，我曾在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一位前辈，婚后他只身前往日本工作闯荡。那时我还对蓓蓓说，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出去闯荡一番。可蓓蓓却认为我并不顾念她和我们的未来，十分生气地和我吵了一架，甚至差点闹到了要退婚的地步。因此，离开上海工作，我不能不考虑她的意见。

或许是婚后的岁月静好给了蓓蓓一些安全感，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反正上海距离杭州那么近”，她说，“等到时候周末，不管是你回来，还是我来杭州看你，都是很方便的呀。而且大公司涨薪还稳定，没问题的，你去吧。”

或许是受了什么庇佑，我在杭州的工作、生活可以说是“过于顺利”了——首先是顺风顺水地度过了半年试用期，工作也得到了组里的认可。对于年过而立的我来说，在事业上经过大转向并且走得基本还算顺利，算是十分幸运了。而最让我高兴的是，按照眼下的状态走下去的话，只要到了第二年，我的收入就终于可以追上蓓蓓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动机”——在职场这条路上，我亦步亦趋地追赶她的漫长路程，终于即将结束。从2015年回国之后，我已经追赶了4年，挣扎了4年。

1

2015年，我在美国的工作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但这份工作的性质令我并不满意——作为一名技术外包人员，我总是开着车东奔西走，马不停蹄地在不同城市间漂流。而碍于我的工作性质，蓓蓓的工作也一直无法稳定，常常是我一接到新客户的offer，蓓蓓就得跟着我去一个新城市，从头开始找工作。

居无定所的工作和生活令我们深感厌倦，那一年我们先后回国，以谋求更稳定的职业发展。先回到上海的蓓蓓很快就找到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工作，而迷茫的我也拿到了一家大公司的实习offer。

蓓蓓在上海租了房子，我则住在杭州公司的两人间宿舍。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跟着蓓蓓走进那个老小区的情景：路灯稀少，苍黄暗淡的灯光映在水泥路面上，连人的影子都是浅的。我提着沉重的行李上楼，老式的木质楼梯在我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破旧的木护栏褪去了原先的朱红，露出了大片暗黄的本色。

或许是爱屋及乌的原因，相比杭州新城区的清冷，我更偏爱上海老房子独有的烟火气。蓓蓓的房间在三楼走廊的最里端，走廊里离我们最近的两套房属于同一户老夫妇——虽然说是“两套”房，其实就是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中间隔着一道老公房的公用走廊。右侧是卧室，左侧则是厨房与餐厅。

每个周末的中午和晚上，那间厨房的大门总是半开着，日光灯管发出的白光透过门缝照出来，细细窄窄的一条印在走廊上。本帮菜向来讲究浓油赤酱，因此香气里始终饱含着浓郁和温软的炒糖与油脂的气息，将寒素的白光都暖得温热起来。

相比起隔壁爷叔家的厨房，我们的厨房要小一些，不过两三平米。一半多的空间都被燃气灶、流理台和一台旧洗衣机占据着。每个周五晚上我到上海，总能看见蓓蓓在厨房里忙碌。出生、成长在湖北的蓓蓓口味与我相似，都喜欢略带辛辣的咸香口。尽管厨房里的老式抽油烟机总是嗡嗡转个不停，但干辣椒、花椒和葱姜的辛味还是来不及被抽走，从厨房里弥散出来，熏得她直咳嗽。

我时常心疼她，想去厨房把她替出来，但她总是笑着摆摆手说没事，再把做好的晚餐——往往是盛着一荤一素的两个盘子，端到卧室的电脑桌上来。

除却我们熟稔的厨房气息，这里还有一种别样的烟火味道，是普通厨房里闻不到的，却总是在深夜的时候飘进家里来。

小区的外面是一条叫招远路的小街，那时大概市政工程还未来得及修缮到此，整条路依然保持着老旧的烟火味道。每当夜幕降临，街边平常冷清的夜宵店便会敞开大门，让那些早已不安分的桌椅如同潮水一般漫到整个人行道上来。那些塑料椅子永远歪歪斜斜，似乎一不小心便会被坐垮；木头桌面吃饱了油腻，手指一捺就是一个印迹。即便如此，这条不到百米长的小街上还是一样人声喧嚣，灯火明亮。

尤其是炎夏的夜晚，招远路上的烟火更是令人难以抗拒。周末的晚上，蓓蓓时常拉上我，随便走进一家灯火明亮却油腻的小店，叫上一大盘烤串，再外加一盘辣炒田螺——我不太会吃田螺，这道菜是专门给蓓蓓点的。蓓蓓吃田螺很细致，手指轻轻捏住田螺的细尾，嘴唇微微抿紧，用力一吸，整块浸透佐料的螺肉便滑进嘴里。

起初的时候我们还边吃边聊，慢得如同老上海听《西厢》，小红娘拾阶下楼，一步一停，要走半半六十日；后来，几瓶啤酒下肚，便忘了嘴里吃的是什么了，总之就是混着令人不能自拔的鲜香辛辣，不停手地向嘴里塞。一顿风卷残云之后，付过钱，筷子往桌上一掼，我们便拉着手扬长而去。

在那些刚工作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过得颇为拮据，但日子也还算安顺——蓓蓓在公司一直很受领导的赏识，而我的工作看上去也算无功无过。如今我仍对那时候平静的、并驾齐驱的生活感激备至。仔细回想，即便工作日总是分隔两地，但每个周末时光的温暖都令人难以忘怀。

2

令我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仅仅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之后，我便被告知“无法适应组内工作”被公司扫地出门。

在公司的最后一天，直到夜色降临，我才收拾好东西。坐在出租车上，我最后回望了一眼那灯火通明的大楼，写着公司口号的巨大横排灯箱在楼顶发出红郁的灯光，像是一道巨大的紧闭的门闩，将我隔在了外面。

那天，面对仓逃回家的我和随之带来的坏消息，蓓蓓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如既往地像之前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一样，温和地安慰我。但我清楚地知道，对于我被公司辞退这件事，蓓蓓的心里一定是失望的。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我还在亚特兰大做着一份外包工作，对于未来的人生，正处在一片大雾般的迷茫中。在跨年夜的晚上，我和蓓蓓都喝了点酒，借着醉意，我大起胆子问她：“要是我回国以后一年只能挣10万，我还能娶得到你吗？”

“不能，”蓓蓓冷静而清醒地回答，“你要是一年只能挣10万，那你就只能娶那些一年只能挣7、8万的女生。”

尽管那时我用别的话搪塞着转了话题，但我清醒地知道，蓓蓓说得出便一定做得到。因此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每每遇到工作不顺的时候，尽管她时常温言安慰，但她在跨年夜的那句话仍然会回响在我耳边，令我时时如芒在背。

大约2个月之后，我在上海的一个小游戏工作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个工作室远在中环以外的一栋低矮的写字楼里，小小的办公室里满满当当地挤着十多个人，甚至连会议室都是和隔壁的几个公司共用的。在签下工作合同的一刻，我的心是半凉的——无论是薪资还是晋升路径，这个小工作室都不能给我。但我那时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来抵挡我心中强烈的不安全感。

就在我找到新工作后不久，蓓蓓就顺利跳槽，进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咨询部工作。原本在工作方面旗鼓相当的我们，就此拉开了差距。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员工的晋升路径格外清晰，从初级咨询师到高级咨询师，再到经理和合伙人——尽管辛苦，但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楔住，再按部就班地步步前行，就能抵达金字塔的顶端。

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压力一直很大。新公司不仅常常加班到午夜，还强制要求周六再上半天班。即便是面对主管“工作质量低”、“毫无责任心”诸如此类的、无休止的无理挑剔和斥责，我也不敢提出辞职。

究其原因，不仅是那时我的简历中渴求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经历，更是因为我害怕在这条追逐蓓蓓的路上，只要停下来一步，便再难以望其项背。

3

如果说来自工作的差距还能让我勉强追赶，那么在生活与人际交往上，蓓蓓的早熟更是远远超过了我。

在那间老公房住久了之后，一些问题开始慢慢展现。老房子里的洗手间是没有干湿分区的，只是砌起一道矮矮的水泥槛子，贴上瓷砖，再用布帘子隔开，权当浴室和厕所的分界。尽管常开着排风扇，但是湿气依然浓郁厚重。时间久了，高处没有贴瓷砖的素白墙面上便满满地铺开一层霉菌，像是阳光下淡淡的灰色阴翳。浴室的地板虽然是用瓷砖铺满的，但毕竟年月久远，瓷砖之间若是开了胶，楼上的水便会向楼下渗去。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家里玩电脑，突然听到重重的拍门声。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似乎是一路小跑着过来的，还微微喘着粗气。老人瞪圆了眼睛看着我，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侬屋里厢汏浴间漏水！”她怒气冲冲地对我叫喊着，“弄得我屋里到处都是水。侬来看看哪能不？”

那时候我刚到上海不久，老人的沪语口音又重，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明白，她是二楼我们正下方的住户，是来抱怨我家浴室漏水的。

我自然是不肯承认的——那时候正是盛夏的天气，三伏天墙壁渗水也不算奇怪的事情。而且她抱怨渗水厉害的时候，正好都不是我们的洗澡时间。在我看来，不过就是上门来找茬的罢了。我和她争来争去，言语间越发不和。

幸亏蓓蓓和闻声上楼来的二楼爷叔及时赶来，蓓蓓毫不犹豫地跑到我前面，将我和二楼阿姨隔开；至于二楼爷叔，是个说话慢声细语的上海老人，也在一旁好言相劝。一番交涉后，双方决定各退一步——我们立刻联系房东，让房东找人为三楼浴室所有可能出现缝隙的地方再补上玻璃胶；而在此之后，二楼卫生间出现的任何渗水问题，都与我们再无关系。

“还是你有办法。”看着两个老人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对蓓蓓感叹说。

“和任何人打交道就都该是这样的，”蓓蓓说，“她来找你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解决了问题就是了。你又跟她没交集，不该在她身上发泄情绪。”

我只能点头，默默地想，从什么时候开始蓓蓓突然变得成熟了呢？这种为人处世的圆润，和解决人际问题时候的平稳冷静、有条有理，是我在之前还是学生的她身上看不到的，也是尽管早已离开了学校、但精神上仍然蜷缩在象牙塔里的我所不愿面对的。

于是后来，在面对各种生活琐事的时候，我选择了退缩，把生活中所有需要做决策的事情，一股脑都丢给了她。

现在想想，我的那种推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蓓蓓一向性子硬，每次若是我做错了决策，便总会惹她不高兴。因此，我选择放弃，不过是为了避免麻烦的担责罢了。但如今回过头来看，那种无论大小、事必躬亲的生活，一定让她很疲惫吧。

4

在2015年的年底，大抵是怜惜我们租住那套老公房有种种不便，蓓蓓的父母决定在上海给她买一套房，让她在这座大城市里安顿下来。

作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向来居大不易。但那个时候，商用水电、40年小产权且不可转租的公寓房还处于一个政策管理相对宽松的边缘地带。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的存在，蓓蓓在和家人商议后，决定选择公寓房作为我们在上海的栖身之所。

于是，靠沾着蓓蓓的光，我算在上海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点。记得刚刚搬进新公寓的时候，蓓蓓非常兴奋，每次她有了新的布置方案，总会拉着我一起热烈讨论。而我却仍如往常一样，始终不断地用单纯的同意和赞许应对。

究其原因，除了我一直以来逃避做决定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我潜意识里觉得这是蓓蓓的房子。彼时尚未和她结婚的我终究是一个外人，并不适合对她的新房子多加置喙。

于是，在蓓蓓一个人的独力支撑之下，新房子终于整修完毕。尽管只是一间50多平米的斗室，却是满满的温馨气息——

一楼的客厅里，正面的大窗子下摆着两个猫爬架，用来给我们的一只布偶猫玩耍；窗子的对面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厚重的懒人沙发；侧面的一扇飘窗上垫了柔软的垫子，还放了几个软枕给我看书用。而房屋的二层，除了一张双人床之外，还有一张长桌，并排放着两个人的电脑；靠近窗户的位置摆了一个简单的置物架，后来随着我的书逐渐增多，就变成了两个书架；靠窗的位置同样摆着两个懒人沙发。

在很多个下班后的夜晚，我和蓓蓓就分别靠在自己的沙发上，一边谈天说地，一边从二楼的落地窗中俯瞰着楼下昏黄的长街灯火。

2017年，在整片小区开始日渐繁华的时候，我再一次因为公司裁员失去了工作。

尽管不久之后我就找到了下家，但新公司远在上海西边的淞虹路，距离我们北边的家非常遥远，几乎对穿了整个上海的核心市区。

那段时间，我总是一大早就起来，坐着地铁2号线，花一个半小时晃晃悠悠地穿越城市，而下班又总是夜深，地铁早已停运，只能坐出租车绕行半个中环高架回家。我常常坐在出租车里，看着车窗外夜色笼罩中的上海风景变幻，时而暮色广阔，时而万家灯火。深夜的中环高架总是空空荡荡，只有灰色的混凝土路面在昏黄的路灯照耀下延展，指向我看不见的远方。

总体来说，那次裁员之后的新工作是让我快乐的——蓓蓓和我都一致认为，程序员的工作应当是踏实而且稳定的，起码比游戏策划这份看似不着边际的活儿好很多。而且，当时蓓蓓在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晋升了一次，薪资也随即水涨船高，稳稳地压了我一个头。对那时候焦虑不堪的我来说，程序员这个职业的踏实和高薪，似乎已经成了我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正式入职之后，我却发现一切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公司的数据库内容庞大、复杂并且混乱，处理到深夜往往是正常的事。我至今记得，一次我清洗完数据，已经将近凌晨3点。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家里仍旧灯火通明，蓓蓓靠在床头，和衣沉沉睡去。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异乎寻常的难过——她常年神经衰弱，平常入睡前，连一丝光线都不能见到。

也是在那时候，我想我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上海“居大不易”的酸楚，和努力追赶着她的艰难。

5

忙碌但充满希望的生活总是让时间流逝得很快。2019年，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平顺的道路发展：我们结了婚，我跳了一次槽，还是干风控，只是薪资随着那一次的工作变动提升了一大截。更重要的是，新公司距离我们的家只有不到之前一半的距离，而且也没有那么辛苦。

在那段时间里，“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感觉让我一度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的双脚终于有了扎根的能力，在上海这片土地里越钻越深。

那年7月，一切如常的一天，我在公司一边参加着一场漫长且乏味的会议，一边偷偷玩着手机。突然，手机微微一震，弹出一条信息，发件人竟然是我实习公司的大领导。信息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小何，你最近在干嘛？”

我曾一直以为，是当时的自己在工作中辜负了他的期待，还为此内疚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时突然接到消息，委实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游戏项目，目前缺一个文案策划，你考不考虑过来？考虑的话我给你这个项目制作人的电话，你们聊聊。”

尽管当时公司待遇还算不错，我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来，在这一年的年初，蓓蓓刚刚跳槽，去了闻名世界的一家咨询公司，不仅薪资上涨了一大截，而那一个始终令我艳羡不已的条件——稳定的职业晋升路线也仍然还在，甚至还比在之前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更加清晰和明确。因此若不跳槽，那么我在追赶她的路上必然会落下更远。

于是没多久，我便背起行囊，重新回了杭州。

或许这个世界总是要给那些做着岁月静好美梦的人节外生枝——2020年的6月，蓓蓓突然提出了分手。长年共同生活中，她对我所表现出的推卸、拖延、丢三落四等等不成熟难以忍受，非常坚决地要和我离婚，而且她也有了其他心仪的对象。

蓓蓓对我说了一句让我铭记至今的话：“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真的太累了，就跟妈妈照顾儿子一样。”

平心而论，她对我的抱怨并没有错——因为我习惯性的推卸和善忘的确是事实，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常年累加起来，的确令人不胜疲惫。我深知自己在婚姻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我习惯了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丝毫不关心；而且，我也理解相较于白头偕老，人心思变才更加是人生的寻常。

只是我向来对周遭变化不太敏感，因此蓓蓓的离婚要求对于我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但相对于维持婚姻关系本身，我对伴侣之间的感情是否存续更为看中。那么既然她承认了感情上的转移，加之我们又没有孩子，那也只能如此了。

回到杭州之后，我在独自租住的小公寓里靠着意志和抗抑郁药，失魂落魄地蛰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我异常频繁地请假在家和医院之间往来，但感谢上司的照顾与怜恤，终究还是保住了这份工作。

这一年秋天，在我终于离开了那个逼仄的小小公寓、搬进一间舒适的一居室的时候，看着堆叠在地上的5个大箱子——我全部的行李——我终于能长长地出一口气。似乎那些不堪回首的旧日子也终于一去不返了。

刚离开蓓蓓的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想要变得更加“成熟”起来，似乎是想向曾经的人证明我一般。最开始的几周里，我每天一大早便赶到办公室，拼命集中精神来面对混沌不堪的那几个月里落下的工作；而有时晚上下了班，我也会继续努力读书和写作，好像蓓蓓的影子就在我前面不远处，我再努力伸一伸手，就可以触碰到。

等到深秋的某一天，当我终于疲惫不堪地离开电脑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4点。由于仍然无法入睡，我决定披上大衣去外面走走。不知为何，那天我竟然一路走到了钱塘江边。

黑暗的江水无声地前行着，远方群山的身影朦朦胧胧地看不清楚。吴山越水，大夜弥天之中，天空中唯有一颗明亮的大星在孤独地闪耀。清冷的秋风越过江面，吹得我猛然一个激灵。

在那一瞬间，一阵从未有过的空白感突然冲上心头，像是长久被人拧紧的发条突然放开了一样——我突然明白了，在和蓓蓓分道扬镳之后，我不必再跟着她的脚步亦步亦趋了。而是可以调转头来，重新留在被这世人所定义的“不成熟”里，专心致志地去走一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路了。

尾声

时间又过去了2年。这些日子里，我也曾缩在房间的一隅，咬着牙和自己的情绪抵死对抗；也曾在苦痛暂时缓解的时候，看书、工作、写字，或者和新朋友们聚会，努力生活。

我开始学着如何放弃，学着如何只是努力地活在每一个当下，而不再渴求任何前程似锦或者未来可期；学着放弃期待新的感情，放弃计划，借此远离面对未来时的焦虑。

我常常想起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中所写的，“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地在风雨中放弃”，直至“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机盎然”。为什么放弃会更好呢？我们不是向来都被教导着要“永不言弃”的吗？在我整个漫长而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里，我始终都没有读懂这句话。

而直到现在，我才似乎又略微地从中多明白了一些什么。于是，我也开始重新低头寻路，即便前方大雾茫茫，我也只是努力看清自己脚下的每一步。至于未来与远方，我已经学着不去花费任何时间畅想或思考了——现在，无论这双脚将我带到哪里，我都会接受在那里的一切。

因为我愿意相信，它们一定是早早地就被什么人安排在了那里，并且一直一直地，等待了我很长的时间。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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