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警察：因公殉职的民警，竟然是个大毒贩？|戏局|小说|文学|深蓝|贩毒|职业|报仇|父亲|公安|同事|扫毒|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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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墓葬英雄，而今和平谁知道。

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因公殉职的民警，竟然是个大毒贩？

前言

没有人比深蓝更能写好基层民警的故事。这一次，他给我们带来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固执的年轻人。

年轻有为的公安干警古川响应市局“机关警力下沉”号召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为的却是调查一桩陈年旧案。父亲古建国死于“12·08毒品专案”，杀死他的人，是他信任的下属，刘三青。

刘三青多年来一直在逃，并且以“长顺”为代号，操纵着一个贩毒网络，与警方周旋……古川决心为父亲报仇，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应该如何开始？他能否得偿所愿？

每周六晚八点十五，相约戏局，不见不散。

Intro

新城北路派出所门口有一家胖嫂拉面，店主女儿早年嫁给所里一位民警，打那之后，胖嫂拉面成了民警们过早的固定场所。

2009年，23岁的古川，大学毕业进入南安市公安局。在政治部干部处工作一年后响应市局“机关警力下沉”号召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入乡随俗，古川也跟同事一样在胖嫂拉面过早，转眼就是很多年。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和很多事情。这些年新城北路派出所建了四层办公楼，围了新院墙，正门由朝北变为朝南。与之相对应的，所里换了主官，民警中有3人退休、7人调走、8人入职。胖嫂拉面由面摊变成面馆，从街边搬到屋里。

从机关到派出所，很多人不理解古川的工作路数，在他们看来古川该留在市局机关，从政治部科员做起，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然后便是局领导，这样远比从一线摸爬滚打来得顺利和体面。

“干么斯刑警呢？‘刑侦是公安的主业’，这话虽然没错，但干了‘主业’未必就能当上‘主官’，你看王局、李局还不都是从写材料的机关干部一路升起来的？宋局倒是刑侦主官，但一把年纪头上还顶着一个‘副’字，真想不通你当年为啥放着政治部干部处的职位不做，非跑来派出所。胖嫂的女儿是漂亮，但你已经去晚了，人家早就嫁人了嘛……”有人劝过古川，当然最后一句只是开他玩笑，胖嫂女儿当年确实嫁给了新城北路派出所一位每天来面馆吃面的民警，但那是2001年的事情，当时古川还是个中学生。

一碗加鸡蛋的财鱼面，一根油条，一杯豆浆，六年来古川的过早项目没有变过。其实论早餐品类，胖嫂面馆算是出类拔萃。胖嫂是南方人，年轻时跟丈夫走南闯北。丈夫干工地，她就在工地旁支起早餐摊子。从广东到山东，从海南到河南，从新疆到黑龙江，二十几年里胖嫂几乎掌握了半个中国的早餐习惯，因此在她的面馆里也可以体验到半个中国的早餐风格。但古川每天早上只吃财鱼面、油条和豆浆。财鱼面是胖嫂最拿手的，也是方圆几里内最有名的，经常有人大清早顶着寒风骑几公里电动车过来，就为尝一口胖嫂的财鱼面。但纵使这样，谁也做不到连吃六年不变样。

“古Sir，咱也换换样吧，整天吃这几样东西你不烦吗？”过早时同事问古川，古川摆摆手，说萝卜茄子各有所好，我又不让你掏钱请客，你咋管这么宽。

古川记得，父亲古建国最后一顿早餐就是这些。2003年那个冬天的早上，他坐在父亲的嘉陵摩托车后座上来到胖嫂拉面摊，父亲点了大碗加鸡蛋的财鱼面、油条和豆浆。古川吃了半碗鱼面，一根油条。临走时父亲把豆浆递到古川手上，微笑着抚摸了他的脑袋，嘱咐他“慢点喝、别烫到”。

古川接过豆浆，蹦蹦跳跳走向派出所不远处的南安实验中学。道路拐角时他朝胖嫂面馆方向回望一眼，看到父亲对面坐着他的徒弟陈梦龙，两人脑袋凑到一起似乎在说些什么。看到回头的古川，陈梦龙朝他招手。父亲也看向他，同样朝他招手，意思是别磨叽，赶紧去上学。

转过街角，父亲的影像消失，那时的古川还未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古建国。当天上午十点，班主任老师把古川叫到办公室，古川见到了已经哭成泪人的母亲。之后母亲带古川去了省立医院，在那里，古川又见到了身覆白布的父亲和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是2003年12月8日，古川铭记这个日子。那时他虽不完全明白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口中的“毒品案”、“中弹”、“烈士”等称号的确切含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永远失去了父亲，再不会有人揪着自己的耳朵询问考试成绩，也不会有人骑车带自己去吃胖嫂拉面，那个凶巴巴却又充满安全感的男人，永远成为了英烈墙上一张薄薄的相片。

古建国，男，1958年7月生人，1976年入伍，1982年3月转业至南安市公安局工作，历任派出所管段民警、刑警，山城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市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牺牲前系南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兼直属侦查大队队长、正处级侦查员。2003年12月8日带队办理“12·08毒品专案”时壮烈牺牲，享年45岁。

英烈墙上的寥寥数语概括了父亲古建国的一生，也将古川的记忆锁定在2003年12月8日的那个清晨。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慢慢知道了更多事情，比如害死父亲的人名叫刘三青，以前也是警察，但后来为了钱背叛了信仰和灵魂。又比如父亲的徒弟，那天冲自己招手的陈梦龙与刘三青是警校同学，和刘三青的关系甚笃。再比如刘三青害死父亲后一直逍遥法外，南安市局始终没能将他抓获归案。

“儿子，好好学习，将来考警校，当警察，像爸爸一样，多带劲！”古川记得这话是父亲古建国生前常对自己说的，说这话时父亲目光如炬、郑重其事，他曾重重地点头。

“小川，记住妈妈的话，长大以后做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再当警察……”古川也记得这话是母亲在父亲坟前对自己说的，说这话时母亲撕心裂肺、肝肠寸断，那时他同样重重地点头。

但7年之后，古川还是站在了南安市公安局机关操场。那天他身着警服，举起右手，烈日灼烧着他的瞳孔，另外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古川，为父亲报仇。”

第一场

上班后，古川逐渐了解了当年那起令自己失去父亲的毒品案件的全貌。

事情要从2001年南安市运输公司毒品案说起。2001年6月11日，南安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件。南安市运输公司两名职工借工作便利帮助他人从外地运输毒品海洛因至南安。11日上午，警方将两人和买主堵在运输公司停车场内，三人见罪行败露遂持枪拒捕，最终被警方击毙。

警方在两人驾驶的货车上查获20公斤海洛因，是南安建市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涉毒案件。只是还未等众人庆祝案子便横生枝节——民警刘三青驾车将所缴获毒品运回公安局路上发生车祸，其驾驶的南A·A6807牌照警车坠入南山水库，刘三青失踪，所押运的毒品海洛因也不知去向。

交管部门勘察了事故现场，给出的事故原因是暴雨道路湿滑，刘三青可能因车速过快在躲避对向车辆时猛打方向导致警车失控，撞断护栏坠入水库。而毒品海洛因则由于车祸导致外包装破裂，入水后散失。

南安警方对刘三青遗体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打捞和搜寻，但始终无果。水库下游几座城市的兄弟单位也进行了寻找，同样未发现他的遗骸。2001年8月，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南安市公安局对车祸做出了结案决定，民警刘三青“因公殉职”，家属享受相关待遇。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五个月后事件再度反转。2002年初，与南安相邻的武平市警方传来一则消息，他们在侦办当地一起毒品案件时查获一批毒品海洛因，经鉴定，与2001年6月南安市公安局在车祸案中遗失的证物海洛因相同，需要南安市公安局协助调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实早在车祸案发生后南安市公安局内便流传有“刘三青制造车祸携毒品出逃”的说法，只是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加之刘三青的直属领导陈梦龙和专班指挥长古建国坚持信任刘三青，所以市局才下达了刘三青“因公殉职”的结论。

武平警方的消息令南安市局震动不已，由此也展开了对刘三青车祸一案的重新调查。

“只要是人，都是有定向思维的，比如你认定一个人是好人，那你在潜意识里会忽略他身上那些‘非好人’的细节，最终得出的结论他还是个好人；如果你认定他是个坏人，那你在潜意识里会忽略他身上那些‘好人’的细节，最终得出的结论他就是个坏人。警察也是人，也会有定向思维，越是对身边熟悉的人，这种定向思维越深刻。”这是当年参与重新调查刘三青车祸案的民警后来跟古川说过的话。

从案件的最终结论看来，这一说法有他的道理。

在警方的新一轮调查中，确实发现刘三青存在问题。

刘三青，时年28岁，山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他17岁就读警校，21岁正式入警，工作的前五年一直是山城分局的禁毒骨干，市局储备人才。与陈梦龙既是警校同学，又在工作中搭档过很长时间，工作能力和成绩不在陈梦龙之下。

只是刘三青的人生从26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年他的儿子刘超出生，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对刘三青一家来说却成了晴天霹雳，因为刘超一出生便被医院诊断为地中海贫血，后期治疗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投入。

这一结果让刘三青崩溃，他和妻子都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两人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孩子的医疗费用。打那之后刘三青的人生重心便发生了偏移，他的主要精力不再像以往那样放在禁毒工作上，刘三青曾几次向公安局申请调往相对清闲的部门任职，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妻子王芸也辞去了相对安稳但时间固定、收入有限的国企工作，一边在家照顾孩子，一边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

而车祸案发生前三天，刘三青夫妇正在为一笔六万元的治疗费用发愁。刘三青借遍身边所有人也只凑到一万，有人看到那几天刘三青像丢了魂一样在街上游荡。

缺钱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算疑点，对一个禁毒警察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一个与毒品一同失踪的禁毒警察来说却是了不得的事情。南安警方开始怀疑刘三青，他们撤回了“因公殉职”结论，暂停了对其遗孀和子女的照顾政策，并开始与武平市公安机关共同调查刘三青及那批毒品的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疑点也越来越多。除了案发前缺钱，武平警方提供线索称，持有那批毒品的人绰号“长顺”，电话口音中带南安地区腔调。关键是此人对警方侦办毒品案件的过程十分熟稔，甚至了解很多公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程序、人名和地点。

南安警方随即调查了刘三青妻子王芸的银行账户，发现近期曾有几笔不明存款转入她的账户。对此，王芸称当时正值南安市局发放刘三青抚恤金和家属生活费档口，她误以为那几笔钱属于抚恤金的某一部分。加之整日忙于照顾儿子，便没有去顾及钱的来源，毕竟公安局已经下达了丈夫“因公殉职”的通知，自己也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听起来就不可能的事情。

刘三青妻子的说法没有问题，警方只好继续从武平出现的毒品海洛因上想办法。

毒贩“长顺”此前从未进入过警方视线，甚至武平当地道友圈里也都不知道这个名字。“长顺”似乎突然出现在武平毒品圈里，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如何打入当地的道友圈。但确如其他涉毒人员所说，毒贩“长顺”经验丰富，警惕性和反侦察能力也极强。没人见过“长顺”本人，他独来独往，每次交易都通过公用电话进行，2001年和2002年间，武平警方组织过几次针对“长顺”的抓捕，但都以失败告终。

抓捕行动失败并不罕见，每个警察在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多次劳而无获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抓捕“长顺”每次都在最后关头失败，要么是布控时间或地点出错，要么是行动被“长顺”发觉使其放弃交易。甚至在2002年6月的一次行动中，稍事装扮的“长顺”在交易现场与武平警方擦肩而过，他拿到了警方用来引他上钩的“毒资”，最后警方却只抓到了原本便是自家“特情”的买家。

这一状况令武平警方十分恼火，尤其是在获知刘三青身份后，两地警方之间还发生了几次冲突。武平警方怀疑刘三青在南安工作期间与一些民警建立了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将自身行动屡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南安警方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并上报了省厅，之后在南安市地面上开展的行动也有意避开南安警方。

而南安警方本就对刘三青一事十分敏感，对方把一些原本应该私下沟通的事情摆到桌面上讲，相当于不停打自家脸。发生几次武平警察未打招呼便直接来南安抓人的事情后，南安警方开始针锋相对，后来两地警方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其实，两年来南安警方一直在监控刘三青妻子的银行账户，其间依旧有人往账户中打款。警方核实打款人身份，发现都是与刘三青一家毫无关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信息因各种原因遗失或被冒用，压根不知道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过任何交易往来。

警方既愤怒又有疑惑，愤怒于嫌疑人的狡猾，而疑惑于他的行为。按理说，如果真实的打款人是刘三青，过去的警察生涯不会不告诉他这是一种暴露身份的犯傻行为，但如果不是刘三青，那为什么要屡次给他的妻子汇款？

针对刘三青和“长顺”的调查一直在进行，警方想知道“长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不是刘三青。在2003年12月，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2003年12月8日早上，古建国得到线报称毒贩“长顺”在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附近出现，古建国带徒弟陈梦龙和陈梦龙同班民警胡一楠去了现场。

“长顺”出现的汽车运输公司位于南安市山城区的桥北地区，之所以叫“桥北”，是因为南罗河穿境而过流经南山水库。在距离水库三公里远的地方建有一座南湾大桥，大桥以南属于武平市常平区，以北属于南安市山城区。

建国后，桥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一直是南安市工业基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热闹，南安的五家棉纺厂、两家机床厂、三家化工厂和一家钢铁厂都坐落在那里，工厂建立了大量的家属区，一度让桥北地区成为南安市最繁华的地带。

但8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范围内不断掀起国企改革的浪潮，过去倚靠政策过活的南安企业相继迎来了破产改制。棉纺厂和化工厂全部倒闭，机床一厂破产，二厂搬迁，钢铁厂被兼并，主要生产区迁往沿海某市。企业破产改制后留下了大量的原生活区，失业工人们丢掉铁饭碗后只能另谋生路，摆摊、出夜市、拉零活，桥北逐渐变得纷乱复杂。

待到90年代的最后几年，曾经繁华一时的桥北地区彻底沦为南安有名的“棚户区”。缺少收入来源的居民把原国企家属区分配的住宅改为出租房牟利，平均租金价格只有南安市区的一半左右，因而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这里。人员的复杂势必造成治安的混乱，加之一些违法人员通过南湾大桥往来于南安和武平之间，导致一些案件的归属权又出现了问题。久而久之，桥北地区成了南安的治安隐患地带。

运输公司所在位置恰好是那一时期桥北治安最为混乱的区域，当时运输公司也已面临改制，除了办公区留有几间办公室处理改制事务外，其他都租了出去。有家物流企业看中运输公司的停车场，要改建成物流仓库，但建筑施工进行了一半又听说改制政策有变，不得已停止施工等待消息，只留下满眼的断壁残垣。

古建国和陈梦龙赶到运输公司后通知了保卫处长谢金。因为这次事发汽车运输公司地界，他作为保卫处长有义务配合警方工作。

关于抓捕行动的细节，古川在南安市局的官方报告中看到过详细过程。进场后四人开始搜索，很快在汽车运输公司停车场西南角发现两名蒙面戴帽的可疑男子。古建国等人上前打算核实两人身份，但两人见状马上开始分头逃窜，古建国下令抓捕。

古建国带谢金扑向高个男子，而陈梦龙和胡一楠追捕矮个男子。根据事后陈梦龙做出的证据材料，古建国与谢金追捕的高个男子奔向在建中的一栋物流仓库，矮个男子钻入仓库旁的一条小巷。他在追捕矮个男子过程中古建国方向突然有枪声响起，同时矮个男子也转身向陈梦龙拔枪，胡一楠抢先开枪将矮个男子击倒。之后胡一楠留下看管矮个男子，陈梦龙赶往物流仓库支援古建国。到达现场前又听到三声枪响，均为警用64式手枪激发的声音。

进入大仓后，陈梦龙先在一楼货物楼梯口处发现中枪倒地的古建国，此时古建国头部和腹部中弹已陷入昏迷，配枪和谢金都不知去向。陈梦龙寻找谢金时听到仓库二楼传来几声枪响和谢金叫喊声，陈梦龙立刻上楼，爬上二楼后右手边有人影闪过，他喊谢金名字，谢金回应，但立刻有人朝他开枪。陈梦龙急忙躲闪，同时判断枪声来源。

因为二楼光线很暗，陈梦龙只能推测开枪者位置大概在右手方向。他再次呼喊谢金，这次谢金回应提醒他“注意安全”。陈梦龙循声寻找谢金，但他刚离开自己的隐蔽位置便遭遇第二颗子弹攻击，陈梦龙冲火光位置开枪还击，不料因光线问题，陈梦龙的子弹击中蜷缩躲藏在墙边的谢金，而高个男子则不知去向。

事后，矮个男子和古建国被送往医院抢救，两人皆因伤情过重死亡。谢金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但中枪右腿中的弹头无法取出，造成其终身残疾。之后警方又根据谢金陈述找到了三人交火的位置，在墙板和地面上提取到了弹头和弹壳。

弹头和弹壳分属两只64式手枪发射，正如谢金所说，5枚子弹属于古建国的配枪，而另外3枚子弹，技术人员检验后将数据与公安局装财部门的原始档案对比核实，确定出自早已失踪的民警刘三青的配枪。

据谢金陈述，当时他与古建国追入仓库后古建国曾鸣枪示警，但男子开枪拒捕。因为自己手中只有一根电警棍，所以古建国出于安全考虑让他负责守住门口等待增援，不要追进去。大概五分钟后谢金听到三声枪响，担心古建国有危险，他手里虽然没枪，但还是追了进去。

凭着对仓库的熟悉度，谢金判断枪声传来的位置应该在一楼至二楼的货物楼梯口附近。他也的确在该处发现状况，但当时古建国已经倒地，而另一个人影正站在货物楼梯一楼至二楼的拐角处，看见谢金后转身继续向“之”字形楼梯的上端逃跑。谢金在地上发现古建国的配枪，遂捡起配枪追逐，爬上二楼后看到男子奔向右侧的办公楼梯间。

谢金判断男子的意图可能是通过办公楼梯爬上三楼，因为三楼东头有一处建筑施工留下的攀爬架可以直通楼外。谢金随即追向办公楼梯间，但发现楼梯间大门已锁，男子不可能从此处爬上三楼，于是掉头往回搜索，不料却在某个墙角处与人撞个满怀。

两人爬起后相互躲闪射击，但均未击中对方。此后双方僵持，谢金躲在拐角处，由于所持古建国配枪内5发子弹已打空，他既不敢继续追逐，又不敢贸然离开。

高个男子可能搞不清谢金这边情况，也没有主动攻击他，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直到陈梦龙到来。之后所述情况与陈梦龙的讲述一致。

警方在现场勘察中发现二楼至三楼的办公楼梯间被反锁，判断这可能是高个男子折返与谢金撞个满怀的原因。之后警方在仓库二楼进行了反复勘察，由于大楼本就在施工过程中，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找出高个男子最终的逃跑路线，只能推测他从二楼的某个窗口跳窗逃离。

参照枪支技术数据，枪杀古建国的是刘三青。而据谢金称自己与刘三青不熟，相互只见过几面。加之对方包裹严实，自己在奔跑中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但根据谢金描述的高个男子的身形体貌，警方判断与刘三青极为相似。

刘三青杀人嫌疑基本确定。但至于他究竟是不是毒贩“长顺”警方却无法判定。因为“长顺”出现在汽车运输公司的情报是由古建国直接获取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来源。另外一个可能知情者，即矮个男子已经被民警胡一楠击毙，经身份核查确定系一名外省在逃人员，同样有吸贩毒前科。只是他所持有的枪支并非制式枪支，而是一支锯短枪管的土制猎枪。

抓捕“长顺”的行动失败。古建国英勇牺牲，获得了烈士称号；谢金因在案件中冒着生命危险追捕杀害警察的疑犯刘三青，被南安市评为当年度的治安先进个人，同时在赔偿款之外也领到了一笔奖金。令人意外的是，谢金把这笔钱捐给了刘三青妻子，让她用来给儿子治病。一句“父亲的过错不能让儿子承担”让他又一次成为南安市街头巷尾热议的典型人物。

从那之后，刘三青在南安市公安局的档案中，正式从一个失踪警察变为贩毒、拒捕、杀人在逃的重大嫌疑犯。

第二场

古川的生活大概就是从父亲牺牲那天开始发生了改变。

父亲牺牲前，中学生古川的理想是做一名画家，古川的舅舅是南安师范学院的绘画教师，小时候母亲常带古川去舅舅家做客，古川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梵高、毕加索、达利，他曾幻想自己身背画板在欧洲小镇写生的场景，还幻想自己未来能够入读佛罗伦萨的美术学院，与瓦萨里、莫迪格尼安尼、弗雷德里克·莱顿等一干大师们成为校友。但父亲牺牲后，古川对未来的期许只剩唯一，那就是当一名警察，不为别的，只为给父亲报仇。

为此他放下画板，学起了散打、拳击、跆拳道，泰拳，只要能叫上名字来的功夫他都学。高中时参加省级散打竞赛，古川拿到了金牌。学校要他转成体育生保送省体育学院，古川拒绝了，他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学这些，只为一件事，报仇。

“刘三青”三个字被古川用小刀刻在了心里，这是仇人的名字，他要记一辈子。

之后的日子里，古川和母亲一直很关注父亲的案子。

南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优抚科逢年过节会派人来古川家慰问，每次古川和母亲都会问起刘三青是否落案，优抚科的工作人员一直安慰母子二人说案件依旧在侦办中，请两人放心，一有消息马上会通知他们。

就这样，古川在等待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高考时他曾想报考省警官学院，但被母亲制止，他后来去北京读了大学。在学校，古川醉心于各种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还专门通过各种校外活动结识了一些公安大学的在校生。

每年寒暑假，古川回南安的第一件事便是陪母亲去公安局询问父亲案子的进程。说来也是奇怪，2003年12月8日后，刘三青也好，“长顺”也罢，竟然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就此失去了踪迹。

在古川的记忆中，父亲的案子最初由南安市公安局专班负责，只要他能叫上名字来的父亲生前同事都在追查刘三青的下落。大概一年后，可能是线索耗尽，公安局的专班解散，案子去到了刑警支队重案队，又过了几年，案子交到了山城分局刑警大队手上。之所以留下这些记忆，是因为不同时期母亲会带他去不同单位打听父亲的案情。

直到最后，父亲的案子回到了最初的案发地派出所——新城北路派出所。那天古川和母亲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时，母亲的精神恍惚，他依稀记得胖胖的派出所所长一边手忙脚乱地给母亲倒茶，一边义正言辞地向母亲承诺，他一定会派专人负责侦办古建国的案子。但离开派出所时，母亲充满绝望地告诉他，父亲的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那年清明，古川照例和母亲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拜父亲，母亲像往常一样倚靠着父亲的墓碑抽泣，口中却是喃喃地背出一句古诗：

“百年古墓葬英雄，而今和平谁知道？”

2010年是古建国牺牲的第7个年头，那年古川大学毕业，母亲原以为他会考研或是留在北京工作。但没想到古川领到毕业证后马上回了南安，并告诉母亲自己参加了南安市公安局当年度的招警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面试和体能测试，只待政治审查完毕后便正式入职。

母亲一脸错愕地看着古川，古川原以为母亲会像往常看到自己偷看推理小说那样歇斯底里，甚至会把自己痛打一顿。他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如果被母亲骂，他不会做任何辩解，如果被母亲打，他不会逃跑或躲避，只要母亲接受他当警察这一现实，怎么样都好。

但古川没有料到，得知自己先斩后奏的消息后母亲没有说话，更没有打他，整个屋里陷入了可怕的平静。母亲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直视一个方向很久没有移动。直到古川自己心里开始发慌时，母亲才缓缓地抬起头，一字一句地告诉古川：“去吧，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

在古川疑惑的眼神下，母亲离开了卧室，古川脑子有些发懵，不知母亲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但作为警察英烈子弟，公安局对古川的政治审查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三个月后，古川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警服。

入警伊始，市局领导出于对英烈子弟的关照，新警培训结束后将古川留在了局机关工作，并希望他发挥自己擅长绘画的才能，做一些公安宣传工作。但这似乎违背了古川当初入警时的初衷，一年后，在他的极力争取下，局领导终于同意将其调往一线任职。

定岗前，领导询问古川的意向，古川想都没想便说出了“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名字。领导有些错愕，但似乎又已料到了古川的选择。他点了点头，但又跟古川说了一句话，“可以去那里，但不能碰你爸的案子”。古川问为什么？领导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警察调查直系亲属遇害的案子，不符合法律规定。”

短短20个字，便似乎终结了古川7年的念想。他当场便想跟领导争辩，但是忍住了。毕竟无论如何，只要去到新城北路派出所，就离父亲的案子近了一步。

对古川而言，新城北路派出所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派出所旁的那家胖嫂面馆，他记忆中有关父亲的最后影像也停留在那个面摊上。古川记得那天的父亲刚剪了短发，身穿灰色棉夹克，藏青色警裤，黑色皮鞋。斜背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单肩公文包。印象至深以至于之后的梦境中，古川见到的父亲永远是这副打扮。

有时古川会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那天父亲不是头部中弹，哪怕送到医院时还尚存一丝气息，他还能够见父亲最后一面，听父亲说最后一句话，哪怕被父亲瞪一眼、骂一顿也好。为此他更恨刘三青——第一枪已经打在了父亲的腹部要害，为什么还要补第二枪？就是那一枪让自己彻底失去了和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但后来他又听母亲说，幸亏刘三青第二枪打在了父亲头上，因为第一枪击碎了父亲的肝脏，如果不是第二枪让父亲瞬间失去知觉的话，第一处枪伤不但无法治愈，而且会给父亲带来猛烈且持续的剧痛，父亲的最后时刻将在痛不欲生中度过。

“同事一场，他也算是给了你爸一个痛快吧……”母亲如是说。

2010年，古川到新城北路派出所报到时，所长还是之前接待过他和母亲的胖胖的老杨。

老杨对古川的到来并不惊讶，见面时只是轻轻拍了拍古川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从听到他入警消息那天起，新城北路所便做好了接收他的准备。古川立刻明白了老杨的意思。他故意苦着脸说自己不能碰父亲的案子，因为不合规矩。老杨却笑了笑，说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古川稍稍一愣。

新城北路派出所分配岗位时，古川申请当刑警，老杨没同意，让他先熟悉辖区状况。于是古川在河西社区干了两年片警。在那里，他和陈梦龙正式成了同事。

古川对陈梦龙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陈梦龙是父亲古建国的徒弟，以前没少往师父家跑，也经常给他这个“小师弟”带些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幼年对某个人形成的印象往往能够左右成年后对此人的评价，古川对陈梦龙有种打心眼里的亲近。但另一方面，陈梦龙与刘三青的关系又让古川对他有种莫名的抗拒感。

古建国牺牲后，陈梦龙来过家里几次，但都被母亲拒之门外，之后陈梦龙便不再登门拜访。懂事后古川才明白，那时母亲是把对公安局长期抓不到刘三青的怨恨发泄到了陈梦龙身上，但又觉得即便这样，陈梦龙也不该就此跟自家划清界限。

此外，那时陈梦龙已年过四十，差不多是古建国牺牲时的年纪。按道理南安市局的警察做到这个年纪起码该是个副处长，但陈梦龙只是个普通民警。要知道古建国牺牲时陈梦龙已经是分局刑警大队正科级大队长，古川搞不明白，陈梦龙为何干了一圈又干回了原点。

那时陈梦龙是新街北路派出所桥北社区片警，被所里同事私下叫作“混驼子”和“混不吝”。古川知道这两个称号的含义，所谓“混驼子”，就是本着“不犯错、不惹事、不干活”的原则在单位混日子；而“混不吝”则是拥有见人咬人见狗咬狗的性格，根本没法相处。古川不知道陈梦龙为啥混出了这么两个称号，记忆中的陈梦龙也不是这个样子。同事大多不愿和陈梦龙打交道，关系好的同事则劝古川说离陈梦龙远点，“别被他咬着。”

陈梦龙对古川的到来没表现出喜悦，相反，他对这个自己差不多看着长大的师弟表现出的是距离和冷漠。平时陈梦龙不怎么搭理古川，除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必要交流外，基本不和古川发生工作之外的接触。

片警除了管好自己的片区，还要负责派出所日常接处警工作。新城北路派出所分成四个值班组，古川和陈梦龙分到了一个组。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对陈梦龙的作为有了意见。

加班和备勤是一线警察的工作常态，但陈梦龙是个例外。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坐在一楼大厅读秒，提前半分钟离开值班大厅钻进车里，当秒针指向“12”时，陈梦龙的蓝色高尔夫轿车刚好驶出派出所大院。而值班时他就躺在大厅后面的备勤室床上玩手机，一玩一整天。

“陈梦龙，你上过高中吧？记得历史课本上有张清朝人抽大烟的照片不？中间一盏烟灯，旁边躺着个人，手里攥着烟枪。你就跟那人一模一样，只不过烟灯换成了插排，烟枪换成了手机！”值班时杨所长到备勤室检查工作，每次看到陈梦龙躺在床上都要发几句恨铁不成钢的牢骚。但陈梦龙并不生气，顶多换个姿势继续躺着。

古川不满，倒也不完全是因为看不惯陈梦龙的工作态度，主要还是从工作角度来看，他和陈梦龙同组，班组工作总量是一定的，陈梦龙消极怠工，古川就得分担他那部分工作，陈梦龙平时潇洒快活，古川就得当牛做马。

陈梦龙在所里没朋友，平时独来独往，也很少跟人说话。他的爱好是玩手机和上网，值班大厅有台电脑，值班时如果陈梦龙不在备勤室躺着便会从早到晚霸占那台电脑。有同事要用电脑登记信息，他便把人赶去隔壁的信息采集室。

“这家伙有病吗？值班电脑只接公安内网，又上不了外网，他从早到晚看个蛋啊。”被赶走的同事总要背地里骂他两句。

不值班时陈梦龙便躲在他负责的桥北社区警务室里不知干些什么。古川负责的河西社区与桥北社区相邻，河西社区面积不大，局里要求社区举办群众活动时古川经常去找陈梦龙，一来想跟他叙旧，二来希望两个社区能够合作。但陈梦龙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致，一听“群众活动”就摇头，说局里“吃饱了撑的”。他的兴趣完全放在桥北一家名叫“宇泰物流”的企业身上，隔三岔五就去找宇泰物流老板喝茶。

古川知道宇泰物流公司，因为老板就是谢金。

第三场

古建国牺牲后，谢金和古川母子走得很近，古川一直喊谢金“谢叔”。

虽然他当年不是警察，但算是父亲古建国的战友且目睹了父亲的牺牲，古川有关古建国最后时刻的记忆基本来自谢金的回忆。古建国牺牲后，谢金对古川一家一直很照顾，逢年过节或是古川家有什么事情时，谢金夫妻总能出现在家里。因而时间一长，两家便像亲戚一样走动着。

至于他如何从汽车运输公司保卫处长成了民营企业“宇泰物流”老板，古川之前从母亲那里听说过一些说法。

谢金的父亲退休前曾是南安市领导。谢金刚参加工作时在公安局禁毒支队，后来被父亲调去了运输公司保卫处。因为那个年代机关单位比不上国企，谢金在公安局拿死工资，而运输公司当时是市里效益顶好的企业，每年有奖金，事情也远没有公安局繁杂。

但从1997年开始，汽车运输公司效益急剧下滑，到1999年时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同年公司接到了上级准备对其进行破产改制的通知。当时大多数干部职工开始外出自谋职业，只剩谢金带着几个保卫处干事“留守”。

2004年，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终于完成了冗长的破产改制流程，职工们各自领到一笔“买断金”后彻底与公司脱离了关系。作为原运输公司保卫处长，人到中年的谢金跟绝大多数职工一样领到了一张“下岗证”。当时便有人笑话他说，当初放着公务员的金饭碗不要，贪图那点奖金去了企业，结果这下可好，人到中年“重头再来”了。

下岗后谢金出去转了一圈，发现自己能干的工作除了“保安队长”外再无选择。思来想去，他索性拉上几个朋友，租用了原汽车运输公司的场地注册成立了“宇泰物流”这家民营运输公司。当然，这事能成少不了谢金父亲当年的老朋友、老下属的帮忙。

“宇泰物流”成立时，古川还在读书，他和母亲一起受邀参加了公司的开业仪式。之后谢金还给了古川母亲一份“干股”，至于原因，谢金说一来自己当年与古建国既是好友，又是战友。他牺牲后自己一直想为古川母子做点什么，现在终于有能力了，算是告慰一下老古的在天之灵吧。二来当年古建国把自己留在仓库门口，是间接救了自己一命。不然凭刘三青的枪法，即便自己有五条命也丢了。

此外，虽下海多年，谢金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却一直没断。谢金继承了当年当保卫处长时的风格，宇泰物流自成立起一直是南安市“治安稳定先进单位”。平时新城北路派出所组织各类群众活动，谢金从不缺席。所里的民警基本都认识他，平时见面都喊他“老谢”。

谢金家住河西社区，古川在河西社区当片警时谢金常去警务室做客，每次去都给古川带点东西。有时是两包茶叶，有时是一兜水果，有时是妻子做的好吃的饭菜。谢金久居河西社区又当过警察，对街面情况十分熟悉。哪里有违法人员聚集，哪里开了地下赌场，哪里存在治安隐患这些事情躲不过他的眼睛。因此谢金经常给古川提供一些消息，古川需要摸排社区情况时也经常找谢金帮忙。

要说谢金的运气也是相当好，“宇泰物流”原本只是一家不大的运输公司，成立的前几年一直默默无闻。但2010年桥北地区被南安市划为“经济开发区”，重新迁入了很多企业，谢金的“宇泰物流”生意一下红火起来，短短几年间已经成为山城区排得上号的民营企业。

赚钱之后，“宇泰物流”经常向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捐款捐物，谢金与南安警方的关系也愈加亲密。逢年过节，宇泰物流会组织员工慰问值班民警，还出资与公安局优抚部门共同建立了一个专项基金，用于扶持患病或家庭困难的民警。

古川问起谢金做这些事情的原因，谢金总是长叹一声说可能还是和公安系统有未解之缘吧，当初离开公安系统是老父亲单方面决定又一手操办的，直到调令下来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但凡当初自己有一点自主权的话都不会选择离开公安机关，现在自己老了，也不可能再有机会回去了，所以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说到这里，谢金似乎又有些伤感。他说其实一直挺羡慕古川父亲的，自己是警察，也培养了一个当警察的儿子。自己如果有儿子的话，差不多也是古川这般年纪，自己说什么也要让他去当警察，圆了自己当年的梦想。

孩子一事算是事业有成的谢金心里一块伤疤，他和妻子结婚快三十年，一直没有孩子。早年两人都没当回事，觉得该有的总会有。后来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之后才去医院检查，却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有问题，想花钱治疗，医院却说两人年纪都差不多了，没必要再花这份冤枉钱，所以这事儿就这么耽误了。

“赚了钱又能怎么样？我们老两口也花不了多少，况且真要是哪天撒手走了，这些钱不也还是充公了，还不如现在就捐了，也算给自己落个好名声……”

谢金夫妇多次在古川母子二人跟前说过这话，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古川的喜爱之情，明眼人能听出其中的含义。母亲曾问过古川，愿不愿意认谢金夫妇做个“干爸妈”，古川思考了很久，但没有同意。

古川也很感激谢金夫妻多年来对自己和母亲的照料，但父亲古建国在他心里的地位不可撼动。古川想过，即便真的要认“干爸妈”，也得等到自己把父亲古建国的案子破了、把凶手刘三青抓了才行。

与对古川的真诚和热络相反，谢金不喜欢陈梦龙。

作为桥北社区的片警，谢金与陈梦龙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况且当年两人曾一起跟随古建国追捕刘三青，也算得上是过命的交情。但不知为什么，谢金总是跟陈梦龙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两人表面一团和气，在外人面前有说有笑，但古川几次想招呼两人一起吃饭或合作干点什么，谢金总是推说有事，婉言拒绝。时间长了古川也看出了问题——两人似乎结了什么梁子。这个古川倒也能理解，毕竟当年陈梦龙打过谢金一枪，虽然只是意外，但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谢金嘴上不说，但心里有疙瘩是难免的。后来他想帮忙调解一下，但陈梦龙总是打着哈哈说“没有的事”，而谢金却几次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不跟古川说。

但有些事古川会看在眼里。其实他感觉这些年陈梦龙对谢金挺不错的。单是他知道的那些事里，2005年宇泰物流开业后，陈梦龙主动申请担任了桥北社区的片警；2007年宇泰物流发生窃案，陈梦龙不眠不休三天破案给谢金追回了全部损失；2009年陈梦龙帮谢金破了保安监守自盗案子，还在宇泰物流院里设了警岗。2010年陈梦龙把原桥北警务室的两个辅警派去宇泰物流的警岗给谢金充当保安至今，其中一名辅警还是陈梦龙的小舅子。

2014年南安市实施“平安南安”计划，陈梦龙四处活动把宇泰物流搞成南安市重点治安单位，在作业区免费安装了十多个摄像头且都接入新城北路派出所监控室，不仅提高了宇泰物流的安保等级，还帮谢金节省了一大笔开销。现在宇泰物流大院里有什么风吹草动，谢金还未察觉陈梦龙就已经帮他料理妥当了。

如果这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并不奇怪，但对于陈梦龙这个有名的“混驼子”和“混不吝”来说，能做出这些事几乎是天方夜谭了。当然，古川也知道公安局内部很多人对陈梦龙的做法嗤之以鼻。很多人说他“公私不分”、“慷国家之慨”，推测他做这些其实是在巴结谢金。谢金虽然只是个私企老板，但父辈在南安市深耕多年且背景深厚，陈梦龙之所以能在公安局混日子十几年，全靠谢金背后给他行方便。

古川不知道谢金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但他能感觉到现实中谢金似乎并不领陈梦龙的情。“他只是做了一个警察该做的事情而已，我为什么要领他的情？咱都拍着良心说，抓小偷、装监控，哪样不是他的分内之事？这算是‘他的情’吗？”终于有一次，谢金有些恼火地对古川说。

“我不愿和他深交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因为他以前打过我一枪，让我成了瘸子，那一枪我早就忘了！我现在看不上他，是因为这家伙变了，从你父亲死后开始的。”谢金说。

谢金所说的陈梦龙“变了”，是指两个方面。

一是陈梦龙变成了“混驼子”、“混不吝”，整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谢金说自己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样的警察，更何况他还曾是古建国的弟子，即便不想着抓住杀害师父的凶手，也不该这么浪荡着给古建国丢人。

这句话戳中了古川的心，说心里话，虽然从父亲牺牲后到古川从警前，他与陈梦龙没见过几次面，但自从听说陈梦龙调往新城北路派出所后古川一直觉得他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案子才这样做的，为此他打心里很感激陈梦龙，也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梦龙身上。

但参加工作之后，尤其是和陈梦龙共事之后，古川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想错了。陈梦龙调回新城北路派出所似乎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案子，或者说他单纯地只是想回老单位图个清闲而已。杨所长曾跟古川说过，陈梦龙刚调回来时，所里的刑侦副所长刚好调走，杨所长本打算让陈梦龙接任这个职务。

陈梦龙之前是分局刑侦骨干，现在回所里干老本行，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陈梦龙拒绝。他说只想干两个岗位，一是所内勤，二是桥北社区片警。杨所长说这两个可都是民警岗位，没有正、副科职务，陈梦龙一句话便把杨所长怼了回去，他说无所谓，要当领导干嘛还来派出所呢？

“我当初也以为他调来是想接老古的案子，所以才向上级汇报把刑侦副所长的位置给他，但结果你也看到了？他心里压根没这想法嘛……”杨所长说。

之后杨所长便把陈梦龙甩去了桥北社区。每次想起杨所长的话，古川都自嘲地笑半天。古川又想起母亲倚在父亲墓碑上说的那句话“百年古墓葬英雄，而今和平谁知道”。是啊，纵然陈梦龙和古建国有师徒情分，但毕竟非亲非故，怎么可能指望人家做这种事情呢？这点古川认同谢金的看法，但也对陈梦龙的选择表示理解。

但对于陈梦龙“变了”的第二个方面谢金却始终说得含糊其词。他只说这几年陈梦龙做的一些事情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还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似乎不太符合他的身份。古川细问，谢金却不说透，但让古川在与陈梦龙共事时“留个心眼”。一番话说得古川云里雾里，谢金看他不开窍，只好叹了口气，说：“警察这个行当接触的人杂事也杂，队伍也没你想得那么单纯，当个好警察的前提是保护好自己，而保护自己的前提是时刻保持一些必要的戒备，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其实古川心里清楚，生在警察世家的他怎么会听不懂谢金话中的意思？刚才的“不开窍”，更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不敢相信罢了。

第四场

古川一直想找陈梦龙谈一谈。

其实这样说也不太准确。一来论资历，古川是新人，陈梦龙虽然“混驼子”、“混不吝”，但终究是有20多年警龄的老民警；二来论辈分，陈梦龙当年跟古建国称兄道弟，古川按理得喊陈梦龙一声叔叔。古川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汇代替“谈一谈”，最后索性决定请陈梦龙“喝一杯”吧。

古川明白自己想找陈梦龙谈什么，思考一番后，觉得还是叫上谢金为好。2013年3月的一天，刚转至刑侦岗位的古川向陈梦龙和谢金同时发出了邀约，请两人一同去桥北的“新竹酒家”吃饭。

陈梦龙欣然同意，谢金期初有些犹豫，他问古川吃饭的原因。古川不瞒谢金，说自己转到刑侦岗位上来了，而父亲古建国牺牲的案子就在新街北路派出所刑警队手里，自己想去查，但毕竟是直系亲属，与条例不合，想让陈梦龙牵头。听古川这么说，谢金没再犹豫，答应了他的邀请。

当时古川已经知道谢金不喜欢陈梦龙，但谢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很有城府。他虽然讨厌陈梦龙，但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至少给足了古川面子。三人一见面，谢金便跟陈梦龙热情地打招呼，问陈警官最近在忙啥，怎么也不来公司喝茶了，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周得罪了？

陈梦龙倒是一脸喜悦，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谢总想哪里去了，近段时间上级派了任务下来，自己社区分了指标，近段时间正为这事儿忙得焦头烂额呢。

陈梦龙此话不假，但在古川听来却感觉可笑。一个月前市局经侦禁毒支队确实下发了本年度打击吸贩毒的通知要求，但作为一个常年混驼子的家伙，陈梦龙怎么可能把这当回事儿？

不过饭局还是在一片良好氛围中拉开帷幕。酒过三巡，古川看时机差不多了，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完之后他一边装作吃菜，一边用余光观察陈梦龙的表情。

没想到陈梦龙立刻放下手里的酒杯，咂了咂嘴，面色沉重地说，这事儿你跟我说，难办，一来案子过去这么久了，对“长顺”的协查通报也好，上网追逃也罢，该做的此前都做了，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二来这事儿如果要查，也该给你的顶头上司、刑侦副所长刘茂文说，毕竟“长顺”的案子在他手上，查与不查，怎么查也是他说了算；三来我现在只是个片警，连刑警都不算，咋查？

按照当时的场景，陈梦龙应该还有“四来”和“五来”要跟古川阐释，陈梦龙话说得很理性，但越是这样古川越失望。陈梦龙有理有据有节，但就是看不出其中还有一丝对父亲古建国的情分在。但即便这样，古川也不能说什么，毕竟原意是来找陈梦龙帮忙，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所以他也只好就这么听着，边听还边要装作理解地点头。

是谢金先绷不住的，他把酒杯砸在桌面上，打断了陈梦龙的话。

“你咋这么啰唆，干与不干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扯这么多有的没的干啥？一起出去做事，四个去三个回，没回的那个还是你师父，现在他儿子来找你，里外都是分内之事，扯这么多犊子你脸红不脸红！”谢金话中带着愤怒。

一席话顶得陈梦龙满脸通红，包间内的气氛突然安静下来，十分尴尬。

“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半晌，陈梦龙甩出一句，然后猛地把杯中酒倒入口中，伸手抓起自己的单肩包便往外走。临走时拍了拍古川的肩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谢金的后脑勺。

“你能指望他吗？他还有点血性吗？他还算个警察吗？说句不好听的，在晚辈面前被人这么叼一顿，是个人就受不了，他呢？连句屁都不放就走了。也对，事儿虽没应，但酒喝了饭也吃了，是该走了，不走等着买单啊！”望着陈梦龙离去的背影，谢金恨恨地骂道。

饭局不欢而散，陈梦龙的态度也差不多让古川在心里绝了找他帮忙的念想。之后的日子里，陈梦龙不知是因为心中有愧还是不想多事，开始有意躲着古川。以前在胖嫂面馆过早，大家坐在一起还能聊几句，自从那场饭局之后，古川再在胖嫂面馆遇到陈梦龙时，他要么不说话默默吃饭，要么搬着饭碗去旁边桌上，很少再搭理古川。期初古川心里有些膈应，觉得这家伙怎么跟个女人似的，心眼这么小，不帮就不帮，咋还躲起来了。后来古川也就习惯了，觉得“混不吝”这个名字确实适合他。

“我觉得吧，这家伙从分局下来之后，不该再当警察的。你看现在胖嫂面馆的生意多好？当初陈梦龙娶了胖嫂的女儿，就该老老实实回来跟胖嫂一起做买卖，这么会算计的人，不出来做生意真是屈才了。”后来谢金跟古川说，古川这时才知道，原来当年娶了胖嫂女儿的民警竟然是陈梦龙。

“那敢情现在我们都在给他们家投资啊？”古川也感慨了一句。

“是啊，所以说，他家去年在城南刚买的那套房子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算起来，起码卫生间应该是你这几年吃出来的吧……”谢金嘿嘿笑着说道。

虽然陈梦龙拒绝帮忙，但古川还是要查父亲古建国的案子。但问题是怎么查，从哪儿开始查？查谁？查哪里？

其实陈梦龙有些话虽是托词，但也托得有理有据，当年全局成立专班都没查出来的事情，现在过去快十年了，他古川一个人单枪匹马又如何去查？当年没有网上办案系统，没有警综平台，所有信息都集中在那本纸质档案中，档案封存在市公安局刑侦局的档案库里。况且局领导先前便有交代，不让他碰自己父亲的案子，这可怎么办才好？

古川想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刑侦副所长刘茂文，但心里又有点犹豫。

刘茂文和陈梦龙年纪相仿，老刑警出身，从入职一直在新城北路派出所工作。参加工作前两年古川在社区，跟刘茂文没什么交集。第三年开始转到刑侦岗跟了刘茂文，心里又不太愿意跟这位领导打交道。

在古川看来，刘茂文是那种机关单位里典型的“官油子”，特别会说话，特别会来事，但也特别会躲事。反正好事从来拉不下他，黑锅从来找不上他。这些年没听说过他破过什么大案要案，但每年立功受奖都少不了他。他治下的责任区刑警中队也继承了他的风格——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事从来不给自己找麻烦。

果不其然，古川向刘茂文讲了自己的想法，刘茂文立刻表态：案子确实该查，不能让老前辈的牺牲成为一桩悬案，这已经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必须得查。但随即刘茂文也向古川提到了那四个问题——怎么查，从哪儿开始查？查谁？查哪里？当然，刘茂文也说了，如果这些年古川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那就一定要追查下去，不论多大困难，他都义不容辞。

从刘茂文办公室出来，古川心情着实激动了一番，但随即却意识到，刘茂文这只老狐狸跟他义正词严地讲了一番废话。古川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去找他的，但他却像一个足球场上的优秀门将一样又把问题回传给了古川。

古川对刘茂文打太极的功力敬佩不已，但也没有办法。有次他把这事儿给谢金说了，谢金说刘茂文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钉子户，从2002年调来新城北路派出所当民警开始一干就是快14年，早就干“油”了，这种事儿你也指望不上他。

“你要真想查，还得靠自己。其实公安局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案子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要能查出来早查出来了，真的不行就算了吧，人也不能总活在过去不是？”谢金说。但古川不想放弃，他说自己必须把这事儿查出来，不然感觉这警察干得都没意义。谢金无奈只好由着他，只是跟古川说如果有什么用到他的地方说一声即可。

古川点点头，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思来想去，古川决定先从刘三青的遗孀身上下手。刘三青可以跑路，但妻子不可能带着患病的儿子随他一同跑路。

刘三青的妻子名叫王芸，户籍所在地的房产已经变卖，古川几经查询，确定她最后的登记住址在南安市山城区江景路的一个城中村里，2013年3月17日上午，古川按照地址找到江景路城中村打听消息。

古川找到了王芸租住过的房东，房东说那个女人两年前已经离开了这里。古川还想问点别的，但房东似乎对古川抱有戒心，不愿跟他多说。古川掏出警官证递给房东，本以为这样可以打消他的戒心，没想到见到警官证后房东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像只受惊的兔子般一边摆手一边嚷嚷道：“我就是租个房子而已，跟她没得任何关系，该交代的之前都交代过了！”

房东的反应令古川疑惑，但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他的好奇心。再三追问下，房东终于开口讲了有关王芸的事情。

“以前娘儿俩住在二楼一间小房子里，妈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做‘扁担’，儿子天天在楼上躺着，偶尔会背着书包去上学。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身体不好。”房东告诉古川。

江景路城中村临近南安小商品批发市场，这所批发市场的规模在整个华中地区算是最大，曾与著名的义乌批发市场齐名。城中村里住的大多是外地来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商户，再就是那些在批发市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扁担”。

所谓“扁担”，是本地对搬运工的形象称呼。过去小商品市场里人员拥挤、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过，商户们进出货物需要通过人力搬运。这些搬运工用扁担挑起货物穿行在市场内，时间长了便被人形象地简称为“扁担”。

王芸就曾是“扁担”大军中的一员。古川打小便知道“扁担”，但现在又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因为印象中做“扁担”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大老爷们。像王芸这样的女人如何干得了“扁担”的活计？

“挺惨的，听说她家男人犯事跑了，留下孤儿寡母熬日子，听女的说，她以前在市食品厂上班，因为要挣钱给孩子治病才干了这行……”房东接着说。他对王芸的记忆很深，因为王芸除“扁担”外还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当然，那并非一件光彩的工作，也是因此，房东最先见到古川时不愿多说。

“这儿住的大多是独身而来的商贩和‘扁担’们，日子长了，自然有些女人捞起了他们的偏门……”房东说，王芸后来也成为其中一员，原因跟大家一样，赚钱。不同的是，其他女人们白天无所事事只等晚上开工，但王芸除了晚上开工，白天还要出去做扁担。

“这个女人很计较钱，平时为了块儿八毛能跟人争半天，但大家都理解她，给孩子续命嘛，她儿子那病简直是个无底洞，钱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到。”

“那后来为什么搬走了？您知道她搬去什么地方了吗？”古川问。

邻居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大概是2011年夏天，一个深夜，王芸着急忙慌地找他借三轮车，说是要带孩子去医院。这一走那孩子就再没回来，等王芸还车的时候他问孩子状况，王芸说死了。

“男孩子死后不久王芸就退租走了，再没回来过，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房东说。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