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阿蒂卡监狱起义

前言阿蒂卡监狱是纽约州最臭名昭著、戒备等级最高的监狱，1930年代启用，到1971年爆发囚犯起义时，从未经过现代化改造，设施老旧，却人满为患。最终，纽约州当局只起诉了囚犯，从未对参与收押和善后工作的官员提出过指控，也没有向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属道歉和赔偿。直到2012年，受害者、律师、法官以及州官员和执法人员长达45年的正义斗争才有了成果。历史学家海瑟•安•汤普森对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进行了十多年的广泛研究，采访了众多当事人，辗转查阅了被掩藏、封存的各类报告、州警的证词和起诉书等，将阿蒂卡的悲剧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最终形成了《水中血》一书。只有如此，伤口才能开始愈合，阿蒂卡的故事才会成为历史而非今日之政治问题和痛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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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阿蒂卡的上空硝烟散尽超过25年后，以阿蒂卡幸存者“黑大个”弗兰克·史密斯为代表的损害赔偿开始审理。但这位阿蒂卡兄弟并不是在干等着正义的降临。

他曾在1991年作为伊丽莎白·芬克的法律助手，将原来的民权案提交审判，此后他一直兢兢业业地确保所有幸存的阿蒂卡囚犯都能获知他们属于集体诉讼中的哪一类，并获知损害赔偿审判现在终于可以开庭了。

而他不得不再次重温这一切，就为了让陪审团知道他和他的狱友们在1971年遭受了何等的野蛮对待，但这次他会确保自己说的话能真正被听到。

赔偿审判与1991年判决卡尔·普菲尔负有责任的那场审判截然不同。这次会组建全新的陪审团，他们将听到的议题也与之前那场审判中的天差地别。既然赔偿责任已经确定，那么每个陪审团只需决定原告将获得多少赔偿金。

当时的想法是，“黑大个”史密斯的审判将会设定最高赔偿额，集体诉讼中没人会得到比他更多的钱，阿蒂卡兄弟中唯有归入第一类的人才能获得和他相同的金额，这类人根据第八修正案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侵犯。

从审判的第一天起，媒体和陪审团就明白了，为什么“黑大个”史密斯的案子被选出来作为最高赔偿额的基准。伊丽莎白·芬克拒绝掩饰本案核心部分的残忍行为；在她的开场白中，还强调了像弗兰克·史密斯这样的囚犯为从纽约州政府那里争取正义抗争了多久。

第一天早上，她告诉陪审员，史密斯是如何不辞辛劳地“与那些还在阿蒂卡监狱的囚犯一起为正义而战”，甚至在1973年他获释后也是如此。

她提醒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本案讲的是折磨……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它是身体上的，是基于种族的，还有心理上的。这样的折磨自有人证，这些证人会上庭，在你们面前作证，诉说他们亲眼见到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以及他们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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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现在担任普菲尔律师的米奇·巴纳斯想为陪审团描绘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说得很直白：“你们几乎听不到什么医学证据能证明史密斯先生身上实际发生的事以及他受到的确切的伤害。

你们不会听到什么打石膏、缝针、做手术的事，你们听到的无非是磕碰、瘀伤、打绷带。”此外，他还辩称史密斯的伤“并没有妨碍他谋生，没有导致他挣钱能力下降，没有明显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更没有阻止他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从“黑大个”站上证人席的那一刻起，巴纳斯的话就显得很荒谬。这时，“黑大个”已经64岁了。

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抗争，想让人听到他的声音，想让纽约州政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确保陪审团明白无误地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黑大个”的证词将陪审团带回了那个烟雾缭绕、瓦斯呛人的监狱院子，在那里，他和数百名狱友被迫脱光衣服，匍匐前进或跌跌撞撞地穿过布满车辙痕的泥泞院子，同时忍受州警和狱警的反复猛击。他作证的时候很平静：

我一直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和其他人一样被迫在地上爬，我一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黑大个”在哪，“黑大个”在哪，最后有人说，他在那儿，那个黑鬼在那儿，现在我们逮到他了……他来到我面前说，起来，黑鬼，他还踢我，我就起来了……

踢我的是霍华德·霍尔特先生……是我干活的洗衣房的狱警……他说，起来，黑鬼，我起来走了几步，他推了我几下，我摔倒在地，然后又起来，他一直推我，我就这样穿过了院子，其他狱警也过来了，他们把我带到A楼的通道边，把我放到了桌子上。

据“黑大个”说，那些狱警一直在说他阉了一名狱警……他们要以牙还牙。他就求他们高抬贵手，“我没做，我没做过那样的事，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做过那种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可这些人无动于衷。

“他们说你喜欢打橄榄球，我们要把橄榄球塞进你里面，黑鬼，然后我们就杀了你”。在证人席上，“黑大个”泪流满面，声音哽咽，他对陪审员解释了这些人是如何把一只橄榄球猛地塞到他下巴底下的，还说要是球掉下来，就开枪打死他。

他向陪审员描述了自己躺在那张桌子上遭受5个多小时的折磨，说自己如何努力地不让球掉下去，用乞求的目光仰望着栈桥，州政府的雇员和官员则在栈桥上低头看着，于是已然明白没人会插手阻止对他的虐待，说到这些，他的声音哽咽了起来。

地面上的那些人反复敲他的睾丸，大声恐吓他，上面的人则“朝我吐唾沫，往我身上扔烟头，把打过的弹壳丢到我身上，从栈桥上踢到我身上……我很害怕，他们叫我别动，我曲起身子想弄掉身上的烟头，满心希望这样就不会烫到我太久”。

他双腿在悬在桌子边缘处6个小时，直到开始发麻。“我一直试着动动腿，好恢复点知觉”，他说，但他又怕动得太厉害，球会掉下去。

讽刺的是，他回忆道，“橄榄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球在那里还挺好，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让我能好好面对自己的感受……我就怕如果球不在那里，如果掉了下去，他们会对我不客气”。

最后，有人把“黑大个”放到担架上，表面上是要把他带出Z楼，给他治伤。“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他向陪审团回忆道，“我记得先是有人进来，拿纱布之类的东西盖住我的伤口，再把我放到担架上，抬到医院药房那儿，那儿的地上躺了好多人。”

但是，突然，“黑大个”又被拖回了Z楼，途中，他被立即“掀到电梯的地板上，把我的屁股靠着墙，双脚往上抬起靠墙，让我仰面躺着”，还威胁要再给他点好看的。当电梯门打开时，在一片嘲笑、喊叫、哄笑声中，那些人叫他沿着过道跑回牢房，沿路又一次遭到了殴打。

“黑大个”说，其实那天疼得最厉害的是手腕，手腕骨折了，因为这几个小时他都在用它来抵挡数不清的毒打。那时，他的整个身子都是肿的。20多年后，他展示给陪审团看，他的右臂到现在仍然不能完全举过头顶，他的双腿仍因受过的伤而肿着，身上到处是烧过的疤痕。

尽管现在再次被关入牢房，但“黑大个”仍然惊恐万分，尤其是当狱警霍华德·霍尔特经过时。于是，他开始祈祷，祈祷自己不再受到伤害。他告诉陪审团，霍尔特还曾用枪顶着他脑袋玩俄罗斯轮盘赌。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卡尔·普菲尔正好经过，还朝牢房里看了看。“黑大个”回忆道：“霍尔特先生对他说，这就是阉了那个狱警的家伙，普菲尔看着我，嗯哼了一声，那我们就把他阉了，是的，他阉了狱警，我们就阉了他。”

眼瞅着就连普菲尔这样阿蒂卡主管都不愿保护他，“黑大个”明白了在监狱这个与世隔绝之地，没人能帮他，就算他死了，也没人知道，没人在乎。

不过，即便普菲尔就这么看着霍尔特和他玩俄罗斯轮盘赌，“黑大个”仍记得：“我一直都在祈祷，希望真理能够现身”，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我没做这事，我希望有人能理解”。同上。在他祈祷的时候，他开始尿血，两只骨折的手腕无力地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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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黑大个”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并被记录在案，他感觉还不错。但他也为自己落泪以及无法讲得更正式、更清晰而感到难为情。

“我认为哭泣是因为愤怒。”他试图这样向陪审团解释。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他说，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孤立无援……我可以走在街头，可以开车，但晚上躺在床上我会哭，那些事情始终困扰着我”。

多个身体与心理的评估也可以向陪审团证实，阿蒂卡的这场折磨给“黑大个”留下了多深的创伤。他接受了全面的评估，一次是在首次审判结束之后，据他的医生说，很显然这个人在1971年遭受的痛苦仍在折磨着他。

医生的笔记上写着：“他说每当他想起他在阿蒂卡遭的罪，就会哭起来；他会愤怒；可接下来会变得害怕，怕自己会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治疗这个创伤，“黑大个”先是求助于药物，随后又求助于上帝，虽然有些帮助，但无论是他的心理还是肉体都没有康复。

据医生的报告：“他的泌尿生殖区域的伤很重，导致他尿了大约两年的血”，而且他仍然噩梦连连，始终无法相信生活中的任何人。

在医生看来，“黑大个”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毋庸置疑，正是他“在夺取阿蒂卡期间所经历的，更重要的是，他在监狱被夺取后他所经历的心理和身体上的折磨，使他患上了这种病”。

然而，令原告团队愤怒的是，埃尔夫文法官不允许“黑大个”的医生向陪审团透露他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他“被允许……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就只能允许普菲尔先生也把他的精神病学专家带上法庭，给出自己的观点”。

幸好，伊丽莎白·芬克并不仅仅依靠医学证据来说服陪审团，“黑大个”惨遭折磨时，卡尔·普菲尔在冷眼旁观。她还确保陪审团听取了1991年在责任审判中作证的几个人的证词，其中有国民警卫队的丹·卡拉汉，他亲眼见过“黑大个”在A院的桌子上所受的折磨。

其他目睹他遭受虐待的证人还有国民警卫队的罗纳德·迪尔，他当时碰巧打开了监狱医院的门，清楚地“看到了对他施暴的情景”。躺在地上扭来扭去，乞求他们高抬贵手，一遍又一遍地说：“老大，我没干过那事，老大，我没干过那事。”

到1997年6月4日案子行将结束的时候，陪审团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结案陈词时，精疲力竭的伊丽莎白·芬克试图强调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听取“黑大个”亲口讲述他在阿蒂卡以及此后每天遭受的所有折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她说，没错，“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钱。钱于事无补，但它证明了这场战斗是正当的，它能够疗伤，能为你做一个了结。而钱、赔偿款，是为了补偿史密斯先生所受的伤害，补偿他遭受折磨的那些时刻，女士们，先生们，赔偿是一种尝试，尝试让他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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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进入商议阶段时，埃尔夫文法官再次对他们作出指示。他说的每句话，“黑大个”及其律师都觉得是在试图削弱他们。埃尔夫文一上来就告诉陪审团，整个审判“对牵涉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局面”，他认为“有些证人非常情绪化，很容易陷入情境中”。

他提醒陪审员，第一次审判已经确定囚犯的公民权利受到了侵犯，所以，现在他们得确定自己是否被本次审判中提交给他们的证据说服了，这些证据说明了受到侵犯的权利的性质和程度，并确定这些侵犯行为如何转化为货币数额。

但他接着说，尽管陪审员承认在阿蒂卡发生了报复囚犯的行为，但他们仍然得“确定这位原告，即史密斯先生，是否遭受过、现在仍在承受、今后仍会承受此事的后果”，如果他们决定给予他赔偿，则“任何赔偿款的裁决都必须合情合理”。

“黑大个”及其律师团听得目瞪口呆。就像第一次审判时一样，埃尔夫文法官还在试图在他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插入他的个人意见，以这种刻意歪曲来影响陪审团的商议结果。

鉴于他的这些指示，他们也无法相信，埃尔夫文法官不让陪审团听取医学专家有关“黑大个”心理创伤成因的结论，陪审团还能确定“黑大个”是否承受了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庭审记录，迈克尔·德伊奇厌恶地指出：“就像记录上清楚写明的，法庭把这些指示作为心理方面的证词，这种方式我们无法苟同”，因为“辩方的精神病学家……根本没来作证”。

埃尔夫文对陪审团的指示是，赔偿款的裁决必须“合情合理”，这话令人恼火，而且可能会让原告付出高昂的代价。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对一方合理的事，对另一方可未必。

尽管埃尔夫文法官试图削弱证据产生的影响，限制赔偿款的数额，但陪审员们还是认真听取了证词，对他所遭受的苦难颇为动容。1997年6月5日，他们裁决赔偿“黑大个”400万元。

这下轮到埃尔夫文目瞪口呆了。不仅因为此数额巨大，而且考虑到损害赔偿的类别，其他许多曾在阿蒂卡坐过牢的囚犯也有权从纽约州政府那儿获得同样的数额。

1997年6月23日，就在这笔赔偿款裁决上了头条新闻之后不久，为前阿蒂卡囚犯大卫·布罗西格进行的第二次损害赔偿审判开始了。

布罗西格“被选出来代表这样一些囚犯，他们遭受的伤害是本次集体诉讼中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而不是在进攻后有针对性地予以重点打击报复”。但是，在夺狱期间及之后数周里，这种“普通受到的伤害”并不比“黑大个”史密斯所受的创伤更为人所知。

伊丽莎白·芬克在庭审开始时再次强调了陪审团在本案中的重要性。这次，她身边不仅有迈克尔·德伊奇和乔·希斯，还有纽约市的律师丹尼·迈耶斯，迈耶斯和她一样，处理阿蒂卡的案件已经几十年了。

她指出，时隔近30年，他们仍然没法为这几十个受到如此肆意和可怕的虐待的囚犯争取到公正。她提醒陪审员，他们能帮忙弥补这个缺憾，给阿蒂卡幸存者大卫·布罗西格实质性的赔偿。

芬克解释道，布罗西格最初只是因为轻微的违反假释规定而被关进了阿蒂卡。他少不更事时惹了麻烦，后来被放了出来，但之后没到假释官办公室报到。

她继续说道，这个年轻人不仅“在多个场合遭到了不必要的殴打”，而且“遭受了心理上的折磨，这影响了他的余生”。

芬克明确表示，陪审员的任务就是“确定两件事，布罗西格先生是否遭到了报复……受到了残暴的、恶意的、以造成伤害为目的的虐待。在你们确定他是否受到了这种报复之后，你们就有责任定出一个货币值，即他应该为那些损害得到的赔偿额”。

陪审员随后听取了布罗西格的说法。他很腼腆，不习惯变成人群中的焦点，说起话来语气平和。“你不可能爬得那么快。”他一边摇头，一边向陪审员解释。

“当你的手放在头上是不可能爬得快的，所以从门里出来的人都开始压到我身上……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扁了，喘不过气来。就像被压在一大堆东西底下，我心想我得把自己弄出去。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怕自己会遭罪，会受伤。”

布罗西格接着说，所以，他努力站起来，好呼吸点空气。但当他设法站起来时，“一名州警走了过来，用霰弹枪指着我的脑袋，说了很多同情黑人的下场如何如何的话，说你就要死了……然后他用霰弹枪打我……打得我两眼冒金星”。

“我们被叫做黑鬼同情者。”布罗西格解释道，没错，他是个白人。“有时候说我们死了活该。说我们不配活下去，说我们只不过是垃圾。没人会在乎我们。”说到这里，他像之前“黑大个”那样哭了起来。

他也为自己如此情绪化而尴尬，在他设法恢复镇定时，陪审团听到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最后，他讲述了他在枪击停止后所受的折磨，被迫在A通道里通过州警和狱警的夹道鞭打。

“你能听见人在被打后发出的惨叫，能听见怒骂，”他用难过地语气说，“很多带有种族歧视的称谓。黑鬼，黑鬼同情者……”

和“黑大个”的赔偿审判时一样，芬克亦确保陪审员从其他证人那里听到大量确证大卫·布罗西格所经历的一切的证词。

和“黑大个”的陪审团一样，这个陪审团也从观察员约翰·邓恩和国民警卫队的丹·卡拉汉等人那里听说了夺狱期间的恐怖情景。他们还听取了医护人员的证词，最令人动容的是布罗西格的前妻盖尔的证词，她讲述了这个男人在夺回阿蒂卡落下创伤之后的几年里所受的煎熬。

当伊丽莎白·芬克在6月26日作结案陈词时，她觉得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法庭上表明，即便是那些在阿蒂卡受伤害最少的人，也会留下永远的伤痕。

通过她的证人，她证明了大卫·布罗西格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恐怖，它持续了好几天，又在26年后的今天，他年近五十的时候，重新在人前讲述”。她提醒陪审员布罗西格是如何描述“那些殴打，狱友的尖叫，棍棒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当时他21岁，赤身露体，无招架之力，惊恐万分”。

被殴打之后，有一段时间布罗西格被命令连续站了好几个小时，并被威胁说要是敢摇晃或者跌倒就死定了。“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芬克问陪审员，“没有……他们被迫站着，因为那些人就是想恐吓他们，折磨他们。他们被迫站在那里接受残酷的异乎寻常的惩罚；因为那些人的恶意”。

“想象一下那种恐怖，”芬克悲从中来，“真的，你们不必展开想象，因为你们在他作证时看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对他造成的影响。你们都看到了他的崩溃。”

或许最糟的是，“布罗西格先生所受的折磨……不在于奉行暴力的地方执法部门的所作所为，而在于发生在这里的事乃是那些身在大约50英里外、宣誓维护法律和宪法的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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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律师米奇·巴纳斯把结案陈词的重点放在引发陪审团的质疑，即这种恐怖行径有哪一样真的该卡尔·普菲尔负责，尽管最初的那场审判已经确定了这一点。

“现在，我不是来告诉你，1971年9月13日，在阿蒂卡，布罗西格先生身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在结案陈词中说，“显然发生了。我来是要帮你们把他说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放到适当的情境中。”巴纳斯说的情境就是骚乱发生时的混乱，是一个普通人试图恢复某种表面秩序的时刻。正如巴纳斯在结论中所说：

本案中有一件事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1971年9月13日在阿蒂卡发生了非常情况。那可不是在过家家。监狱的部分地方被毁，人质被扣押。狂暴的狱友手上有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执法人员……

没错，当时有必要不断地清点人数，即便这意味着会吵醒狱友。显然，当时有必要让狱友脱光衣服，搜查武器，让他们躺下来，挪到地上，为D院的其他狱友腾出地方。这么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也绝非心怀恶意。

“你们得扪心自问，”他边说边走近陪审团，“布罗西格先生真的因此受到了什么伤害？……布罗西格先生作证时所说的大部分噩梦都很抽象……且不说都是些什么样的噩梦，布罗西格先生多久做一次这样的噩梦呢？”

然而，即便有巴纳斯的歪理，即便埃尔夫文法官对陪审团做出同样有问题的指示，此案陪审员还是对大卫·布罗西格年轻时在夺回阿蒂卡期间所遭受的虐待感到震惊。1997年7月16日，他们裁定赔偿布罗西格7.5万元。

现在，州政府真的麻烦大了。它要向有1200名原告的这起集体诉讼支付的赔偿金，最高到400万元，最低也有7.5万元。州政府立即决定对最初的赔偿责任案提起上诉，因为如果此案被推翻，损失赔偿金将被取消。

随着上诉的推进，伊丽莎白·芬克和原告的其他律师都很担心，因为他们害怕第二巡回上诉法庭的裁决会保护州政府，使其不用支付两次赔偿裁决所定的给囚犯的数千万元赔偿款。他们猜对了。

1998年7月16日，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的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8月3日裁决“陪审团在集体诉讼中的责任判决阶段‘未能确定普菲尔在集体诉讼范围内的责任’”，因此，法庭“推翻责任判决与损害赔偿判决”。

这个裁决是灾难性的，也是极为讽刺的。原告方言辞激烈地辩称埃尔夫文法官在陪审团审议前给陪审团指示，犯下了“可逆性错误”，而在他们看来，这些错误只会对辩方有利。但在巡回法庭的裁定中，法官们认为这些有缺陷的指示对普菲尔不公。

事实上，拉尔夫·K.温特法官写道，埃尔夫文对陪审团的指示“实际上确保了赔偿审判中的陪审团被迫考虑普菲尔先生的责任问题——这违反了第七修正案对于不同的、连续审理同一议题的陪审团所做的规定”。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之处是，法庭裁定埃尔夫文法官发给陪审团的裁决表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温特的判决解释称，原来的陪审团收到的裁决表存在缺陷，因为其措辞“并未要求调查结果足以支持对集体诉讼全部成员的责任，或者甚至特定的、可辨认的原告的责任”。

在法庭看来，与其把这一错误再次看成是有益于辩方——比如说，因为这些有缺陷的表格在有些情况下会使许多被告脱身——不如看成是对普菲尔的损害，因此“必须推翻史密斯和布罗西格的损害赔偿金判决”。

法官的裁决还说，普菲尔的权利也因此受到了侵犯，因为埃尔夫文允许“赔偿阶段的陪审团重新考虑责任阶段的陪审团考虑过的相同问题”，埃尔夫文确实因为这个裁决而直接受到了处分，因为他对“责任审判中究竟确立了什么表述得含混不清”，以至于在赔偿审判中造成了“混乱”。

不过，上诉法庭的裁决中最令人担忧的一个地方是，“质疑埃尔夫文法官一开始就认可集体诉讼是否明智”。如果阿蒂卡兄弟没有决定抱团，那今后但凡要追究任何人对其痛苦应负的责任时都得一个个地来。

对于伊丽莎白·芬克这样的律师而言，可能将不得不通过1200件单独的案子来起诉州政府来实现司法公正，这种情况简直不可想象。

不过，第二巡回法庭也说得很清楚，这1200人完全有权提出自己的诉求，与纽约州政府达成某种解决办法，现在可以，今后也可以。事实上，该裁决清楚地表明，“本案的被告”已经“尽其所能地拖延此案的解决，而且经常是并非没有得到法庭的默许”，“这种策略不可再被容忍”。

而且，该裁决总结道：“鉴于这一事件拖得太久，我们指示地区法庭从速处理。如果出现无理拖延，我们随时准备行使我们的权力，发布强制令要求下级法院执行本庭的命令。兹请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考虑将此案交给最有能力快速解决的法官处理”。

无论埃尔夫文法官受到了多大的处分，这个法官小组的裁决让每个健在的阿蒂卡幸存者以及为已故亲人寻求正义的家属都感到伤心。

伊丽莎白·芬克也怅然若失。她很清楚埃尔夫文对陪审团的指示削弱了原告胜诉的概率，但当辩方以这么做削弱了普菲尔获得陪审团支持的概率为由提起上诉时，她又不得不辩称这些引起争议的指示没什么害处，最坏也不过是让他们提交的证明州政府应承担责任的证据占了优势。

据埃伦·雅克宁说，芬克在第二巡回法庭上“无懈可击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法阻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小组让她在1991至1997年间为胜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但在芬克看来，就此放弃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考虑到为这些审判付出了多少东西。至少，第二巡回法庭并未对原告律师耗时数年所证实的那些事实提出异议，而且该法庭还呼吁州政府停止逃避责任，与原告一起解决这一问题。

伊丽莎白·芬克明白，是时候再次联系迈克尔·泰莱斯卡法官了。这次，纽约州政府将被推到台前。

后记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认为1960年代是囚犯权利的黄金时期，1970年代则是彻底反弹的十年，但阿蒂卡叛乱之后的十年里，全国各地，特别是阿蒂卡的囚犯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胜利。

起义之后的那几年，阿蒂卡兄弟争取来的大多数切实可行的建议实际上都在全州得到了落实。起义不到一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衣物、饮食、探访权、邮件检查及允许洗浴的次数”方面都已经实施了改革。

除了为囚犯最终“获得更好的食物及医疗服务”铺平道路外，阿蒂卡起义还使得他们的探视时间及其他权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与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也在扩大，纽约州似乎也更重视狱警的培训。

1971年11月，宾厄姆顿举行了一个大型会议，名为“阿蒂卡之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成立了全新的囚犯权利组织，如“囚犯法律服务处”。其他许多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纽约监狱人性化改革的老组织，如“奥斯本协会”和“财富社会”，也因阿蒂卡事件而焕发出活力。幸而有他们的努力，纽约州的刑事司法体系在起义之后变得不那么具有压制性了。

尽管阿蒂卡事件反映了囚犯权利行动的非凡力量和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这但需要注意的是，阿蒂卡事件也是把双刃剑，它招致并助长了对美国监狱条件进行人性化改革的一切努力的史无前例的反弹。

鉴于州政府官员于攻入阿蒂卡之后，立即站在监狱外宣讲囚犯如何野蛮的骇人故事，人们也不应高估阿蒂卡事件有多重要，不仅不要高估纽约人对民权和囚犯权利活动的看法，也不应高估其他无数美国人的看法。

尽管是无意的，但阿蒂卡事件确实直接助长了美国的反民权、反改造的风气，全国各地关注选举政治的人很快就明了了这一点。任何想为其选区筹款的政客都知道，拿到钱的办法是扩大当地的刑法司法机构，并使之更有打击力度。一个选区在法律和秩序上越强硬，得到的钱就越多。

共和党州参议员约翰·邓恩说得很直白：“阿蒂卡事件的结果就是，公众认为我们必须变得更强硬。那意味着我们得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我们还没有到应该把许多人关进监狱的那个地步。”

1996年，立法者们通过了《监狱诉讼改革法》（PLRA），《监狱诉讼改革法》这对美国的囚犯可谓致命一击。20世纪囚犯之所以能在人权领域获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被监禁者能够诉诸联邦法院，以捍卫第八修正案赋予他的不受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的权利。这项新法律使囚犯更难合法地保护自己。

阿蒂卡的囚犯们对这段艰难奋斗的漫长历史了然于心，所以他们才会拒绝放弃，不完成真正有意义的监狱改革决不罢休。当这些囚犯接管阿蒂卡监狱时，他们觉得很多东西岌岌可危，州政府也这么觉得。如果他们不发声，不要求得到人的待遇，如果允许能够操纵全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州权力是绝对的，那美国的刑罚体系最终就变得过于严苛，太没人性，令人无法承受。

他们是对的。仔细看看阿蒂卡的囚犯被迫噤声后的30年里纽约州的情况，就能明显发现事情最终变得有多糟糕。

从1971年纽约近1300名囚犯奋起反抗过度拥挤的监狱现状以及已经成为政策的其他无数不公正现象，到2013年加州30000名囚犯发起绝食抗议，反抗监狱系统对他们的压迫，再到2015年得克萨斯州，囚犯由于遭到严重的虐待而使一座大型监狱几近瘫痪，美国的被监禁者从未停止过与这个国家最恶劣、刑罚最严酷的政策做斗争。

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向这个国家表明，即便是最边缘化的公民，只要不被当人对待，就永远不会停止抗争。它证明了对正义的渴求是无法抑制的。而这就是阿蒂卡的遗产。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水中血》，略有删改）

[美]海瑟·安·汤普森 著/张竝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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