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弟弟婚礼的体面，由姐姐们背负

《大国小民》第12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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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年12月初的一天，我在超市拿着一把300克标价9.9元的蒜苔，正想发条朋友圈吐槽一下菜价涨得太狠，却看见老家的大表姐春梅发来信息，说她弟三蛋从江苏回来了，准备说媳妇，腊月办婚礼，希望能借些钱给她。

以我对春梅的了解，自尊心极强的她，轻易不会开口提钱，可细看文字，她言辞间又不像假的。我出了超市就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嘶哑，似乎刚哭过。

“这两年我妈一直着急三蛋的婚事，暑天媒人给介绍了一个女的，年纪不小了，两人在微信上也聊了好几个月，现在准备定下来。”

“那挺好的，你弟也快三十了吧，早该成家了。”

“好肯定是好。只是他要结婚，我老娘就开始给我和小兰派任务，要我们每人先摊出三万块钱，放在她那儿，要得还挺急，都催我两回了。我手里一点钱都没有，想着你那宽松，借姐两万块钱，能行吗？”春梅说着说着，语气里又有了哭腔。

她又特意叮嘱：“千万别告诉咱姨（我妈），她和我婆婆一起跳舞，叫我婆婆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春梅长我4岁，属于那种一表三千里、血缘关系极淡薄的姐姐。我曾找家里大人理过这个亲戚关系，才弄明白春梅奶奶和我姥爷属于姑舅表兄妹。不过我们两大家子一直有走动，我大姨的婚事就是春梅奶奶撮合来的。现在春梅家还和我大姨家同在董家村，就在一个巷子前后脚住着。

我从小和大姨亲，每逢寒暑假几乎长在她家，那时的春梅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玩。她身量高，眉眼和善，脾气极好，在家里又是老大，很会带小孩子。她带着我们这群童子军去田里拔草编花篮、林子里摘桃子，又领着我们遍地找知了，逮住了就在菜园里抠一撮黄泥巴，把知了囫囵儿裹起来，扔到灶膛里烤，烤熟了扒开泥，单拣蝉背上一块瘦肉，撒点盐，吃着特别香。她还让我们几个在树干上找一种金色的蝉蜕，要完整的，说是一种中药，收集好了可以卖给村里的老中医，得了钱她想买一种24色水彩笔。

我喜欢跟着春梅玩，有一阵子甚至特别羡慕她妹妹春兰能有这么个有意思的姐姐，天天在一起多开心。但春兰似乎并不这么想，孩子们一起玩时，她要么自己一个人玩，要么就呛声姐姐，或干脆甩脸子跑掉，春梅又花功夫哄她回来。

春梅小时念书成绩中等偏上，我大姨就是她的小学老师，说她要是盯紧点，考个师范没问题。可春梅家条件一般，爹妈也不重视女儿们的教育，只让她读到初三，毕业后在县职中参加了1年职业培训后就去了深圳打工，听说是在做女装的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每天要干12个小时，两班倒，住集体宿舍，每个月4000块钱。这样干了三四年，她便被家人招回来相看人、结婚了。

春梅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的一双巧手。七八岁时，她奶奶买回来几张粉连纸糊窗子，被她画成了百花图、百蝶图，到五六年级，她就可以和奶奶一起剪春条、窗花，还给奶奶画出不少新的花样。我问她跟谁学的，她说跟“翁仙子”学的——原来，她在自家东屋放粮食的大瓮底下，发现了半本画谱子，没有书皮也没有封底，不晓得是个啥书名，问家里大人书哪里来的，竟也没人说清楚。这书里面各式各样的花草都有，被她拿到后爱若珍宝，没事就拿铅笔照着画，竟有七八分的像。

我考上大学时，春梅还托我大姨给捎来了两副大红色的“喜鹊登梅”窗花，尺寸很大，约8开见方的样子，剪得极其精细讨巧，两只喜鹊的尾巴上“万”字形的花纹、大小都各不相同，春梅还有自己的一番说辞：“北京城里的大教授什么洋气的没见过，咱小地方这窗花很有特色，说不定还能入眼。”

这两幅窗花，后来我送给了一个来中国做田野观察的社会学教授，她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看了这剪纸，赞不绝口，带回了澳洲。

我最感激春梅的，是几年前她给我施过的一次援手。

那时我女儿1岁半，我老娘从老家来北京带孩子。有天老太太出门遛弯儿，没留心绊了一跤把腰扭了，加上她原先就有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就开了一通药并建议：躺硬板床，至少两个月。

我们两口子双双在职，都在各自赶项目，请长假不太现实。最后老娘提议：从老家找个靠谱的亲戚来帮忙看娃，她在一旁指导，坚持上两三个月，问题不大。她在微信上和我大姨合计了一回，就把春梅姐找来了。

来京之后，我们说定2个月的时间，春梅和我老娘住一屋，白天带孩子，做三餐，周末休息两天，可以出门逛逛京城。我们说好每个月给她7000元，中间可以回老家一次，给她报销来回高铁票，她却连连推辞，坚持只要5000块一个月。

“从来没有来过北京，我就当来旅游了。”春梅还是幼时自尊自强、周全热心的大姐样儿，多出的钱死活不要，放下箱子就要下厨做饭，被我拦下后又开始收拾床铺——她不仅带了自己的换洗衣物，还带了床单、被罩和一双新拖鞋。

“不是姐和你生分，实在是不知道北京城怎么讲究。这也不占地方，拿着防备一下。”

她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我才知道她膝下已有了两个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一直由她婆婆负责接送、看护。她和丈夫原本与人合伙跑客车，承包了一条老家县城到市里的短途客运线路，丈夫是司机，她售票，做了好几年，虽没有大富，但日子尚算平稳。可前一阵上面忽然开始搞区县经济一体化，从县里到市里开了两条公交线路，沿途村镇都设了站点，最便宜的票价是2块，最贵的不过5块，春梅他们运营的客车想要赚钱，票价都得10到13块，只得卖了客车。两口子待业在家，不免吵闹烦闷，春梅去我大姨家串门，一听我家里缺个人带小孩，也不问工钱，便兴冲冲要来北京。

春梅到底年轻，接受新事物很快，来了不到一周，便摸清了我家附近超市和菜市场的分布，每天乐乐呵呵买菜、带孩子，还拉着老太太说老家的消息见闻，大大缓解了我老娘的思乡之苦，让家里气氛松快了许多。她手脚勤快，照顾孩子、做饭之余，连我家的卫生也包了，比起我自己周末瞎搞，她清洁得更彻底、仔细。连我老公都感叹：“春梅姐一来，咱家里的清洁度提高了一倍的哇，春梅姐的战斗力真强悍！”还让我给春梅额外买些礼物和新衣服表达感激。

所以，这次春梅开口借钱，我没有拒绝和回避的理由。我告诉她，这钱能借她，不着急还，等你手头松快了再说。只是疑问：她弟弟三蛋结婚，她妈不是不清楚她手头不宽裕，为啥还派出这么多的“现金任务”？

春梅解释，说她和妹妹出的这个钱主要是承担婚礼的“三个小头”——新娘子的“三金（金镯子、金耳环、金项链）”钱；请亲朋好友、同村人吃席的费用；请管乐锣鼓队和婚庆公司主持摄像的钱。

“我们家好些年没办过喜事了，爸妈说要大办，请人要请得宽，要按照‘坐80桌’的标准去办，席面的档次还不能低，要300元一桌的。”

80桌、300块，就是2万4，“三金”估价是1万5，管乐锣鼓5千，婚庆公司5千——春梅她妈明确说了，这5万块钱，得由两个女儿分摊，还得再打出点富余量，所以每个闺女得给她交3万，“剩下的大头”，16万8的彩礼钱，则由他们老两口来承担。

春梅说，在老家农村，凡是弟弟结婚，成了家的姐姐总要出点“血”，出多出少并没有定数，端看娘家人的要求和自己的经济情况。

“我爸妈的心思我知道——三蛋总算不在外面打光棍了，他们想借点女儿的力，热热闹闹办一场。我是老大，亲弟弟结婚，我认头，就是没钱、去借钱，也要把这事儿圆满了。”

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春梅身上还背着不少外债，没几个人愿意借，借了一圈，才凑了1万块，她这才为难地找我这个远房妹妹开口。

2

之后听春梅讲，她妈让她和春兰出钱的“任务”，并不顺利。

春梅妈没想到，自己满心欢喜地给小女儿打电话提出“拿3万块”的要求时，直接被春兰强硬拒绝。于是又转头找大女儿说：“老二这个家伙一贯难缠，嘴里牙多，啥事儿到她那儿都要说个明白争个是非。她手里握着大钱，却不愿意出这3万，真是越有钱越精抠！你上她家看看去。”

春梅、春兰姐俩只差两岁，长得不像，性子也南辕北辙——春梅是晋南地区常见的银盆大脸，圆鼓鼓的眼睛，塌鼻子，生来爱笑，什么事到她那儿都是“好好好”；春兰则是容长脸儿尖下巴，大眼睛挺鼻子，常常冷着一副脸，她妈常说她“独”“刁钻”，心眼儿多，有事先挑理，从小因为穿姐姐剩的衣服鞋子，不知道闹了多少回架。

春兰也是初中毕业后就去南方打了几年工，到了结婚的年纪，回乡寻婆家、嫁人。春梅两口子跑车的时候，春兰家守着十来亩桃树度日，一年中总有两季吃肉困难。

可过了30岁，姐俩的时运就反过来了。

春梅走了背字，客运线没了，她在县里新开的超市打零工，做牛奶、零食、日用品的促销员，行情好时一个月能挣2千多块，不好时连1千也没有；男人贷款买了一辆江淮轻卡，挂靠在一家运输公司下面接一些短途货运，结果跑车不到一年，贷款还没还清，就在国道上撞了一辆拉苹果的三轮车，骑车的老头胯骨骨折，除去保险公司报销的医药费，她家还借钱赔了人家3万。

春兰早先嫁到了县城附近的李家村，婆家条件一般，好在男人是独子，她进门就当了家。赶上了近几年县城东扩，政府征了李家村的耕地，春兰一家四口大人并两个小孩，得了近50万的补偿款，原本紧巴巴的日子一下子松快起来。拿到钱后，小两口一起考了驾照，买了一辆日产阳光，在县城跑起了滴滴，两个孩子都送到县城上小学。

春梅领了老太太的命令，到了妹妹家也不周旋，开门见山就给春兰算账——在农村结婚，男方家除了彩礼这个大头，“三金”“大席”、管乐婚庆这些个小头，其他零碎的花销也不少——从男女双方确定关系开始，先是得有“见面钱”，男方给女方1万1，寓意“万里挑一”；然后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订婚花红”，2万8（不包含在彩礼里头），还要张罗十来桌订婚宴；婚礼前10天，女方来“送东西”，男方要回礼6千；办结婚仪式，要前提5天“起事”，平院子搭彩棚6千元，迎亲车队4千，“上马钱”“下马钱”各2千，婚礼当天要给女方“改口费”6666……

春梅说：“这是事先能列出来整块花销，到时还有许多不得不花的零碎钱。弟结一次婚，爸妈怕是要脱一层皮。”

春兰不屑：“他们从10年前就准备给儿子结婚攒钱，这两年果子、桃子行情都好，这些钱不差啥了吧？”

“咱俩一人3万把酒席、三金、管乐包了，他们好坏轻松一些。”

“我还想轻松一些呢！”

“你这两年还不轻松啊？我这么紧张，家里拉着饥荒，不也要出这钱么。”

“你在爸妈那儿一贯是好人、圣人。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出结婚那份礼钱，两千块钱顶天了，多了一分没有。他们不高兴，我以后不回娘家便是。”

春梅心里一阵烦闷，问妹妹到底咋了：“是他们谁得罪你了？”

春兰却不理会这话，又拉拉杂杂说起小时候的事——从小到大，她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都是捡春梅剩下的穿；破了口的红裤子被奶奶补了一块灰补丁，穿到学校被同学笑话，回家哭诉，却被怀抱着弟弟的妈妈扇了一巴掌；放麦假天天顶着太阳去人家地里捡麦穗，打了半口袋粮食，想要换一双新凉鞋，奶奶却转身找出一双后鞋带和鞋底已经断开的塑料凉鞋，拿着烧红的火钳子在断裂的地方一烫，把两截鞋强连上扔到脚下让她穿；县里的表姨来看奶奶，看见放学回来的她背着漏洞的馍布袋，就托人捎回来一个双肩带书包，却被妈妈收起来，说等弟弟上学时背……

这些事春梅从小到大不知听妹妹抱怨了几百遍，就打断说：“那时候穷，大家都这样的，就你从小爱臭美、挑拣。为这，咱爸小时候还专门带你去镇上理过头发，我还是大了自己挣钱后，才第一次上理发馆呢。”

“上理发店为了什么你忘了？咱妈在家剪了我的辫子卖‘活头发’啊，任我怎么不愿意，硬把我剪成个刘胡兰。我哭背过气儿了，爸才说去镇上理发店给修剪个好看的短发。”春兰回道，“我怎么臭美了？谁不想穿新的戴新的？你是老大，身上穿戴脚上鞋，不管是做的还是买的，都是新的。我呢？上深圳之前，我连一双新的白球鞋都没穿过。”

春梅能理解妹妹情绪上的不忿，但又觉得这些小事儿没那么重要——在80年代，晋南农村家家都是这么养孩子，她自己还捡过妈穿不下的衣服，穿着上全村疯跑，当年用碎布拼一个花布袋子，套在头上也就上学了。现在新衣裳、新鞋子、新包，春兰和她家孩子是绝对不缺的，怎么心里就过不了这个坎儿呢？

“老两口今年都60多了，不说别的，光彩礼这16万8，他们攒多久才能攒够？光看着果子桃子卖得好，怎么不看每年先往里扔多少钱？地里投资大，买肥料、浇水、请人套袋，10亩地加起来不少钱呢，到头来他们能落几个钱？这次估计还得借外债呢。他们好赖把咱俩养大，这时候开口了，能不给吗？”春梅苦口婆心。

春兰却听不进去，只说，愿意当好人你自个儿当去，别拉着我下水。接着又磕嘴家里给弟弟三蛋“订”下的新媳妇：“一个跛子，还狮子大开口，敢要16万8，她是金子做的呐？我们村有人前些天刚迎了新媳妇进门，人那姑娘头婚，好胳膊好腿，才要了13万8的彩礼钱，人娘家还陪嫁了一辆五菱宝骏呢——咱这弟妹是多金贵呐？”

春梅心想，都说大姑子不好惹，也不全无道理。

准弟媳妇的情况，春梅从她妈那儿知道一些，也找人去查访过，确实是个苦命的：邻村的姑娘，叫亚妮，26了，小时候亲娘没得早，养在奶奶跟前。八九岁上沟边摘酸枣，脚没踩实摔到沟底，摔断了右腿。她奶奶不肯带着去县医院看，只找了村里的老中医捏骨、上夹板，3个月后拆板，骨头是长好了，两条腿却不一般长短，自后走路有些跛，还有些腿跟外翻。村里有明白人说，带娃去地区中心医院做手术，把长好的骨头再打断、重新接上，没准儿就能好全了，她奶却说：“哪有那个钱？她老子在外打工好几年不回来，一分钱不往回捎，我拿啥给娃做手术？跛就跛吧，这是她的命。”

亚妮长大后，因为跛脚，奶奶年老多病又需要照顾，就没有像村里的同龄女孩子一样去南方打工。媒人说，亚妮虽然腿脚吃不上劲儿、干不了重活，但勤快、爱干净，能操持家务，是个爽利人。前几年奶奶去世后，她买了个电三轮，逢集就到街上摆摊，卖些手套袜子小零碎物件，“是个会过日子的”。

“你就算可怜三蛋吧，咱就这一个兄弟，娃一辈子就结这一回婚，咱妈怕得和什么似的，怕别人来‘破亲’，怕这婚结不成。”

春梅给春兰留下这话，便离开了。

3

“三蛋”是春梅他弟弟成乐的小名。当年，春梅的爷奶和爸妈一心想要个男娃，生到第三个才如愿以偿，于是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叫“董成乐”，意思是“成了”。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三蛋的出生让他妈、他奶终于在村里挺直了腰杆，自然是全家的金疙瘩。他妈自来没有母乳，春梅和春兰都是喝家里熬的小米汁长大，到了三蛋，却辗转托人从西安买奶粉回来喂养。

可这个全家人最珍重、最关爱的男孩，命却不咋好。

那是1990年，春梅记得很清楚，北京办亚运会，数学老师兼着美术课，教同学们画熊猫“盼盼”，她画得最像，还出了校门口的黑板报。那年从天气变冷、家里生起煤炉子开始，弟弟就开始生病。一开始是咳嗽，有痰，后来隔三差五地发烧、哭闹，见天往村里保健站跑，爸妈的脸上都蒙着霜挂着雨，奶奶嘴角急得起了泡，家里的钱也紧张起来。

往年刚入冬，奶奶就拿出一刀一刀各色的彩纸，摊在炕上，带着花镜，画样子、剪春条（当地人叫做“爷门帘”），春梅到家放下书包也会加入其中；腊月头上，奶奶就开始拾掇剪好的春条，“四季平安”一摞，“梅兰竹菊”一摞，“万紫千红”一摞，“春回大地”一摞，“招财进宝”一摞……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大木箱里；过了腊月十五，就推上板车去各个镇子上赶集，卖春条，得了钱先给全家人扯布做新衣服、买年货。

可那年腊月，奶奶全没了剪春条做买卖的心思，连装彩纸的箱子都没打开，天天拿着一个水银的温度计塞在弟弟腋下，再拿出来对着灯光看，唉声叹气后，又张罗着找人粜麦子换钱。

三蛋差不多烧了1个多月，扎针太多，村保健站的大夫下手又重，打开尿布，小屁股上全是青一团紫一团的硬块。后来又折腾到乡卫生院，打针、输液，到了腊月廿三小年跟前，三蛋的温度总算下来了，大人们便把他丢给放寒假的春梅和春兰照看，赶紧忙活着过年的事儿。

春梅发现弟弟没有之前好动了，安静了好多，跑去和她奶说，老人家见怪不怪，说孩子病了1个月，精气神都被抽走了，小年多给灶王爷供上点糖瓜，年三十儿再好好祭一祭先祖，过完年就“回神”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三蛋的耳朵已经坏了，但没人发现。不到1岁的小孩，吃喝拉撒都好，嘴里咿咿呀呀，大家都当是一切正常。”春梅跟我说。

等三蛋过了3周岁生日，村里差不多大的小孩已经能清楚地说整句的来回话了，他嘴里却还只会发几个简单的音。春梅奶奶一直当是“贵人语迟”，“我们三蛋子虽然不会说，心里灵醒着呢，啥都知道，就是还没到开口的时候，春梅她娘小时候就说话晚，多大了才说一句囫囵话”。

可眼看三蛋到了上幼儿班的年纪，不少村人都劝，说带着孩子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春梅爸妈带着儿子跑了一趟县医院，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三蛋左耳的听力已全部损坏，右耳剩下极小部分的听力，且发病时间太久，诊治不易。

家人当然不死心，带着三蛋，跑到地区医院，又跑到西安的大医院，看了西医看中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欠下许多外债，可最后三蛋还是成了一个“半哑子”——他听不到别人正常音量的说话，除非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吼叫；问别人话，要重复好多遍，说话超大声带比划，别人还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渐渐地，他也不开口说话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用庆大霉素有问题，后来知道了，我妈后悔得要命，我也跟着自责，为什么那时不多关注下弟弟的情况。”春梅说，后来她有了孩子，对小孩生病吃药尤其谨慎，抗生素类的药物坚决不用。

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家人还是把三蛋送到了村小。可他在课堂上坐不住，乱跑吵闹，扰得各科老师头大。校长找来春梅爸，说“过两年再送来”。就这样，三蛋边上学边留级，读完小学，已经16岁了。正赶上县里大力推进种植经济作物，黄土高原日照好、温差大，种“红富士”“大久保”非常合适，春梅爸动了心思，就让儿子跟自己去地里栽苹果树。三蛋也没表现出想上初中的意思，换上破衣烂裤，扛上铁锹，在田里干了3天，就再叫不出屋了。

一个半大小子，天天蹲在屋里守着电视，连广告时间都不放过，一顿饭能吃三个大馍馍、半海碗菜——春梅爸看着心里闹腾，想来想去，想到村里的焊工老薛。

老薛是村里的几个光棍之一，据说年轻时说过一个邻村的媳妇，过了不到两年跟人跑了。此人精通各样电工，早年在县里的镁业厂做工，做到电焊班班长，有一手电焊的绝活。这人只一样毛病，脾气暴躁、爱和人争长短，稍一不合就抄家伙，所以在车间打架影响到安全生产，被工厂开除了，如今就在附近几个乡镇跟着装修队揽一些门窗焊接的活儿。

春梅爸和老薛都爱下象棋，还算有些交情。老薛棋艺不高，但讲究极多，脾气上来常破口大骂、掀翻棋盘，有一回还抡起凳子砸破了旁边一位看棋说闲话的脑袋，后来村里便没什么人爱和他下了。春梅爸下棋水平一般，但话少、脾气好，是少有的能和老薛对上两盘的人。更重要的一点，两人都是“外来户”，在董家村有些物伤其类的意思。

春梅妈对男人的提议很有些顾虑：“让三蛋学本事我是愿意，但那个老薛头，满村人都晓得他脾气不好，蛋蛋耳朵听不见，说话还不利落，别东西没学会，再把咱娃给打坏了——他原先的媳妇不就是被他打跑的。”

但春梅爸打定主意，打发老婆去集上割了半个猪头，置办两瓶黄盖汾酒，说找时间带儿子让老薛看看：“老薛那个人嘎（刚正、脾气硬）得很，投了脾气啥都好说。”

就这样，三蛋成了老薛的徒弟，老薛去哪里干活都带着他，从最简单的点焊一点点教。三蛋实在是个灵醒娃，很有做电工的天赋，许多技巧一点就会，活儿做得干净漂亮，学了1年就成了熟手。到了年底，老薛专程带着三蛋去了趟西安，花了3千多给徒弟配了一副助听器，说是娃跟着他干一年的嘉奖。

三蛋有了助听器，虽然还是话少，但能通过右耳听得清别人说啥了，偶尔和人也有个来回话。

跟着老薛干了两三年后，三蛋和家里人说要出去打工。春梅妈本来不放心，想阻拦，还是老薛出来说和：“这孩子只是话少，人情世故的他可懂，他现在听得见别的人说话，出去吃不了亏，出去看看也好。”

于是，三蛋跟着乡人带头的务工团，到了江苏盐城那边的一个磨具厂做了焊工。

与一同出门的乡亲每年正月十五出门、腊月初回家的固定节奏不同，三蛋出去后很少回来，上次回家还是3年前。他几乎不给家里打电话，也从不往家里寄钱，从来不提结婚的事，家里催着回来相亲，他也很少回复。春梅妈因此在村里听见不少闲话——家里能传宗接代的就一个男娃，偏还是个“半哑子”，读书上不顶用，退学了又不愿意在地里刨食，外出务工越发不听家里话，从不寄钱、从不往家邮东西，该结婚的年纪不回乡结婚，在外头狗游胡逛——在村人眼里，她董家的门头快跨倒在地上了。

这回，媒人介绍完，春梅妈看中了亚妮会持家，天天在微信催儿子“主动点”。也许是年龄到了，也许是难得看对了眼，三蛋和亚妮在微信上来来往往聊了半年后，终于定下在腊月里回家结婚。

所以，春梅妈不容许出任何岔子。

4

春梅从银行里取了我借给她的两万块钱现金，加上之前借来的钱，装进一个黑塑料袋，塞到斜挎包里，骑着电动车回了娘家，车后座还绑着一个大羊腿。

她妈先看到羊腿，就手去解绳子，边解边说：“这大腿好，先冻起来，过几天女方家来人送东西，做个葱爆羊肉招待人家。”又紧着问：“那钱，你拿来没？”

春梅从包里掏出黑塑料袋，她妈接过去，指头沾上唾沫，一张一张地数，正好300张，数完，脸色好看了一些，上到炕上，打开带锁木箱子，放进去，锁上，便开始埋怨春兰：“我和你爸，电话打了好几个，要么就不接，即便接了，也没好气，说自己没钱。我说让她回来一趟，也不回来。你兄弟结婚，这天大的事儿，她怎么不上心呢？”

春梅见不得她妈叨叨着急，便应承明天自己提上二斤羊肉再去妹妹家看看。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回上春兰婆家说事儿，竟惹得妹妹又哭又骂，最后自己是尬着出门的。

春梅进门刚起了个话头，春兰的脸上就凉下来：“这回想起两个姑娘了啊？想从我手里要3万元，你让咱妈自己来，看她有没有那个脸！”

春梅问，咱妈又咋惹着你了，你从小脾气大，谁敢和你歪缠。

“你脾气好，全家就你一个好人，行了吧？”春兰呛人。

春梅确是好脾气，她说起婆家前几天杀了只羊，肉好得很，给妹妹留了一块包饺子：“你从小就爱吃羊肉胡萝卜饺子，这会儿新胡萝卜也下来了，美美包上一顿和妹夫吃。”

春兰还是不说话。

春梅又自顾自说，自己东挪西借凑够了3万块，已送到妈那里了，还没敢告诉自己婆家人，婆婆知道了，还不晓得要怎么闹腾。

春兰还是不说话。

春梅推了推她：“你到底咋了嘛，有啥事不能说的呢？”

春兰沉默了很久后，问春梅：“你还记得我去深圳找你那时候吗？”

春梅当然记得。那是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从宿舍到厂区没多远的路，走过去衣服都能湿得透透的。有天早晨她刚下夜班，看见等在服装厂门口的春兰，正坐在一个行李包上打瞌睡——妹妹没跟着县城务工团一起来，也没提前打电话让自己联系好工厂，就这么突然地站在了深圳，站在自己的厂门口，着实把春梅吓了一跳。她把大包小包和妹妹带回宿舍，还得了同屋工友好一顿埋怨。

“我才过完19岁生日，不到20周岁，从技校念完书，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咱妈就张罗别人相看我！那人家是丁庄上的，家里有个小妹妹，据说那人只有一只眼睛是好的，另一只眼里全是‘萝卜花（先天性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找媳妇儿还挑挑拣拣，个子太小的不要，脸黑的不要，没上完初中的不要，本村的不要……二十七八了也寻不下合适的。后来不知道咋找人串到咱妈那儿，说可以‘换亲’，先把我说给这个‘萝卜花’，等他妹妹大了许给三蛋，咱妈可愿意了，正好叫我在里屋听到了，拿着铁锨就把媒人拍出去了，等毕业证到手，我就连夜去的深圳找你。”春兰用一种痛苦和愤怒交杂的声音说道。

春梅看着妹妹一张一合的嘴，心里全是惊诧，喃喃道：“还有这种事儿？我咋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这种不要脸的事儿，还没办成，她怎么好让人知道。”春兰说。

春梅从春兰家出来，思绪纷乱。

对于妹妹说的“换亲”，她本心上不愿意相信，她觉得妈不是那样的人。在自己的记忆里，妈虽然严厉、要强，但爱孩子的心一点不少，小时候她半夜生病，妈连夜背着她走好几里地上保健站；在百货大楼看见一件百褶裙哭着要，妈死活不给买，回头却又扯了花布做了一件相似的裙子给她；“六一”去镇上文艺汇演，要准备两朵大红花，家里没有，妈剪了自己结婚时的一条红纱巾做出两朵好漂亮的花……

可看春兰刚才的神色，又不似做假。妹妹自初中开始发育，身高接近1米7，继承了爸的双眼皮大眼睛，是附近村镇数得着的标致姑娘，也许因此招惹了那些多事的媒婆，惹出这事儿来。

春兰成婚后，与娘家关系确实有些淡，逢年过节都很少回来，娘家有实在绕不过的事儿，也会托自己或别的亲戚去办，两个孩子对姥姥家十分陌生。

想着想着，春梅又有几分庆幸——幸亏妹妹性子刚，那时跑出来了，如果换成自己，真说不好会怎样。

春兰确实比春梅闯实、有主见。在深圳时，春梅想介绍春兰去自己工作的服装厂，春兰却拒绝去厂里踩缝纫机，说自己“要去找个大点的厂子，有规模的，稍微正规点的，男人多点的”，又加了一句，“最好有本地男人的”。好几个同乡女孩都以过来人的经验劝，说深圳、惠州的厂子都差不多，去的都是像她们这样外地来的年轻打工妹打工仔，本地人吃租子就躺着肥了，何苦上厂子里受累？

春兰不管，白天拿着技校的结业证东跑西看，晚上拿着招工小报记记写写，终是找到了一家电子厂，说是做苹果手机的电子配件，每周休息一天，每月挣的钱比春梅还多500块。

有次姐俩一起吃锅子，春兰说要在电子厂找个外省人嫁了，离老家那些人远远的。后来，她认识了同一个技校出来打工的老乡李小伟，要死要活地谈起了恋爱，不再提远嫁的话。俩人谈了1年就订了婚，到了第三年，俩人攒了一些钱，准备老家结婚。

“我和小伟结婚，小伟家给了3万8的彩礼，家里就给我陪了点床上用品、一台洗衣机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剩下的钱妈说给我存着，我想带走2万自己灵活使唤，爸当时把烟头砸到我脚背上，妈掐着我胳膊骂‘女儿外向’，‘白生养了一场’，‘良心叫狗咬了’。”春兰不服气地告诉春梅，“还有每月寄回来的钱，嘴上说给咱存着等结婚时给陪上，结果呢，那钱还是压了咱妈的箱子底儿吧？要打这里说，我贡献给她儿子结婚的钱何止3万！”

好在，春兰从来没有像姐姐一样实打实告诉家里自己每个月挣多少钱，每月发工资，她都偷偷上银行存1000元，后零零碎碎花了一些，还剩下1万多块——她带着这些偷偷存下的钱，嫁到了李家村。

“他们这会子为儿子结婚，掏心掏肺，把家底全搭上，那时怎么不关心吃下闺女的大头彩礼钱、我一个新媳妇在婆家好不好过？”

春兰问出的这些问题，春梅偶尔也想过——比如她在深圳打了4年工，陆续往家里汇了六七万，临到出嫁，爸妈也只陪了几床被子、一台电视和一辆永久自行车；结婚时婆家四辈人在堂，她想要娘家陪嫁一个新饭桌，到家具城瞧上个1千来块的，可妈东说西说到底是没买。

5

儿子婚事说定后，春梅爸去大队部下棋下得更勤了，和人闲聊，话把儿总要带到儿子三蛋结婚的事上来。有人当着面恭喜，背后的话说得难听，“跛子配哑巴，相称得很，可不要再生个小哑巴”；还有人打趣他，“你老家河南那头还有亲戚不？这回儿子结婚要不要请人来喝喜酒？”

春梅爸满是喜色的脸结出一层冰霜——这是他身份上不可言说的一种痛。

春梅家在董家村与别的人家不同。被春梅叫做“奶奶”的这个老太太，从血缘关系上讲，是她的姥姥。老太太一辈子生养了4个闺女，没得儿子，村里摸骨算命的瞎眼先生在世时和春梅爷爷说过，你这辈儿“命里无子”，“你家老三、老四都是木命，都可以留在家里扎根繁衍子嗣”。春梅妈就是家里的四姑娘，这样被父母留在家里，要招个女婿上门。

本地人以当上门女婿为耻，家里再穷、再过不下去的人，哪怕打光棍也要守着自己祖辈的姓氏，改弦更张跟媳妇家姓，那是自矮身段羞死先人。更何况，春梅家祖上的光景也实在一般，没有家大业大的吸引力，招婿过程并不顺利。

春梅爸原是河南逃荒来的外乡人，无财产无亲人，靠着一点磨刀补锅的手艺，艰难度日。流落到本村时已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但掩不去浓眉大眼，人也高大，手长腿长，做事规矩、勤快，在队部帮人补锅时，被春梅爷爷看中，招赘入了董家门，改了姓，上了户口，分了田地，后来才有了董春梅、董春兰和董成乐。

春梅爷去世后没几年，有年春节拜完祖上牌位，春梅爸提出清明想带着三蛋回乡祭祖，春梅妈不同意，春梅奶也拿着拐棍指着骂“没良心的王八蛋”；春梅爸喝了一整瓶“杏花村”，坐在巷子里的石堆上大声嚷嚷：“老子姓朱，朱，朱新军；成乐，朱成乐，不是董成乐，那是我朱家的种！”

不管是哪家的种，儿子都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三蛋的婚礼必须大办特办，办得圆满、办得气派、办得装人。

春梅爸计划着，要先找人先“平院子”——农村办喜事、坐大席都要在院子里，得收拾出一大块净地儿；再“粉屋子”，尤其是做新房的南二间，粉刷后还要贴上壁纸，换上新家具；最好能把大门门楼子再翻新一下，换上一副大红铁门，左右有9个门钉那种，看着阔气；还得订最好的车队、管乐、婚礼司仪；最重要的，要提前问问厨子的空档，最好能请到十里八乡手艺最好的红白喜事“厨王”，带着他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一套来，省事儿省心。

想到这，他问春梅妈：俩闺女的钱都送来了吗？要先订厨子，腊月里红事多，晚了就排不上好席。

春梅妈回说，老大的送来了，听说是找人借的；老二不想出这钱你也知道，老大去劝了两回，现在还没吐口：“老二是个刺头，都是你惯的，还是收拾得少，小小给她收拾顺当了，你看她是不是和老大一样听话！”

春梅爸便又催老伴儿给春兰打电话。春梅妈说：“打电话没用，根本不接。叫回家一趟，也不回来。要不你去李家村一趟，避过亲家，说说她。”

春梅开始并不知道她爸去找过春兰，直到“新媳妇送东西”头两天，她回娘家听见爸满院子骂“老二不孝”“逆子”时，才知道老头亲自上妹妹家要过钱——这第三次要钱，也没要到。

“老二现在日子过得可是自在哩。嫁的李家村，进门就当家，前几年征地，她手里过的就有好几十万，谁不知道呢？别说三万五万，让她拿十万二十万她也不是拿不出来，现在三蛋结婚，她可好，说最多给两千，你可说，这是什么女儿？是什么姐姐？唉，没良心、大不孝！”春梅爸坐在院子里，大声和春梅的二姑二姑夫诉苦。

春梅看着脸带愤怒的亲爸和不断点头附和、一起骂妹妹的二姑两口子，很不是滋味。她去把爸拉到屋里，劝他别说了，过两天亚妮家就要来人送大件被褥电器的，还要开席待客，这话要是传到他们耳里，丢人。

“丢人？丢谁的人？丢她春兰的人！你看看，她以后在亲戚里道、本村朋友里还有好名声吗？”春梅爸愤愤地说道，“她心里还记恨你妈，记恨娘家；可三蛋是你们亲弟弟，给董家撑门户的，你们女人家在婆家腰杆硬，不都是因为有个娘家兄弟？这点轻重都弄不清楚，就厉害到脸上了。”

春梅从她爸口中听说，不管他怎么劝说，春兰一口咬定，就不拿这3万。她想了想，开口向爸求证——春兰说的换亲的事，是真的吗？

她爸却说，那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她跑了，这事儿没成，你妈后来也给她赔不是了，还要咋样？为这事儿她这些年远着我们，不管娘家，少了孝敬，我和你妈没也说啥，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当老人的不和小辈计较。”

春梅想，妹妹这些年的确很少和爸妈打照面，但逢年过节该走的礼也不差，她就帮妹妹往家捎过不少东西，四季新衣服，瓜果李桃，点心盒子，还有一个没用几次的小米手机，并没有真的不管父母。

她又想起，小时候隔壁有个爱说嘴的和奶奶，见了春兰总爱拉着她的手叨叨：“幸亏没给你送走，那家条件再好哪能比上自己亲爹娘呢？就你奶心硬。”等她懂点事儿了，跑回去问妈：当初是要把妹妹送人么，怎么最后没送走？她妈看都不看她一眼说：“人家要抱走的当口，你爸心软了，说不过多一张嘴吃饭，大人多干一点活儿就有了，没让抱走。”

那时候春梅还在心里画了一张图——整个家里，奶奶最喜欢她，因为她听话、手巧、能干；妈最宝贝弟弟，爸爸则喜欢妹妹——很公平啊。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似乎察觉到了这稀薄飘渺的爱意背后如此现实：爸可能不是心软，而是比妈和奶看得更远——随便养大一个二姑娘，吃喝花不了几个钱，到了18岁出门打工月月寄钱、出嫁收彩礼钱、年年还有孝敬钱，儿子结婚还能要钱——实在是一桩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不过，春梅还是觉得妹妹做得过了，应该给爸一个台阶下，哪怕先给1万块，也能让这事儿好看一点，毕竟是弟弟的大喜事，爸妈没有做得特别过分。她前几天听说，一个初中同学的弟弟要结婚买房，家里要求姐姐帮忙出10万首付，姐姐没答应，她爸就要搬铺盖卷睡到姐姐的婆家门口，直到女儿给钱为止。

“相比来说，我爸妈还算好的。”春梅说。

6

春梅是个实在人，借了我的钱后，隔三差五就会找我说：“你别着急，明年我肯定能还上借你的钱。”

我每次都回复：“不着急。”

后来有天春梅打电话给我，说年后要来北京打工挣钱，早早还清欠的债：“开过年，你帮我留心看看你们小区哪家要阿姨，一个月六七千，带孩子做饭，姐都不挑。”

于是，我在小区的群里留心找阿姨的信息，跟一两家认识的邻居还聊了聊，推荐她们互相加了微信好友。可没想到过了几天，春梅又变了卦：“我不来北京了——我家老大这学期成绩下滑得厉害，奶奶管不下了，你姐夫又在外面跑车，我准备在县里租个房子，好好把两个娃管起来。”

我看时间已经快到小年，就问她今年有没有卖春条。她笑了：“我这好多年都没碰彩纸剪子了。杂事太多，心里不净，画不出来新样子了，也没时间剪。再说，现在都是电脑设计图样，机器刀裁，又快又整齐，颜色好样子还多。人手剪的不行了。”

她告诉我，春兰最后还是出了那3万块钱，不过算她借给娘家的，要弟弟在两年之内还她，“三蛋到她家坐了坐，姐弟俩聊了聊，就这样吧，也算行啦”。

我问春梅俩人聊的啥，她却含含糊糊，把聊天的重点转向三蛋婚礼的盛大与隆重：

管乐队是县里最有名的红事乐队，在婚礼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表演，在院子里搭了个大舞台，演奏了10首曲目，有4个舞蹈，还演了2个小品，不仅本村的人来看，还有外村人专门骑摩托车过来看；流水席花样多、味道好，席间还穿插了扭秧歌表演，参加婚礼的人吃得欢实，桌桌空盘，尽说菜肉实在；接新媳妇的车队，租了6台黑壳子奥迪，“四个圈”一台接一台，特别排场，前后加了两台白色宝马，寓意“白头到老”；亚妮家也没掉链子，还陪嫁了一辆新电动四轮小车，绑着大红绸子，阔气的很；亚妮当天穿着长长的裙子，几乎看不出腿脚有毛病，婚礼致辞落落大方，村里人都说这媳妇娶着了……

“你没回来吃席参加婚礼，真是太遗憾了！”春梅说。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作者：鹿今

编辑：许智博

题图：《隐入尘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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